1934年,魯迅寫過一篇叫《"京派"與"海派"》的文章。此時,恰逢沈從文與蘇汶爆發“京海之爭”。他老人家,就針對這件事有感而發了一番。
在文章里,魯迅將京派定性為“官的幫閑”,而海派則是“商的幫忙”。這意思是,“京派”文人依附官僚體系,而“海派”文人受資本裹挾。
當時的北平,雖然不是首都了,卻也是有著皇城根的遺老遺少,仍是文化政治的中心。而十里洋場的鴛鴦蝴蝶派們,關心的是稿費多少,印數幾何。
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其實是說“變現要趁早”。民國時期的電影公司老板們,也早懂得用演員緋聞來賣票了。
90多年過去后,風云變幻,但魯迅的理兒,其實一點沒變。
你看,前陣子,因為王傳君獲得東京電影節影帝這事,被傳是“滬圈資本”運作,雖然只是傳聞,但骨子里也是“商的幫忙”的體現——意思是,有資本撐腰。
當然,這件事雖然落幕了,但中國的文娛圈層,一直都是街頭巷尾、社交媒體上熱議的話題。
人們想要知道的是,京圈、滬圈……到底是什么圈?
這些圈子,構成了中國的文娛勢力版圖。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各區域圈子確實屬于鐵板一塊,抱團取暖,但在新世紀以及最近10年的互聯網崛起后,圈子早就是一個文化概念而非真正的“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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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圈-
1924年春天,徐志摩在北海附近租了處院子,每周六下午開沙龍。胡適、梁啟超、林徽因等名流常來,在院子里喝茶聊詩論政。那時候的文化圈,靠的是家世、學識、人脈。徐志摩祖上是浙江富商,劍橋留學回來,認識的都是頂尖知識分子。
沒這個底子,連門都進不去。
文學界之外的梨園行——早期的娛樂圈,梅蘭芳祖父梅巧玲是同治光緒年間的名旦,伯父梅雨田是琴師。八歲開始學戲,十一歲登臺,二十出頭紅遍京城。能紅不光靠天賦,更靠的是整個家族在梨園積攢的人脈。
那時候要想在京城唱紅,你得先讓達官貴人賞識,再通過茶樓戲園子打開市場。沒人帶,唱得再好也出不了頭。
這套系統一直延續到幾十年后,只是換了套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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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京圈在沉寂30年后,重新占領文化娛樂高地,核心人物,還是如梅蘭芳一樣的“文藝世家”,以及獨具時代特色的“大院子弟”。
你像陳凱歌的父親陳懷皚是導演,母親是編劇;姜文的父親是軍人,自己從中央戲劇學院出來后,靠著京圈資源拍出《陽光燦爛的日子》。而原作者王朔,也是大院子弟。
再往后看,第五代導演群體幾乎構成了京圈的中堅。雖然是陜西人,但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工作,逐漸融入了這個圈子,成為西北圈和京圈的黏合劑。而田壯壯,也是根正苗紅的京城子弟。他們那代人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有師承、有競爭、也有合作。
張藝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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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之前,王朔是這個圈子的精神圖騰,帶著、葉京這幫兄弟,把那種“玩世不恭”做成了文化產品。馮小剛是京圈“庶出”上位——他并非大院子弟,而是胡同串子,為了融進王朔那個圈子,鞍前馬后,把“官的幫閑”這四個字演繹的淋漓盡致。
馮小剛
2000年到2010年間的京圈,演變成了以華誼兄弟為核心的資本局。王中軍、王中磊兩兄弟,手里握著當時的不少優質資源。現在還在線上的很多老牌藝人,當年都是華誼出來的。
馮小剛攀上王朔進入文娛圈后,又跟華誼兄弟搭上線,逐漸成為京圈商業片的代表人物。他的“賀歲片”概念,本質上就是利用北京的宣發資源和媒體關系,把電影變成一種節慶消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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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圈的特點是什么?是江湖的“局氣”,也有睥睨眾生的“排外”情結。
一位上海籍演員曾在采訪里,說過一件事。2000年左右,他到北京發展,參加一個飯局,桌上坐著幾個大導演和制片人。整頓飯吃下來,他基本插不上話,因為那些人聊的都是"你認不認識誰誰誰"、"那個項目是誰誰批的"。
他當時就明白了,在北京,有些東西不是演技能解決的。
以前有個段子在圈里流傳:京圈的飯局上,如果有人問“您家里是做什么的”,那基本就是在確認你有沒有進入這個圈子的資格。
但現在的京圈,隨著華誼的沒落、王朔的退隱、馮小剛的過時,早就不復當年。更重要的是,隨著互聯網長短視頻平臺的崛起——他們基本都將總部設在北京,所謂京圈大佬,也都得巴著這些新貴們。
像馮小剛,得老老實實給他們拍劇,全無當年“只買貴的不選對的”那種豪橫勁兒。視頻平臺項目評估過會,一些有頭有臉的京城大腕兒、知名導演,都得親自到,下面坐著一群“評估”他的小年輕,生死就由這幫掌握著算法數據的互聯網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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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式微,但京圈那股子傲氣還在。你看看在綜藝節目上的“教父”做派,就是典型的京派遺風——雖然我是拍電影的,但得端著,我有家學淵源。
陳凱歌
現在,如果還有“京圈”的話,很可能是“的朋友圈”。
吳京
吳京以前混港圈的,其實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但早年不算順遂,人過中年后,推出《戰狼》,一躍成為新時代的導演代表人物。他支持拍出《流浪地球》傳為佳話,也讓兩人深度綁定。
郭帆
郭帆在入行之初,曾受到的幫扶,寧導的幫扶對象里,也有路陽、等,他們幾個都成為當下影壇中堅力量。而寧浩又親自調教出來一幫“壞猴子們”,火速占領市場,佼佼者如申奧、文牧野等。
寧浩
饒曉志
他們這幫人,構建了新的“京圈”體系,經常互相投資對方的電影。除了吳京,其他不少都是外地人,這和過往“京圈”排外不同,也算是與時俱進了。
除了影視領域的京圈,還有喜劇圈。以郭德綱為首的德云社,是京城老派傳承的扛把子;體系的沈騰馬麗他們雖然是東北的,但長年混跡于京城;而在喜劇領域算是正統京圈的,是馬東,用一喜、喜人等節目,籠絡了一批新新喜劇人。
開心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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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圈-
1943年,23歲的張愛玲在《天地》月刊發《沉香屑·第一爐香》,一炮而紅。
那時她住愛丁堡公寓,樓下就是繁華的南京西路。整個40年代,上海到處是舞廳戲院出版社,文化商業高度發達。張愛玲寫的那些故事,背景就是這個國際化程度很高的摩登都市。她的一句出名要趁早,到現在也是至理名言。
同時代的上海灘,還活躍著“鴛鴦蝴蝶派”——張恨水、周瘦鵑、程小青。他們在《申報》連載通俗小說,有大量市民讀者,按讀者口味進行小說情節的撰寫、調整。這種商業化創作模式,已經很現代了——類似于當下的網文作者。
所以,民國時期的上海,就已經成為高度市場化的地界了。這套商業機制下培養的文化人,天生帶著商業意識。
不管是百年前,還是如今,上海娛樂圈,就是商業化的極致。阮玲玉的自殺,說白了是被小報和輿論逼死的,那是商業社會最早的“網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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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滬圈,依然延續著這種商業化、職業化的特點。你看胡歌、馬伊琍、孫儷鄧超夫婦這波人,很少像京圈那樣抱團互捧,也很少搞什么“拜把子”的江湖義氣。他們更像是職業經理人——演戲是工作,下班是生活。
京圈要的是“面子”,這是權力認可,滬圈要的是“體面”,算是階級區隔。
建國以后,上海的文化地位一度被壓制,但底子還在。80年代改革開放,上海又重新活躍起來。上海電影制片廠在那個年代出了很多好片——謝晉的《芙蓉鎮》《天云山傳奇》,后來組建了上影集團,成為滬圈的地基。
90年代,上海灘出現了一批新的文化人。王安憶寫《長恨歌》,把整個上海的百年歷史裝進一個女人的故事里;陳逸飛從畫家轉型做導演,拍《海上舊夢》《理發師》,都是很上海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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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00年以后,滬圈的代表人物換了一批。徐崢算是最成功的。他在上海戲劇學院讀書,畢業后演話劇、影視劇,后來自己成了一線導演。徐崢的團隊,經常合作的,也是一幫上戲同學。
徐崢曾經說過,上海人做事情講究“體面”。這“體面”不是裝X,是一種職業態度——合同要簽清楚,賬目要算明白,該你的錢一分不少,不該你的別想多拿。這種契約精神,讓滬圈在跟資本打交道時顯得專業。
但,滬圈有自己的問題——缺少冒險精神。京圈的人可以為了一個項目喝酒喝到半夜,拍桌子談錢,滬圈的人更傾向于開會討論、做PPT、走流程。效率高,但有時候少了點江湖氣。
但例外的是韓寒,雖然他算得上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但與滬圈一直是游離狀態。當導演之前,懟天懟地,不太有上海人的圓融,更有點北平舊文人的臭脾氣。后來拍電影,第一部電影出資方主要是總部在北京的勞雷影業和博納。到現在,其實都和所謂的滬圈有著明顯的區隔。
郭敬明則是另一個極端——是滬圈一個很有意思的變種。他不是上海人,但他比上海人還渴望那個“小時代”。他用一種暴發戶式的審美,堆砌出了外地人眼中的奢華光影。這其實也是一種“商的幫忙”——幫商家賣奢侈品,幫小鎮青年造夢。
現在的滬圈文化,其實和時尚圈、金融圈高度融合了。你在上海的活動上,看到的更多是公關總監、基金經理和不知道哪里冒出來的“名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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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些年,上海在爭奪“中國電影中心”的地位。浦東有了影視基地,松江也有了車墩影視城,政府給稅收優惠,吸引劇組來拍戲。但說實話,真正的核心資源——大導演、大明星、投資公司——還是在北京。上海更像是一個“加工廠”,提供專業的服務,但不是決策中心。
有個段子:北京人決定拍什么,上海人決定怎么拍,深圳人決定花多少錢拍。
回過頭來說王傳君,他的影帝獎項,真是滬圈運作的嗎?
雖然王傳君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但他與所謂的“滬圈”不僅不親近,甚至可以說處在一種“若即若離”乃至“相互放逐”的狀態。
我們要看他這幾年的“貴人”是誰——從《我不是藥神》到《孤注一擲》,再到今年暑期檔大熱的《南京照相館》,王傳君職業生涯的幾個關鍵節點,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寧浩,以及他的“壞猴子影業”。可以說,王傳君是寧浩一手從“關谷神奇”這個角色里挖掘出來的“鉆石”。
王傳君目前的經紀公司是萌揚文化,大股東以前是檸萌影業,2020年,檸萌將股份轉給了融創文化(現更名為圣曉文化,占股35%),也就是地產巨頭融創集團的文娛子公司。如果要說運作,其實也輪不上滬圈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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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圈-
曾幾何時,港圈是宗師。
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香港電影和TVB劇集,那是全華人的精神食糧。邵逸夫、鄒文懷……是名副其實的影視大亨,邵氏、嘉禾、新藝城、銀河映像,這些公司,代表著一個時代。
那時候的香港,是全球第二大電影出口地,僅次于好萊塢。成龍的功夫片、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王家衛的文藝片、杜琪峰的黑幫片,統治了整個亞洲市場。
香港電影的崛起,跟它的工業化體系分不開。邵氏在60年代就建立了制片廠,有自己的導演、演員、攝影師、美工團隊,每年能生產幾十部電影。那套流水線作業的模式,放到今天也不落后。
但更重要的是,港圈有江湖氣。但這種江湖氣不是北京的那種局氣,而是師傅帶徒弟的傳承式。
很多導演都是從場記、副導演干起來的,然后跟隨某個導演,一路在劇組里摸爬滾打多年,熟悉每一個環節。他們拍戲不靠劇本,靠的是經驗和直覺。
徐克拍《黃飛鴻》系列,經常是邊拍邊改,演員都不知道明天要演什么。這種"粗放"的方式,反而產出了很多經典。
1997年回歸之后,香港電影開始走下坡路。一方面是盜版猖獗,另一方面是東南亞市場萎縮,投資越來越少,很多電影公司關門。
隨著內地市場的崛起,“北上”成了香港影視人才的出路。
陳可辛最早搞懂了內地規則的,很早就開始合拍片,有《十月圍城》,又有《投名狀》,后來又拍《中國合伙人》、《奪冠》,他把自己變成了半個京圈人。林超賢抱住了博納的大腿,拍主旋律大片,那是“官的幫忙”和“商的幫忙”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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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港圈,分成了兩撥。
一撥是徹底融入內地的,像王晶,什么都能拍,什么片都敢接,賺錢嘛,不寒磣,這是香港人務實精神的極致。另一撥則堅守本土,內地較為熟知的比如黃子華,還在拍那種懷念往日榮光的小成本港片。
爾冬升在綜藝里罵小鮮肉,那是真的憤怒,他代表的是香港電影曾經嚴苛的工業標準,但在流量為王的內地娛樂圈,那套標準失效了。資本不看演技,看數據。
港圈的沒落,其實也印證了一句老話:形勢比人強。當錢都在北方的時候,維多利亞港的風,也就吹不起浪了。
不過香港電影人北上,也面臨水土不服的問題。香港電影習慣了自由創作,到內地要考慮各種限制,很多導演不適應。
還有文化差異——香港人講粵語,思維方式也不一樣。他們拍的東西,有時候內地觀眾不買賬。王晶后來進軍內地,不管是賭片、古裝片,在內地的口碑、票房都一般,因為港式幽默內地人不懂。
在1997年之前,港臺算是一體的,兩者捆綁比較緊密,像港片《黑金》,拍的其實是臺灣的事兒。八九十年代臺灣有過一個“新電影運動”,侯孝賢、楊德昌這些大導演拍了很多好片,啟用不少香港名演員,比如《悲情城市》是梁朝偉主演。當然,現在這兩位大師一個去世一個退隱,也就剩下李安是最強代表。
到了21世紀,臺灣市場萎縮,電影工業基本停擺了
港臺圈現在的尷尬在于,他們有技術、有經驗,但市場不在手里。內地的資本、觀眾、票房,才是他們生存的根本。
全球電影工業都在整合,好萊塢也是集合了各國的人才。港臺電影人北上,本質上是在一個更大的市場里尋找自己的位置。
至于香港的另一面——粵語歌曲,也隨著市場北移而日漸凋零,這里不再多說,以前我們發過一篇香港流行音樂五十年興衰史,是黃霑的博士論文節選,全面梳理了粵語歌的輝煌和沒落,可以看看,萬字長文,精心整理,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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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圈-
如果說京圈、滬圈、港圈是都市文明的產物,那西北圈就是從黃土里長出來的。
西北的文化屬性,其獨特性,誰也替代不了。
80年代,有“西北風”音樂潮流。《黃土高坡》《信天游》這些歌,把陜北民歌和搖滾樂結合起來,唱出了一種蒼涼粗獷的感覺。崔健雖然是北京人,但他的音樂里有濃厚的西北色彩,《一無所有》旋律借鑒了陜北民歌,歌詞也有西北式的決絕。
電影方面,第五代導演里有好幾個跟西北“有緣”。張藝謀是陜西西安的,自不消說,陳凱歌在西北當過知青,田壯壯的《獵場札撒》也是在內蒙古拍的。他們早期的作品——《黃土地》《紅高粱》《盜馬賊》——都有很強的西北氣質:荒涼、粗礪、充滿力量。
張藝謀最好作品就是由黃土地底色構成的,像是《活著》。這些電影里的人物,都有西北人的性格:倔強、隱忍、不服輸。
文學領域,西北早期的扛把子,是張賢亮,寫過《靈與肉》這樣的傷痕小說(后來改編為了電影《牧馬人》)。他也熱愛影視,曾經創立寧夏華夏西部影視城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早在1993年就搞了寧夏鎮北堡西部影視城。
這里,誕生過《大話西游》,結尾時,至尊寶和紫霞在城門對峙,就是在鎮北堡西部影視城的城樓所拍。
不過,西北圈資源太少,至少跟北京上海沒法比。大部分西北籍的文藝工作者,要想發展還得去北京。張藝謀在西安拍了幾部片子之后,工作重心就轉移到了北京。
西北題材本身比較小眾,像《白鹿原》都拍成過影視劇,但與原著的影響力完全不成比例。
最近幾年,西北地區有了一些新的代表人物以及呈現方式。
比如烏爾善,內蒙人,《封神》第一部出來時,一度被捧上“神壇”,但經歷了第二部和電影《異人之下》,又被拉下來了。就看《封神》第三部,能否力挽狂瀾。
和烏爾善的重工業不同,陜西導演李睿珺,拍過《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隱入塵煙》等,很慢,很安靜,拍的都是西北普通人的生活。《隱入塵煙》票房過億,算是文藝片里的爆款。
西北圈的未來,可能不在主流娛樂工業,而在獨立創作和藝術電影領域。畢竟,那種蒼涼遼闊的感覺,是其他地方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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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圈-
東北,在中國文娛領域的地位,一直挺特殊的。
要說東北的文藝傳統,得從二人轉說起。這種地方戲曲起源于清代,流行于遼寧、吉林、黑龍江。二人轉的特點是"說唱并重",一男一女兩個演員,邊唱邊跳,插科打諢,特別接地氣。
眾所周知,趙本山是從二人轉出來的。他1958年出生在遼寧鐵嶺,六歲就開始學二人轉,在農村跑場子唱了十幾年。第一次上春晚,就一夜成名。之后連續二十多年上春晚,幾乎成了春晚的代名詞。
趙本山的成功,不光是因為他演得好,更因為他代表了一種東北式幽默。那種幽默是自嘲式的、荒誕的、帶著點苦澀的。《賣拐》《賣車》《不差錢》這些小品,講的都是小人物被忽悠、被欺騙的故事,但你看完不會難受,反而會笑。
在趙本山的培養下,東北出了一大批喜劇演員。小沈陽、宋小寶、程野、王小利……都是從"劉老根大舞臺"走出來的。趙本山建立了一套"師徒制"的培養體系,跟京劇的科班差不多,師父手把手教,徒弟在臺上練,摔打幾年就能出師。
除了趙本山這一支“野路子”,東北還有另一支力量——科班喜劇人。沈騰、馬麗都是從軍藝、北電、中戲這些學校出來的,但他倆都是東北人。
沈騰雖然在北京讀書,但他的幽默感完全是東北式的——夸張、荒誕、接地氣。《夏洛特煩惱》《西虹市首富》這些電影,笑點全是東北路數。開心麻花的崛起,也是把二人轉的表演方式融入舞臺劇,再把舞臺劇改編成電影,找到了一條商業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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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喜劇能火,有幾個原因。第一,東北話自帶喜感。那種大碴子味兒,一說話就讓人想笑;第二,東北人性格外向,敢說敢演,舞臺表現力強。第三,東北經濟一直不咋好,很多年輕人出來闖蕩,去娛樂場逗樂成了出路。
但東北圈子也有局限,太依賴語言和表演,缺少敘事和視覺上的創新。趙本山過往主導拍攝的喜劇電影票房都不好,因為那種小品式的笑料撐不起兩小時的電影。
還有一個問題是,東北喜劇太地域化。東北人看著樂,其他地方的人未必懂。《鄉村愛情》在東北是現象級的,但在南方很多人看不進去。這種文化差異,限制了東北文化輸出的天花板。
最近幾年,東北圈出現了一些新變化。短視頻平臺上,出現了一大批東北網紅。他們的風格比趙本山更草根,更野性,也更爭議。有人說這是東北文化的下沉,也有人說這是東北人在互聯網時代找到的新出路。
不管怎么說,東北人在中國娛樂圈的地位是穩固的。只要有人需要笑,東北人就有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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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圈-
說到文娛圈子,繞不開一個特殊的存在——湖南衛視。以這家電視臺,構建了獨特的“中南圈”,或者說“芒果圈”。
和京滬圈子拼家世和資本不一樣,它的特點是,善于平民造星。恰好是20年前的2005年夏天,一個叫李宇春的,站在《超級女聲》舞臺上,350多萬條短信投票,讓她成為了冠軍。那天晚上,湖南衛視收視率破11.65%,這個紀錄,到現在沒任何綜藝能超越。
總之,使用選秀這一節目形態,構建了芒果臺獨特的人才圈層。除了李宇春,像后來開枝散葉的歌手、演員,很多都是從芒果走出來的。
以前我們寫過芒果系的長篇故事,具體可以點擊芒果往事:風起馬欄山。要補充的一點是,依靠綜藝節目的制作能力,湖南臺構建了芒果TV,硬生生地在BAT的圍剿下,鉆進了視頻平臺頭部陣營。
在11月初發布的QuestMobile的月活(MAU)榜單上,截至9月底,芒果TV以2.58億月活位列前三,僅次于騰訊視頻和愛奇藝。昔日老大優酷,月活要矮芒果一截,如今已是敬陪末座了。
這使得它有了更多話語權,而不像其他廣電系統那樣被互聯網平臺蠶食鯨吞。而因此,也能更好地構建自己的圈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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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圈-
西南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煙火氣”。
茶館、火鍋、川劇——這些東西構成了川渝人的日常生活。西南地區人士,以前被北方人稱為“蠻子”(當然北方也被稱為侉子),其實是性格直爽的意思,蠻嘛!這種性格,反映在文藝創作上,就是接地氣、有人情味。
民國時期,西南出了一批享譽全國的作家和詩人——李劼人寫《死水微瀾》,巴金寫《家》《春》《秋》,都是川渝背景,還有西南聯大打底,文化上不輸于北方。小一輩的流沙河、阿來這些有較高知名度的詩人、作家,也來自四川。
電影方面,西南文化代表人物其實是寧浩。寧浩雖然是山西人,但他的成名作《瘋狂的石頭》是在重慶拍的,演員用的是重慶本地人,對白全是重慶方言。這部電影把重慶的市井文化展現得淋漓盡致——棒棒(搬運工)、小偷、黑幫、房地產商,各色人等在一塊翡翠周圍展開荒誕的爭奪。
《瘋狂的石頭》的成功,證明了西南方言的商業價值。后來,很多導演開始重視方言和地域特色。前些年,饒曉志的《無名之輩》也是在貴州拍的,用的貴州話。
貴州還出了個畢贛,他的故事背景多在貴州凱里老家,最近推出的《狂野時代》,也用了不少當地方言。有網友戲言,不用川貴口音,就拍不了文藝片了。
近些年,西南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很快。電競、獨立音樂……特別是說唱,都有自己的圈子。從《中國有嘻哈》里走出的GAI(周延)是重慶人,他的說唱里融入了川渝方言和市井文化。
但,西南圈過于依賴“地方特色”。一旦離開了環境,表現力就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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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圈-
河南,是個很尷尬的存在。
作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河南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淀。洛陽、開封、鄭州,都是古都。但在當代文娛圈,河南的存在感不算強。
民國時期,河南出過一些文化名人。馮友蘭、楊廷寶這些學者,都是河南籍。豫劇是河南的地方戲曲,常香玉、馬金鳳這些豫劇大師,在五六十年代紅極一時。但進入80年代以后,河南文化在全國的影響力急劇下降。
當代文娛名家里,劉震云算是比較響亮的人物,他的小說都是以自己老家鹽津為背景。不過,他和以前京圈人士走得很近,像是馮小剛拍過他多部小說。
現在圈里河南籍明星,屈指可數。
大眾熟知的是岳云鵬,河南濮陽的,從郭德綱的徒弟做起,靠著相聲綜藝影視劇全面開花而走紅。釋小龍是河南鄭州的,九十年代作為童星火過一陣,后來就沒了聲響。
頂流明星里,其實王一博是洛陽人,但似乎很少提及家鄉。
為什么河南在娛樂圈這么邊緣?有幾個原因。
第一,河南話不好聽。不是說河南方言不好,而是河南話在全國范圍內的接受度比較低。東北話、四川話都能成為喜劇語言,河南話卻很難。很多河南籍的演員到了外地,第一件事就是改口音。
第二,也是最關鍵的,河南人在全國的形象不太好,比如騙子多——這些負面標簽長期困擾著河南人。娛樂圈是個很現實的地方,形象不好就意味著商業價值低。很多河南籍的演員,寧愿隱藏自己的家鄉,也不愿意被貼上“河南人”的標簽。
岳云鵬是個例外。他不僅不避諱自己的河南身份,還經常在相聲里自嘲——這種自黑反而讓觀眾覺得真誠。但岳云鵬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已經成名了。
河南的困境,本質上是中原文化的困境。這片土地太厚重了,承載了太多歷史,反而在快節奏的現代娛樂工業里顯得遲緩和笨拙。河南需要的不僅是幾個明星,而是整個文化產業的振興。
但這需要時間,需要投入,也需要改變外界的刻板印象。
好在,這些年河南衛視折騰出了一系列的“奇妙夜”節目,算是挽尊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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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如魯迅先生所言,京圈是“官的幫閑”也好,滬圈是“商的幫忙”也罷,文人也好,藝人也罷,在名利場里,誰又比誰更高貴呢?
大家不過都是在時代的洪流里,想辦法撈幾條魚,或者,僅僅是希望不被淹死而已。
每到大咖塌房、富豪暴雷,大家都愛說:“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其實,這是出自《桃花扇·續四十出·余韻》里的一句臺詞,自古以來,都有某種冷眼旁觀的清醒。
這話,可以送給所有大腕兒,因為,沒多少人能夠獨善其身。當然,正因如此,才有了圈子,抱團取暖,總好過單打獨斗。
不過,時下,傳統圈子其實早就裂解了,更多的,是一種相似文化圈層的人以群分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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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圖表由Nano Banana Pro生成
撰稿 | Jana
策劃 | 文娛春秋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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