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變三青團特務組織形象，張治中為何失敗？攪屎棍為何是康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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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團部成立以后，經歷了多次變動。從籌備初期中央臨時干事會到籌備時期中央干事會，從陳誠出任書記長，到朱家驊代理書記長，再到陳誠復任書記長，每次變動都有其復雜的派系因素和人事背景。幾乎每一次主持者的變動，都帶來不同程度的人事變更和工作更張，并導致中央團部權力格局的新變化。

自1939年9月，陳誠復任書記長之后，原來中央團部內朱家驊系與康澤系“相處融洽”的合作局面，又被陳誠系與康澤系之間的緊張對抗所取代了。

陳誠復出之后，大張旗鼓整理團務，提出“確定新的工作趨向”，批評青年組訓中“自私自利的目的”和“特務式的方法”，其矛頭所向都是針對康澤所代表的復興社勢力，對康澤系形成了巨大的壓力。

這種矛盾在《唐縱日記》中也有所反映。同年11月30日，唐“至桂永清處，談康兆民（即康澤）最近提倡同學大團結，何以出此？因兆民與陳部長（指陳誠）間的苦悶大甚，欲藉此以為恢復其舊有勢力”。

為了增強自身的力量，予以抗衡，康澤聯系原復興社的部分教授學者、朱家驊系留學生以及從外地調黨政班受訓的團的骨干，每逢星期六晚上，都在重慶神仙洞后街109號（重慶支團部)舉辦“星期六聚餐會”，向與會者通報時事政治情況或提出與時局有重大關系的問題共同探討。

經常參加這個聚餐會的有中央、重慶、復旦等大學和教育學院教授白瑜、吳干、何義均、程登科、杜元載、張國維、詹純鑒和三青團重要骨干李惟果、陳介生、任覺五、包華國、徐君佩、盧孰兢（女）、湯如炎、余拯等人。

與會的專家學者也積極為康出謀獻策，或指出時弊或推薦人事，起到了“智囊”的作用。

陳誠與康澤間的矛盾，到1940年7月已經達到非常尖銳的地步。

據康澤回憶，當時陳誠向蔣介石提出了一個改組三青團臨時干事會的新名單，事前他沒有征詢中央團部其他人的意見。對這份名單，蔣介石沒有全部核準，并加派張藹真（宋美齡的主要助手）、黃仁霖任中央干事會干事。陳誠借口反對張、黃，拒絕接受蔣所核定的名單，并不到中央團部辦事，致使中央常務干事會及中央干事會各處室的團務會議，在三個星期內不能按期舉行，形成僵持局面。

陳誠表面上反對張、黃，實際上是反對康澤，要求蔣把處理三青團的全權交給他。僵持到最后，一直在陳誠與康澤之間維持平衡的蔣介石，這次又采取了偏祖康澤的態度，決定將陳誠調離，由張治中接替書記長職務。

在新舊書記長交替之際，蔣介石召集政治部和三青團重要干部舉行會議，對政治部和三青團的工作進行了嚴厲批評。

他開門見山地指出：

蔣介石將問題歸結為大家犯了“不知事理，不守范圍”和“不肯負責任怨”兩種毛病：

他認為“我們青年團和政治部現在所以弄到這種地步，…這不是一般團員和下級干部的責任，完全是我們高級干部所應擔負的責任！”

雖然明確了責任歸屬，但他也告誡有關人員：

在此之前，陳誠已以“軍事倥傯，肩膺重寄”為由，請辭所有黨政職務，并離渝赴鄂。

他在給蔣介石的辭職信中寫道：

幸災樂禍之意十分明顯。

按照蔣介石的安排，陳誠留下的職務由張治中來接任。

張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縣人，保定軍校畢業。大革命時期，任黃埔軍校教官，并參加北伐。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長期擔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一·二八”淞滬抗戰，率部支援十九路軍，與之并肩作戰。張治中是國民黨中央軍中極少數從未參加過剿共戰爭的將領。全國抗戰爆發后，張首先率部參加“八·一三”上海抗戰。1937年11月，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在任期間，提出“改造舊社會，建設新湖南”的口號，大力革除弊政，訓練青年，動員民眾參加抗戰，取得了一定的成績。1938年11月，長沙大火發生后，被革職留任。1939年1月，呈請去任，赴渝養病。3月，出任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一處主任。

張治中與陳誠一樣，都是蔣介石所信任倚重的高級將領。他們都與黃埔軍校有很深的淵源關系，其黃埔教官的身份，使之與許多黃埔學生（包括前復興社骨干)都有師生之誼。

這種有利的條件，使張治中成為接替陳誠領導團務的合適人選。而與陳誠不同的是，張治中當時沒有兼任許多其他軍政職務，這使他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集中于團務工作；同時，張治中威信頗高，為人親和，善于協調各方面的復雜關系，也對團務很有裨益。

從此時起到1946年3月，在五年多的時間內，張治中一直擔任三青團中央團部書記長的職務。

針對國民黨內出現的士氣低落、事業衰頹的危機，張治中大力倡導“黃埔精神”，強調三青團要發揚大革命時代黃埔軍校的奮斗精神，以“恢復革命的精神”，“中興革命的事業”。張治中上任后，為了加強工作效能，根據以往經驗，首先對中央團部機構加以調整，“原設總務處，歸并于書記長辦公室，經濟處撤銷，將所掌業務，分別歸并于組織、宣傳及社會服務三處，以期組織緊湊，運用靈活。調整后之組織，計設一室五處，其下各分設若干組”。

并增設人事、財務及法規審核三個委員會；組織處增設學校組，以積極推動學校團務工作。“機構調整以后，對編制方面，亦力加緊縮，工作人員數額，較前裁減三分之一。”

張治中之所以如此重視團的“建設性”，是因為他看到了過于強調“斗爭性”，對于團內許多“未成熟之青年”是有害的，并有使三青團淪為“特務組織”的危險。

張治中認為三青團之所以被誤認為特務組織，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也與某些團務工作的主持者有關，因此他特意向蔣介石建議，對有關人員進行人事調整：

這里所謂“過去帶有特工或別動工作之色彩”的團之工作者，顯然是指康澤及其親信而言，它表明張治中與康澤之間的矛盾，已經由治團方針的分歧，擴展到了人事方面。

1940年7月，在國民黨的五屆七中全會上，劉峙、賀衷寒等人提出了《黨務工作與特務工作應劃明系統以利黨務發展案》，其中也涉及三青團。

張治中強調團務的建設性，不贊成將對內斗爭和破壞作為團的主要任務，更反對團員從事特務活動。他的主觀愿望，是想使三青團對青年發生正面的感召作用，團結全國青年為抗戰建國而努力，以改善團的形象，發揮團的作用，這是他的苦心所在。

如果不對青年施以教育和訓練，就給他們以任務不管是消極的、積極的、斗爭的、建設的任務，他們都不可能擔負起來，“就只有跌倒，只有失敗！”那么，“我們集合幾十萬青年到團里來干什么？”

書記長張治中對團之教育性的重視，使團務工作向教育方面傾斜，從而對團務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它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使團的組織發展和團員征求，側重大中學校，學校團務逐步成為三青團團務的主要部分。

張治中一再強調：“發展學校團務是本團工作的重心”，“一定要重視學校團務，把工作重點放在學校青年一面”。在他的推動之下，學校團務得到了各級團部的高度重視。

引進教育界人士到各級團部擔任領導職務，選拔學校團干擔任各級團部的領導干部，團內出現了一批與教育界、學術界有關的人士，如鄭彥棻、顧毓繡、李蒸、包華國、湖南大學校長胡庶華、西南聯大教授姚從吾、陳雪屏，浙江大學教授張其昀等，學校團部在團內也開始具有更大的發言權，這是團務工作出現的新特點。

再次，與學校教育有關的團內訓練、服務事業，如青年夏令營、青年館等得到了很大發展，成為三青團團務中吸引人的新亮點。

張治中毫不隱瞞他對夏令營的偏愛，他說：

通過上述努力，張治中改變團的形象的努力似乎取得了效果，他興奮地宣稱：

中央干事會內部的關系亦相當復雜。康澤及其親信自恃有蔣介石的寵信，平時目中無人，專橫跋扈，張、康之間經常因為工作和人事發生矛盾。

據康澤回憶：

對此，張治中為了顧全大局，只得隱忍不發，與之耐心溝通，以求工作順利進行。蔣介石對張治中是信任的，但也不是完全放心，為了了解張的政治動態，委員長侍從室特派人到中央團部充當經濟情報員，及時掌握張在三青團政治性經費開支以及各項專款和私人機密費的情況，這是蔣介石對張治中采取的一種監控手段。

張治中在擔任書記長職務的五年多時間里，竭力改善和維護團的形象，建立、健全團的規章制度，努力克服各種極端傾向，力圖使團務工作朝著比較健康、正常的方向發展。他周旋于各種勢力之間，彌縫各種矛盾，應付上下左右，可謂彈精竭慮，心力交瘁。

但由于不能滿足各方面的要求，仍然遭到了團內一些人的批評和責難。

張治中常常在會上進行自我檢討：

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心情：

張治中一直認為自己不適宜擔任書記長職務，在任上曾數次提出辭職，但都為蔣介石所挽留。團的工作難見大的起色，想擺脫又不可能，到后來他對團的前途愈加感到悲觀，對團的態度更趨消極了。

他在給蔣介石報告中坦率直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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