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空軍少校黃植誠，駕美式最新型百萬戰機回歸大陸，結局怎么樣

1976年冬，第一批F-5F雙座戰斗機在臺灣新竹基地完成交付儀式時，誰也想不到，這款當時標價五百五十萬美元的“洋老虎”里，有一架日后會飛向海峽彼岸。五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8月8日清晨07時32分，這一幕成真：編號5361的F-5F自桃園機場騰空而起，機頭先向南，隨后折向西北，直接越過所謂“海峽中線”。駕駛座上是32歲的少校飛行考核官黃植誠。自此，一樁震動兩岸的事件在短短三十多分鐘內塵埃落定。

從履歷看，黃植誠屬于典型的“星二代”。父親黃汝森畢業于柳州航校，1949年隨軍去臺；母親曾被臺灣空軍評為“模范母親”；二哥、姐夫一個少校一個中校，同樣穿著藍天制服。1973年，黃植誠從臺灣空軍軍官學校第59期畢業，飛訓成績排在前列。“這種孩子不用盯，就會自己往前沖。”桃園基地一位老地勤說過這句話，可見黃在同僚心中的分量。

訓練中他先后轉場臺中、嘉義、新竹，飛過T-34、T-33、F-5A、F-5E，再到雙座F-5F，累計飛行時數2100小時以上，成為少數能獨立擔任檢查官的年輕軍官。1978年晉升少校后，他調入第五聯隊督察室，職責是考核飛行員特技動作與應急科目。職位不高，卻握有“打分權”，算得上未來的聯隊重點培養對象。

然而，一名成績優異卻“多話”的飛官，總會被貼上“思想跳躍”的標簽。有意思的是，黃植誠口頭禪常掛一句：“天空沒有圍墻。”在緊繃的戰備氛圍下，這句話聽來似乎無害，卻也透露出他對現實格局的質疑。1979年后，兩岸關系出現微妙變化，大陸提出“和平統一”的方針，臺灣當局內部思想碰撞激烈，臺空軍基層艙門里夾帶著各種議論。作為廣西橫縣人后裔，黃植誠對老家記憶來自父親的敘述——一段隨風飄散的稻花香、一盤用大瓷碗盛的油茶。鄉情，或許正是他反復琢磨的問題。

1981年8月8日，被列為例行評估飛行的任務在當天計劃表上排第二架次。按流程，考核官與受訓飛行員配成雙座，分別控制前后座。后座為教官位，前座為學員位。中尉許秋麟擔任學員。滑出前，塔臺詢問信號，黃植誠用平穩語氣回答：“第五聯隊5361準備滑行。”起飛后，他讓許操縱飛機做常規大坡度轉彎，然后提出示范“編隊接近動作”，機體拉升到七千米。此處原本需要再度下潛返航，黃卻把油門推到底，戰機指針直向大陸沿岸。許秋麟察覺不對，大聲質問：“考官，你要干什么？”后座傳來一句低沉回復：“我回家，你自決。”對話就此戛然而止。

考慮到飛行距離和安全，黃首先把許秋麟送到馬祖東引島附近，讓其跳傘。許落海后獲臺軍艦艇救起，被列為“失蹤后獲救”。黃植誠隨即折返，選擇最近的福州機場落地，時鐘指向08時09分，全程不到四十分。塔臺人員先是誤以為敵機來襲，待到呼號核對確認身份，場面出現短暫靜默。有地勤后來回憶，那一刻機坪上的空氣“像被抽走了一層”，緊張感瞬間轉為驚訝與興奮。

根據1957年國務院、中央軍委公布的《國軍人員起義歸國獎勵辦法》，對攜機起義者給予重獎。黃植誠著陸后，由空軍領導接機，機場保衛干事遞上一份表格，他只寫了八個字——“機歸祖國，人心已安”。獎金六十五萬元人民幣當天即行批復，按當時匯率折合超過十萬美金，除了歸國人員安置用度，還包含機體技術價值的補償。

技術層面看，這架F-5F對解放軍空軍意義不小。彼時大陸主力仍以殲-6、殲-7為核心，先進的火控系統尚處研制階段。F-5F帶來的AN/APQ-159雷達與“響尾蛇”導彈接口，為后續仿真試驗提供了珍貴樣本。福州軍區空軍很快把飛機轉運北京，航空兵裝備研究所對機體進行分段拆解，僅傳感器就拍攝圖紙上千張。不得不說，這筆技術資產，遠比獎金更具長遠價值。

對黃植誠個人而言，真正重要的并非物質獎勵，而是身份轉變。1982年春節前，他在廣西橫縣化龍村落腳與親族相認。馮璜、羅錦春兩位前柳州航校同事特意趕來，與已故老友之子見面。羅錦春端詳良久，道出一句鄉音濃重的評語：“人好材好。”飯桌上油茶連添三碗，黃對服務員笑說：“再來一點，味道像記憶里一樣。”旁人聽來，這句隨口的話，卻足以映照他內心多年的鄉愁。

完成身份安置后，黃植誠進入空軍干部培訓班修讀，再轉戰斗部隊經驗傳授組，對新型殲-7Ⅱ、強-5乙改進方案提供意見，同時擔任模擬座艙講師。1983年，全國政協禮堂舉行“駕機起義人員證明書”頒發儀式，他作為代表發言，向三百多名與會者回顧歸國經過，三度停頓，場內掌聲此起彼伏。

1988年，他授予上校軍銜，出任空軍某試驗基地副司令員。1995年晉升少將后，分管人才選拔與飛行檢查，再度回到熟悉的崗位，不過此時檢飛對象已是新一代殲-10、殲-11的試飛員。一名年輕學員曾向他討教跨海長航注意事項，黃只說一句：“技術是死的，信念是活的，堅持住就行。”話不長，卻道出自己的人生縮影。

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活動在北京舉行，黃植誠以政協委員身份與臺灣退役將領同場敬獻花籃。現場媒體追問當年飛行動機，他語速緩慢：“海峽沒那么寬，飛機幾分鐘就過去，心里的距離更該縮短。”此話一出，許多觀眾忍不住側目凝神，顯然這種跨越立場的聲音，在公共空間仍顯珍貴。

如今統計，自1949年至1986年，共有90余名臺灣空軍人員駕機或駕駛直升機歸大陸，涉及機型從老式T-6一直到F-5E/F，總計42架次。數量不算龐大，卻在裝備、戰術和宣傳層面產生深遠影響。更為關鍵的是，這一連串行動揭示了一條規律——當個人對于民族、家鄉的認同超過了組織對忠誠度的限定，一紙誓言便無法阻擋意志的轉向。黃植誠的選擇，即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例。

2021年，海軍航空大學邀請他對學員作專題授課。屏幕上先播出當年F-5F落地的黑白影像，不少學員對那雙座小機身嘖嘖稱奇。黃植誠結束講解時，強調三件事：第一，技術隨時更新，心態必須開放；第二，飛行不是表演，是戰爭準備；第三，家國觀念高于成敗得失。言畢，他收起講稿徑直離場，不留任何客套環節。“原味軍人作風。”一位教官給出這樣評價。

結局無須渲染：黃植誠完成了從“第五聯隊少校”到“人民空軍少將”的跨度，也在大陸的試驗跑道上寫下最后一頁飛行日志。從空中到地面，這條路線看似簡單，其背后卻是跨越時代浪潮、體制差異和血脈歸宿的多重疊加。戰機價格可量化，個人抉擇的代價無法折算。數十年過去，他的那句“天空沒有圍墻”，依舊值得后來者聽一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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