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黃花崗訪民國名將：葉挺蔣光鼐是其部下，至今不知被何人暗殺

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陵園，松柏蒼翠，靜謐肅穆。這里長眠著辛亥“黃花崗起義”的七十二位烈士，在如今的黃花崗72烈士墓園內，還有多座烈士墓，每一座墳塋都鐫刻著共和之路的熱血悲歌。其中一座中西合璧的墓園格外引人注目：仿希臘科林斯柱式的墓道門樓莊嚴肅穆，園內矗立著一尊威風凜凜的軍人銅像——身穿軍大衣，頭戴大檐軍帽，右手叉腰，左手握刀，目光堅毅地凝視著遠方。這便是粵軍名將鄧鏗（字仲元）之墓，李濟深、鄧演達、葉挺、陳銘樞、陳濟棠、蔣光鼐、蔡廷鍇、張發奎、薛岳等日后響徹民國軍政界的人物，都曾是他麾下的軍官，然而，他死因未解，至今不知被何人暗殺。

鄧鏗的名字或許在今天略顯陌生，但在民國初年的嶺南大地，他是叱咤風云的革命元勛。1886年，鄧鏗生于廣東嘉應州（今梅縣），后隨經商的父親遷居惠陽。家族中先輩鄧承修不畏強權、力抗法國殖民者的氣節，在他心中埋下了愛國的種子。1900年惠陽起義的烽火，更讓少年鄧鏗堅定了追隨孫中山、投身革命的信念。他考入廣東將弁學堂，畢業后加入同盟會，從此踏上了以武力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鄧鏗已嶄露卓越的軍事才能。1911年武昌起義后，他擔任粵軍第一軍參謀長，輔佐陳炯明進軍惠州。在永湖、馬鞍一線的關鍵戰役中，粵軍前線瀕臨潰敗，鄧鏗親率百名精兵馳援，帽結被敵彈擊斷仍奮勇沖鋒，最終擊潰數倍于己的敵軍，為攻克惠州立下奇功。民國成立后，他歷任瓊崖鎮守使、粵軍總參謀長等職，在瓊崖任職期間嚴令禁止“賣豬仔”的人口販賣惡行，深得民心。討袁戰爭中，許多人背離孫中山，鄧鏗卻始終堅信其革命主張，毅然加入中華革命黨，成為孫中山最倚重的軍事骨干之一。

1920年，粵軍從福建回師廣東驅逐桂系軍閥，鄧鏗率部一路勢如破竹，率先攻入廣州，為孫中山重返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掃清了障礙。此時的粵軍雖規模擴大，但成分混雜、軍紀渙散。孫中山與陳炯明商議后，決定組建粵軍第一師作為全軍模范，鄧鏗受命擔任師長。他親自選拔人才，嚴格訓練部隊，李濟深、鄧演達、葉挺、陳銘樞、陳濟棠、蔣光鼐、蔡廷鍇、張發奎、薛岳等日后響徹民國軍政界的人物，都曾是他麾下的軍官，粵軍第一師也因此被譽為“粵軍之母” 。

除了整軍經武，鄧鏗還是聲名遠播的“禁煙英雄”。當時廣州鴉片走私猖獗，部分粵軍軍官也參與其中牟取暴利。鄧鏗以總參謀長之職兼任憲兵司令，堅決緝查鴉片，多次當眾焚毀收繳的煙土，被民眾譽為“林則徐第二”。他的鐵面無私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也為日后的遇刺埋下了隱患。在孫中山眼中，鄧鏗與廖仲愷、朱執信并稱“左膀右臂”，朱、廖主理政治財政，鄧鏗則執掌軍事，是革命事業不可或缺的支柱。

1922年，民國政壇暗流涌動。孫中山力主北伐統一全國，而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認為粵桂戰爭后的廣東百廢待興，不應再動干戈，雙方分歧日益尖銳。就在這一敏感時刻，一場震驚全國的暗殺案突然發生。3月21日傍晚，鄧鏗從香港公干返回廣州，在大沙頭廣九車站下車時，突遭兩名蒙面歹徒槍擊，腹部和腿部中彈，傷勢嚴重。

被緊急送往醫院后，鄧鏗曾短暫清醒。面對前來探視的友人，他留下了兩句耐人尋味的話：“我知參謀長地位危險，何必自己人殺自己人”，當被問及兇手身份時，他嘆氣說道：“我認得，真不料他殺我”，卻始終不肯吐露兇手姓名。3月23日凌晨，這位年僅36歲的名將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孫中山在桂林得知噩耗后痛哭失聲，隨即以大總統名義追授他為陸軍上將，并特準將其安葬于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旁——要知道，黃花崗陵園本有“不得附葬”的規定，鄧鏗能獲此殊榮，足見其在革命陣營中的崇高地位。

鄧鏗之死，成為民國史上最著名的無頭公案之一，也成了孫中山與陳炯明最終決裂的導火索。國民黨官史一口咬定兇手是陳炯明，理由是鄧鏗傾向北伐，與陳炯明政見不合，且禁煙斷了陳氏親信的財源。但這一說法存在諸多疑點：鄧鏗遇刺后，第一時間要求司機將自己送往陳炯明辦公的省署，還特意囑咐通知陳炯明后事；陳炯明辭職離開廣州時，鄧鏗的夫人和弟弟專程到車站送行，雙方“相對泣下”，陳鄧兩家此后仍保持通家之好，顯然不像是有血海深仇的樣子 。

多年來，關于真兇的猜測眾說紛紜，形成了多種說法。第一種是“鴉片販子復仇說”：鄧鏗的禁煙行動重創了鴉片走私集團的利益，這些不法分子勾結地方勢力，策劃了暗殺；第二種是“桂系軍閥報復說”：被粵軍驅逐的桂系軍閥不甘失敗，企圖通過刺殺鄧鏗動搖粵軍根基；第三種是“派系斗爭犧牲品說”：有學者認為，鄧鏗身處孫陳矛盾的夾縫中，既深得孫中山信任，又與陳炯明交情深厚，某些勢力想借刺殺他激化雙方矛盾，坐收漁利；甚至有研究者提出“孫中山主使說”，認為孫中山為推動北伐，想通過刺殺陳炯明的親信“殺雞儆猴”，但這一說法缺乏直接證據，多被學界質疑。

最令人費解的是鄧鏗本人的態度。他明明認得兇手，卻至死不肯明說，這背后究竟有怎樣的難言之隱？或許是兇手牽涉重大，揭露真相會引發更大的政治動蕩；或許是出于顧全大局，不愿讓革命陣營自相殘殺；又或許是顧及私人情誼，不忍牽連更多親友。這樁懸案，隨著當事人的離世，永遠失去了對質的可能。

1924年，鄧鏗墓正式落成，占地約3600平方米，是黃花崗陵園中面積最大的附葬墓。墓園設計中西合璧，既有中國傳統陵園的莊嚴肅穆，又融入了西方建筑的典雅風格：墓道門樓采用仿希臘科林斯柱式，墓冢上建有8米高的西式涼亭，亭中央豎立著孫中山親筆題寫的“鄧仲元先生之墓”墓碑；墓亭后方15米高的墓表上，鐫刻著胡漢民撰寫、陳融手書的《陸軍上將鄧仲元墓表》，詳細記述了他的革命功績。

1933年，廣東當局為紀念鄧鏗，聘請著名雕塑家李金發鑄造銅像，安放在他遇刺的廣九車站旁。李金發特意邀請鄧鏗的家人和故舊現場監督，力求還原其生前英姿。1950年代，這尊銅像被遷至黃花崗鄧鏗墓前，與墓園融為一體。如今，每當游客駐足于此，看著銅像上將軍手握軍刀的堅毅身影，仿佛仍能感受到他當年整軍精武、禁煙除惡的凜然正氣。

1983年8月，鄧仲元墓被廣州市人民政府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成為緬懷革命先烈、傳承歷史記憶的重要場所。墓園中的青松翠柏歷經百年風雨，依然枝繁葉茂，如同鄧鏗的英名與精神，始終被后人銘記。胡漢民曾評價：“總理革命數十年，直接奉命為主義前趨之軍人，當推仲元先生為第一人”，這無疑是對他革命一生的最佳寫照。

百年光陰流轉，北伐戰爭的硝煙早已散盡，民國政壇的恩怨情仇也逐漸湮沒在歷史長河中。但鄧鏗之死的真相，依然隱藏在黃花崗的晨鐘暮鼓之間。那位手握軍刀的銅像，仿佛仍在默默守護著當年的秘密，也在無聲地訴說著一位革命軍人的忠誠與無奈。

如今的我們，或許已無法徹底揭開這樁百年懸案的謎底，但鄧鏗將軍為國家獨立、民族復興所做出的貢獻，他正直不阿、舍生取義的品格，永遠值得銘記。當微風拂過黃花崗的松柏，仿佛能聽到歷史的回響，那是對先烈的致敬，也是對和平的珍視。鄧鏗的故事，不僅是一段傳奇，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那個動蕩年代里，革命先輩們為了理想信念不惜犧牲一切的崇高精神，也激勵著后人在新時代的征程中，不忘初心，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