喚醒中國企業家的獨立創新精神

假如沒有技術發展和經濟創新，很難想象地球如何養活72億人口。正如《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中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所指出的，“如果缺少企業家的參與，我們基本上無緣最近幾個世紀以來史無前例的增長奇跡”。企業家精神究竟如何形成？受何種激勵機制影響？他們如何在不斷變化的世界里不斷保持適應性，不斷突破經濟發展的瓶頸？

泥沙俱下的企業家精神之河

《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聚集了美、英、法、日等國20余位經濟史學家，從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古典時期、新巴比倫時期的經濟發展史開篇，分述伊斯蘭教時期的中東、中世紀的歐洲企業發展史，追溯現代資本主義企業家精神之源，逐步解析曾幫助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稱雄于世的制度、文化之因；最后盤點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亞洲國家，剖析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及其源流，形成了蔚為壯觀的企業家精神長河。這條長河泥沙俱下，它不僅包含著蓬勃向上、銳意進取的企業家精神，也裹挾著政治與戰爭的污穢及動物精神。

企業家精神本身并無褒貶屬性，也無明確定義，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等曾提出創新、冒險、合作、敬業、學習、執著和誠信為企業家精神的七大要素。優秀企業家不僅善于把握機會，而且能打破現有社會的不均衡，提供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產品及服務，同時，還能創造出新的不均衡，制造出創業機會。初級企業家精神簡單逐利，而后在善的制度與文化影響下企業家會承擔社會責任，在逐利之外奉獻社會，有些企業家則以創造財富、問鼎巔峰、發展壯大企業作為實現自身價值的途徑。在實現自我價值之后，最杰出的企業家則會向更廣闊的空間邁進，致力于解決整個社會的問題，比如重構社會信用體系、解決環境危機等。

筆者以為備受爭議的特斯拉電動車之父埃隆·馬斯克、被譽為史上最兇悍的商人英特爾“圣子”安德魯·格魯夫、敬天愛人垂直攀登的稻盛和夫、收獲無數鮮花與罵聲的阿里掌門人馬云，都是杰出企業家的代表。盡管企業家精神在不同國家、地區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基本受整個社會制度以及文化的影響，有時企業家精神也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氣質的外在表現。

企業家精神也并非總是產生正外部效應，在過度逐利的過程中也會產生形變，比如發動侵略戰爭、官商勾結、欺詐、過度壟斷等。如華爾街及背后的金融危機肇事者、游走在經濟與政治之間的機會主義者、權力尋租侵吞民利吸金斂財者，這些產生強大負外部效應的“企業家”并非少數。當他們蠶食了一個社會的創新精神、掏空了實體經濟，一個國家、地區經濟發展的疲弱也就隨之而來。

《歷史上的企業家精神》呈現的主要觀點，與美國經濟學家格倫·哈伯德和蒂姆·凱恩聯合著述的《平衡：從古羅馬到今日美國的大國興衰》不謀而合：一國經濟衰落的原因，與其歸結為外族入侵，不如說源自國家內部的政治失衡。要想構建強大的經濟基礎，激發經濟發展活力，首先要在制度、文化上下功夫，培養起能涵養企業家精神的環境土壤。

制度與文化對企業家精神的形塑

利是人的本性，要想讓企業家精神、企業家行為能與社會發展相協調一致，有賴于能對企業家產生正向激勵的社會制度，以及鼓勵創新自由開放的社會文化。制度一方面劃定企業家行為邊界，設定規矩方圓，一方面又會為企業發展創新提供良好的市場環境。除了有形的法律、制度條款之外，無形的社會環境、習俗、道德規范，也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會超越法律，影響企業家行為及企業家精神。

英國曾執世界經濟發展牛耳，喬爾·莫克在《企業家精神和英國工業革命》中批評了從單一領域尋求英國成功與衰落之因的經濟學家的觀點，指出在工業革命開啟前的100多年里，英國制造業和服務部門的進入壁壘和排他性安排就已被打破，此時英國的制度發展整體上比其他國家更有利于企業家精神，不僅為成功的企業家提供了更多機會追求成功及更好的激勵機制，而且能吸引大量國外企業家來英國創業。

這一點頗像之后接替英國領先世界的美國，硅谷精神則是當今美國精神的代表。在社會習俗上，英國素有紳士傳統，即使不屬于紳士的人，也愿遵循紳士一樣的風度和行為準則，這一點充分抑制了商人過度逐利、投機取巧等機會主義行為。此時，商人最重要的資產并不是資金、實物，而是作為一名紳士的名望，這無疑為構建良好的經濟秩序，建立信用體系，提供了社會基礎。

英國經濟逐漸衰落的原因，既有20世紀30年代的國際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后緩慢的重建及隨后的去殖民化沖擊等外部因素，也有國內政府促進保護主義，鼓勵企業卡特爾化，老牌企業主耽于安逸，喪失進取心等內部因素。

這些似乎同美國經濟進入新千年后經濟不景氣的原因不盡相同，金融業的過度興盛與制造業的相對衰落，引發經濟連鎖反應導致美國經濟下滑。當一個社會，致力于進行二次分配的“企業家”數量不斷攀升，而在實體生產的企業家越來越少時，其實是整個社會體系積弊已久的表現，經濟疲弱是必然之果。不論是英國式衰落還是美國式衰落，都值得在大國崛起路上探索前行的中國借鑒。

再將目光轉向宗教盛行的中東國家。在《中東企業家精神：伊斯蘭教制度的影響》中，鐵木爾·庫蘭述及中東那些非常適合于人格化交易的制度，是阻滯企業向非人格化交易轉型，抑制企業橫向發展壯大的主因。另一方面，以現代標準看，伊斯蘭繼承制度高度奉行平等主義，沒有哪個繼承人可繼承到完整的企業，也無法傳承商譽，企業壽命相對較短，缺乏縱向延伸空間。這些恰是中東經濟難以生成強大發展動能的原因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伊斯蘭教義對中東經濟發展的影響需要一分為二來看，其中既有激勵企業家創新發展的要義，也有抑制變革的思想，這雙重影響始終在中東國家發展過程中博弈。同時，在不斷試錯中，中東國家也在不斷修正其文化及制度，正如鐵木爾·庫蘭所言，中東的企業家精神可通過多管齊下的策略加以刺激，加強法治的舉措或有助益，那些增強私營部門和公民社會的政策也會發揮作用。

人情社會對企業家精神的影響

美國西方學院的陳錦江教授對中國經濟尤其近現代經濟的解析，是本書中筆者最關心的章節。據陳教授的分析，在中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商人地位低下，位于士、農、工、商四級的末位，而在一些特定歷史時期，企業家地位有所提高，但前提是，企業家與政府保持著較好的互利合作關系，甚至是依附關系。

在經歷了百年動蕩走出經濟低谷之后，中國經濟全面復蘇，中國企業不斷向西方企業學習先進的組織形態及管理制度，并著手本土化移植，經濟活力得到空前釋放。但直至今日，中國企業與政府的互動，仍是一門十分重要的功課。

另外，中國傳統的官本位思想令官員頗有自戀傾向，習慣性引導市場、指導企業，卻無法正視企業作為市場經濟沖浪者，比以行政思維見長的政府官員更具備感知市場，應時而動的能力。陳教授不斷暗示：政府應找準自己的定位，退居二線充當服務者的角色，而不是跳到前臺充當阻礙者，中國企業家應有更多獨立精神，將更多精力放在創新和革新上。

“人情”與“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助力中小企業起步發展的基石，但在企業發展壯大之后，則會成為戴在企業頭上的“緊箍咒”，這一點在中國與印度兩個東方國家中尤其突出，中國的人情社會與印度圍繞種姓形成的利益圈群體，有諸多相似性。相比西方成熟的企業家精神，亞洲的企業家文化依然脆弱，尚未形成穩固的精神體系，也不足以支撐企業家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經濟環境中找準立足點和發力點。

為此，發展中國家除了要向西方學習市場培育及企業治理外，還需在制度及文化的土壤上多下功夫，培育出創新進取的企業家精神，抑制那些依靠尋租、套利、鉆營而盜取社會發展成果的寄生性企業家精神。

作者 胡艷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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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南開經濟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