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臺獨"分子找理論依據，日本學者的理論邏輯，有多無恥和奇葩？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臺獨”主張既非全由日本右翼分子首倡，而源于“臺獨”分子抑或非“臺獨”人士之“發現”；很多“臺獨”主張也并非全由“臺獨”分子首倡，而源于日本右翼分子之“發明”。

兩股勢力為達到各自的目的，進行了彼此呼應和配合。

1、“臺獨”主張的理論

就前者而言，前“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代表”林金莖在一篇短文中拋出的幾個觀點，便能在日本右翼政客和學者那里找到呼應之說法。

林文指出：

“一提到中國，立即就有‘一個中國'或‘兩個中國'之類的說法，事實上既不是‘一個中國’，也不是‘兩個中國’。在國際法上，只有‘一個中華民國’和‘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存在‘中國'這個國家。所謂中國只是一個地域概念，歷史上未曾存在過一個名叫‘中國’的國家。有‘秦’和“漢’、‘隋’、‘唐’、‘明’、‘清’，之后由‘中華民國'續之。”

與林金莖此說如出一轍，日本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在新近出版的漫畫書《天皇論》中說：

“中國的歷史就是皇帝的歷史。皇帝的歷史始于公元前221年，即歷史上第一個皇帝——始皇帝建立秦王朝的時候。因此，‘中國'的歷史到今年(2009年)是2230年。‘中國'從中華民國算起是98年，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算起只有60年。‘中國四千年’、‘五千年'之類的說法，是現在的中國人在20世紀編造的最大謊言。…用直至19世紀末尚不存在的‘中國’這一國名去追溯古代歷史，這正是導致混亂的元兇。所以有關歷史的記述，我決定盡量不使用‘中國'。”

林金莖還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宣告成立，然而其后中華民國一直繼續統治著臺灣省的臺灣本島和澎湖島，福建省的金門島、馬祖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一天也未到達這些地區。所以，雖說‘臺獨’，但臺灣無需從哪里獨立出來，中華民國作為主權國家一直就存在著”；在1972年的日中“聯合聲明中有‘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之說法。然而，日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是中共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主張，只表示了理解、尊重，日本從未承認這一主張。”

與林金莖此說如出一轍，日本前駐泰國大使岡崎久彥在1993年8月發表的《關于臺灣的知識空白》一文中說：

“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際，關于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主張，日本回避‘承認’，而止步于‘理解、尊重’。…雖然后來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原文就原原本本、活生生地擺在那里”。

1996年4月10日，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加藤良三亦宣稱：日本對中國關于“臺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立場只是表示“理解與尊重”，而不是“承認”等等。至于后者即日本右翼分子支持“臺獨”之思想謬論，更是甚囂塵上。

實際上，日本右翼專家教授們的一些“學術”觀點，已成為“臺獨”勢力從事“臺獨”分裂活動的主要思想源，對當年李登輝、陳水扁當局的高層決策產生過重要影響，甚至李登輝和陳水扁的某些“臺獨”主張直接源于日本右翼知識精英的啟發和誘導。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制造介入臺海事務的“依據”

“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會長、電氣通信大學教授西尾干二宣稱：臺灣2300萬人中，“本省人”占86%（由84%的閩南人、14%的客家人、2%的高山族人組成)，而“外省人”僅有14%。西尾教授如此劃分，特別是將接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本省人”與來自大陸的具有抗日經歷的所謂“外省人”分別貼上“善良的本省人”與“邪惡的外省人”標簽，意在挑撥臺灣島內的省籍對立和將少數所謂“外省人”排除于臺灣社會之外，為日本放手支持“臺獨”提供“理論依據”。

西尾教授等人的這一做法，不禁令人想起近代史上日本侵略者人為挑撥華人對立、制造華人內訌的一貫伎倆。無論戰前日本軍國主義者還是戰后日本右翼分子，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從中漁利和最終染指臺灣。

日本右翼學者別有用心將殖民地政策分為三種類型，即西班牙在南美實施的“掠奪型”殖民政策、英國在印度實施的“榨取型”殖民政策、日本在臺灣和朝鮮實施的“投資經營型”殖民政策。這一劃分意在說明，日本的“投資經營型”殖民統治“有功”于當年的殖民地臺灣和朝鮮，不同于而且好于西方白人的“掠奪型”和“榨取型”殖民統治，甚至比戰后國民黨的“恐怖統治”還要好。實為“臺獨”勢力親日和日本重新染指臺灣提供“歷史依據”。

制造介入臺海事務的“現實依據”，這是日本右翼學者傾注的重點。諸如，京都大學教授中西輝政提出：

“臺灣對日本的安全來說是最后的‘生命線'。如果臺灣與中國大陸合為一體，那么…日本的出入口將被北京完全堵死，日本將只能聽命于北京，日美安保條約也將名存實亡”；目白大學教授丸山勝提出：“臺灣海峽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應竭盡全力“保衛”之；千葉科學大學教授小枝義人提出：“臺灣海峽‘有事’威脅我國的生命線，…日本政府不要把中臺紛爭視為‘中國的內政問題'而袖手旁觀”；杏林大學教授平松茂雄提出：“臺灣位于日本重要的航路上，必須正視臺灣問題”等等。

顯而易見，這些說辭旨在為日本插手臺海紛爭和日美兩國將臺灣納入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防衛范圍提供“現實依據”。

3、為“臺獨”分子鼓勁打氣

“臺獨”理論家葉石濤在1987出版《臺灣文學史綱》后，日本右翼學者若林正丈、星名修宏、中島利郎等將它與史明的《臺灣人四百年史》吹捧為臺灣分離主義在臺灣文學和歷史方面并駕齊驅的兩本“圣書”，把葉石濤吹捧為臺灣文學的“礎石”、“巨木”、“旗手”、“火炬”、“典范”、“宗師”等。實際上，“臺獨”學者與日本右翼學者已結成理論“統一戰線”，為臺灣脫離中國進而“復歸”日本沆瀣一氣。

另外，回顧世紀之交日本的出版記錄便不難發現，司馬遼太郎的《臺灣紀行》、小林善紀的《臺灣論》、李登輝的《臺灣的主張》、蔡焜燦的《臺灣人與日本精神》、深田佑介和金美齡的《敵人就是中國——日本應與臺灣結成同盟》等一系列鼓吹“臺獨”書籍的出籠，就多為老“臺獨”和新“右翼”要么對談、要么合著之“杰作”。

作為先推動“臺獨”、后“復歸”日本的一個重要步驟，日本右翼學者一直在美化當年日本對臺殖民統治，一直在有計劃地為“臺獨”分子親日尋找各種“理由”或“依據”，而“臺獨”理論家們則撰文默契配合。

他們的基本思路或套路可謂“三段式”：

先強調日本“領臺”前日本或日本人多么文明，臺灣或臺灣人（中國人）多么野蠻；繼之美化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怎樣從野蠻步入了文明、從落后走向了進步；最后再拿接下來的國民黨統治與日本殖民統治相比較，故意夸大國民黨的統治如何黑暗和恐怖，日本的統治如何光明與祥和。日本中京女子大學副教授堀江俊一和臺灣師范大學副教授蔡錦堂的謬論便具有代表性。

2006年，堀江俊一發表了《兩個“日本”一以客家民為中心的臺灣人的“日本”意識》一文。

他首先引用英國人類學者伊莎貝拉·巴德1878年赴日本旅行的游記——《日本內地紀行》中的一段文字稱：

“（在橫濱）登陸后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流浪者一個都沒有。在街頭，人雖然矮小、丑陋、羅圈腿、駝背、凹胸、寒酸，但臉上掛著優雅的神態，大家都在認真做著自己的工作”；而這里的中國人“身材高大”，他們“趾高氣揚、志得意滿地走在街頭，宛如自己是這里的統治者。”

堀江俊一引用這段話，意在先人為主給人造成這樣一種印象：日本人雖然窮酸丑陋，但個個勤勉做事，是一個沒有流浪者的“文明國”；中國人盡管富有，但個個耀武揚威，是一群沒有教養的“野蠻人”。

堀江俊一繼而將日本“領臺”時期的日臺關系說成“兩個近代化”過程，宣稱：

日臺“殖民地”宗主國關系”的特殊性主要表現為兩點，“第一也是最大的特殊性是，宗主國——日本的近代化是以帝國主義化的形式開始的，被統治者——臺灣的近代化是以殖民地化的形式幾乎同期展開。即兩地的近代化是作為殖民地統治與被統治同時推進的。第二個特殊性是，繼日本殖民統治之后，可以稱為第二殖民地統治的國民黨政權的壓迫性統治繼之而來，這是造成臺灣人（本省人）對日感情發生很大變化的要因。”

在堀江看來，第一，日臺之間雖然是殖民地與宗主國的關系，但日本帝國主義化的過程和對臺灣實施殖民統治的過程，同時就是日本近代化的過程和促進臺灣近代化的過程；一句話，日本的殖民統治給臺灣帶來了近代化成果。第二，繼日本之后開始的國民黨統治也是一種殖民地統治——“第二殖民地統治”，而這一“壓迫性統治”不但沒有給臺灣帶來任何成果，反而成為臺灣人（實為“臺獨”分子)比較兩種統治之后產生“親日感情”的主要原因。

蔡錦堂則主要分析了臺灣人特別是“日語世代的臺灣人”所以“親日”的原因，稱：

“同樣是殖民地的臺灣和朝鮮（韓國），就戰后對日本的印象而言，一個（臺灣）表現出比較親日的傾向，另一個（韓國）則表現出完全仇日恨日的情況。產生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兩者在成為殖民地前，韓國是一個獨立自主國家，而臺灣是大清統治下‘類似殖民地'的移民社會；另一方面，戰后韓國重新恢復為獨立自主國家，而臺灣本來懷著‘回歸祖國懷抱’的希望想做自己的主人，但不幸再度陷人殖民地噩夢。在戰后的臺灣，如果沒有出現中國國民黨政權與戰前日本政權之比較的話，戰后臺灣人對日本的印象也許會有很大的不同。”

蔡錦堂甚至宣稱：

戰后的“臺灣再度進入了一個特殊形態的‘殖民地時代’，成為喪失了殖民地母國和根據地的國民黨的‘殖民地'。臺灣人民（本省人）仍然是二等國民，戰前‘我們臺灣人’和‘他們日本人’的差異，轉換成了‘我們臺灣人’和‘他們外省人’的比較。而且‘他們日本人’欺負‘我們臺灣人’的說法，也被‘他們外省人’殺害‘我們臺灣人’的說法所取代。‘欺負’一詞轉換成‘殺害’，甚至升級成了‘屠殺’。”

蔡錦堂的這一說法與前述堀江俊一的說法如出一轍。

4、制造支持“臺獨”和遏制中國崛起的國際輿論

1990年5月，日本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友秀在《諸君》雜志上發表了《新中國“威脅”論》一文，在國際社會掀起一場持續數年的“中國威脅論”狂潮，為“遏制”中國和支持“臺獨”制造國際輿論氛圍。

村井提出：

“曾經被稱為睡獅的國家盡管還沒有完全醒來，但從國土、人口、資源等綜合情況來看，中國的確是一個潛在的巨大威脅。”

村井友秀的主要“依據”有三：

(1)他首先提出一個荒謬的“沖突理論”。

井村宣稱：

“在亞洲國際關系中能夠對他國施加影響的地區大國首先是中國、印度，還有經濟發達的日本。…印度是南亞大國，日本和中國同屬于東亞大國。日本和中國若同時發揮影響力，沖突的可能性會大大提升；日本與中國之間若存在明顯的上下關系就不會發生沖突，當雙方上下關系變動或雙方對上下關系的認識與現實不一致時，也會發生紛爭。”

井村的言外之意是，由于近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日“上下”差距拉近，兩國間就有了“沖突的可能性”；如果中日之間仍然保持一定的差距即“上下關系”，那么就不會發生沖突。因此中國最好不要崛起，崛起就意味著中日“沖突”或“紛爭”，就是“威脅”。

(2)井村不惜篡改歷史以論證中國曾有過“威脅”。

他宣稱：

“19世紀中葉以前，支配東亞國際秩序的是中華帝國與周邊諸國的朝貢冊封關系。中國在整個古代史上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在軍事、經濟以及文化各方面均絕對性地壓倒周邊國家”；進入近代以后，中國的地位因西方列強侵略而急轉直下，但甲午戰爭是因為清朝擴建海軍和欲對日本“報仇雪恥”（出征臺灣、吞并琉球）對日本構成了“威脅”，迫使日本不得不“警戒中國”所致。

井村宣稱，中國不但在古代“朝貢冊封關系”下曾“絕對性地壓倒周邊國家”即長期對周邊國家構成過“威脅”，即使進入近代以后仍對日本構成了“威脅”，甲午戰爭就是日本“‘警戒中國'所致”。這無疑是當年日本侵略者發動甲午戰爭的借口在當代的翻版。

（3)井村又從歷史轉向現實、再從現實聯系歷史，以說明中國永遠都是“威脅”。

他宣稱：

“中國現在擁有11億人口和超過日本25倍的國土，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水資源以及豐富的煤、石油、天然氣等各種能源，可謂世界上自然資源最富有的國家之一。另外，中國還擁有一支300萬人的可謂當今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軍隊。中國是以一個擁有巨大潛力、擁有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力的充分條件而存在于國際社會的大國。”
“從漢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統一的中國總是侵入越南。鄧小平領導的現代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是以成為21世紀的世界大國為目標。中國的世界觀基本上還是‘戰國時代模式’，即有力量者做霸主并統治世界的思維方式。因此其國家領導人總是在努力創造成為霸主的條件，絕不允許任何放棄成為霸主的機會。”

18世紀以前的中國就是一個“君臨亞洲的世界超級大國”。井村如此不厭其煩，意在“提醒”世人特別是日本人，中國既有“稱霸”的客觀條件，也有“稱霸”的主觀意識，日中兩國將從此進入為“國家利益”爭奪東亞霸權的新時期。

村井這篇危言聳聽的文章不僅引發了一場持續數年的世界范圍的“中國威脅論”狂潮(1992年至1996年)，而且使日本對華心理和政策為之一變，即將政府的對華“援助”政策導向“牽制”政策，將國民的對華“友好”心態導向“防范”心態。于是打“臺灣牌”牽制中國的輿論隨之泛濫。諸如今后在技術上要讓中國永遠落后日本10年至15年、中國“經濟增長順利而迅速，軍事力量也逐漸強大，這可能為中國在東南亞確立霸權地位提供腳本”等煽動性言論，就頻頻見諸報端。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