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位收藏家1000元撿漏的飲酒杯，拍出2.8億元“天價”

1951年仲夏，香港上環荷李活道的石板路剛被雨水沖刷過，空氣里帶著淡淡海腥味。古玩鋪“太平行”外，一個須發皆白的攤主正整理瓷碗。忽然，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俯身駐足，目光精準地鎖定了攤位角落一對小杯。攤主抬眼隨口報價：“一千港元。”對方沒還價，掏錢、收杯，一氣呵成。攤主愣了片刻：“先生，這不過是尋常小盞。”那人笑而不語，將杯子包進手帕，轉身消失在人流中。

買杯人名叫仇焱之，滬上行家對他再熟悉不過：十五歲進晉古齋當學徒，二十歲單槍匹馬闖上海灘，只憑一雙眼就能挑出真官窯。抗戰勝利后，他南下香港，專盯英軍倉庫和外籍后裔家中流出的遺物。那對只有六厘米高的小杯，杯面描繪公雞、雌雞帶雛，胎薄勝紙、釉潤如脂，杯底落青花“成化年制”款。仇焱之心里有數：這正是傳說中的明成化斗彩雞缸杯。

雞缸杯何以稀罕？明成化十四年至成化十八年，景德鎮御窯僅燒造數批斗彩小杯供宮中飲酒，胎質細白，釉下青花與釉上五彩交相呼應。成化帝寵愛萬貴妃，杯上母雞含雛的畫面暗合“母儀天下”寓意，內廷管控極嚴，外流數量寥若晨星。嘉靖以后，歷代御窯不敢輕易仿燒，原因很簡單：胎釉配方、彩料濃淡、筆法章法皆如天塹，一旦走樣便成贗品。于是行里流傳一句話：“得一真雞缸，可抵百間房。”

1950年代的香港，人心浮動，行家卻不多。多數人只把小杯當“花觚縮影”，嫌個頭小，不值錢。仇焱之揣著它南來北往，友人笑他“失手買贗品”，他只回一句：“假作真時真亦假？”言罷拂袖。十幾年后，香港銀行改版紙幣，通貨膨脹，1000港元買半套西裝都費勁，那對杯子卻被他一直鎖在保險箱里，隨遷瑞士，隨遷倫敦。有人開價十萬，他不松口；有人愿出一棟花園洋房，他仍搖頭。

時間指向1980年4月。香港富麗華酒店，蘇富比春季拍賣會人聲鼎沸。仇焱之的代理人遞交委托，兩只雞缸杯分兩號上拍。第一號落槌418萬港元，第二號迅速飆升至528萬港元，全場轟動。媒體標題寫道：“小盞大價”。港英當局甚至臨時調高奢侈品關稅，以免資金過快外流。直到此刻，曾經的冷嘲熱諷才戛然而止，“仇先生眼毒”成了行里共識。

歲月流逝，新買家輾轉易手。2014年4月8日，蘇富比再度舉槌，上海資本玩家劉益謙親赴現場。競價號牌此起彼伏，短短八分鐘，成交價飆到2.8億港元。劉益謙側身對助手說了一句：“不加了，夠了。”拍賣槌定音，全場先是一靜，隨后爆發掌聲。就這樣，一件六厘米高、六十克重的小小飲酒杯，身價抵得過整條維多利亞港的沿岸地皮。

有意思的是，這對杯子當年只花1000港元。換算當時白銀行情，不外一二十根銀條。六十余年間，價格翻了二十八萬倍。有人統計過，如果把雞缸杯的升值幅度與1960年至今的世界主要股指對比，它完勝道瓊斯，也甩開恒生指數幾條街。

市場現象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知識門檻。雞缸杯能在1950年代的街頭被忽視，核心原因在于鑒識體系尚未普及。胎釉鑒定、釉上五彩的暈散規律、成化時期青花料中的錳含量測試，這些都得后來科學手段介入才被量化。換句話說，仇焱之的“火眼金睛”不是神話，而是多年摔打積累的直覺經驗。試想一下，如果沒有對明宣德、永樂青花的系統研究，他也不會在幾十秒內判斷出絕版器形。

同樣值得玩味的是所有權流轉。1980年代，香港還是全球華人藝術品交易中轉站；1990年代，日本資金曾掀起一輪高價搶購；21世紀初，中國大陸資本全面入場，天價紀錄被不斷刷新。雞缸杯從“沒人識貨”到“億級標的”，折射的正是財富中心東移的軌跡。

一段簡短插曲可以說明仇焱之的性格。1962年，他向朋友張大千展示杯子。張大千摸著釉面，笑問：“老仇，出一口價？”仇淡淡回道：“無價。”對話不到兩行，卻逼得大千先生只好作罷。由此可見，仇焱之并非簡單逐利者。相反，他多次把頂級官窯捐給博物館——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都有他留下的標簽。

遺憾的是，1980年秋天，仇焱之在瑞士逝世。身后事交由家人處理，瓷器大批進入拍賣場，也有部分直接捐贈。如今圈內人提起他，總要感慨一句：“靠一本譜子和一雙眼，撐起半壁官窯江山。”話雖夸張，卻道出了實情。

對于普通藏家，雞缸杯無疑是遙不可及的神話，但它至少提醒業界兩個教訓：第一，市場永遠獎勵真正的專業；第二，文化價值與市場價值在長周期里往往同向。至于下一個從幾百元漲到數億元的傳奇，會落在哪種器物身上？沒人敢斷言，但可以肯定，懂行的人已經在偏僻角落里悄悄尋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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