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肖勁光接見任遠志，談起她爸爸后：我和你父親是三“最”

1983年11月下旬，京城剛落第一場雪。白色的屋脊映著灰藍的天空，氣溫并不算低，可西山腳下一處老式四合院里卻點著炭火，那是肖勁光休養的住所。院門吱呀一響，任遠志裹著呢子大衣進來，拍掉肩頭的雪花，喊了一聲：“肖伯伯！”聲音清脆，帶著久別的熱情。老人側過身，棉布鞋在青磚上拖出輕微的聲響：“小志來了啊，進來烤烤火。”簡單幾句寒暄，卻把屋里屋外的溫度同時提了上來。

炭火噼啪作響，任遠志遞上從貴州帶來的臘肉，老帥擺擺手讓警衛員收下，接過茶杯后才慢慢開口：“看到你，就想到你父親。要說我和他，啊，可真得算三‘最’。”短短一句，像火星落在舊紙上，瞬間點燃二十世紀前半段的記憶長卷。

時間拉回到1919年夏季。長沙船碼頭悶熱潮濕，十七歲的肖勁光在《時事新報》上看到蘇俄新政的報道，心里升起一股“非去不可”的沖勁。同年秋天，長沙雅禮中學禮堂里舉行留俄動員會，個頭不高卻嗓門響的任弼時上臺發言，他抬手撥了撥眼前的黑發：“青年人，要把眼光放到更遠的地方。”臺下的肖勁光愣神片刻，“這人說到了心坎里”。兩小時后，兩張報名表上出現了相同的去處——莫斯科東方大學。

1920年底，寒風直鉆衣領。為了省錢，幾十名中國學生從符拉迪沃斯托克乘三等車廂直奔莫斯科。車上發的黑面包硬得能敲釘子，肖勁光把自己的半塊掰給任弼時：“多墊兩口，別餓壞了肚子。”任弼時嘿嘿一笑：“下次你挨餓我再讓給你。”一句玩笑，實際上是支撐彼此頑強挺過零下二十度夜晚的信念。

到了莫斯科，生活比想象更艱難。每日配給的土豆凍得像石頭，唯有周末讀書討論能稍稍緩解饑餓。1922年冬，陳獨秀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四大，看到學生面黃肌瘦，特意讓廚房把白米、咸肉熬成大鍋粥。粥味很淡，卻足以讓他們覺得“革命也能有一點點甜味”。同年年底，兩人加入中共旅莫支部，情誼在紅旗與雪地間錘煉得更加牢固，他們常說的一句話是：“理論要讀，槍也要拿。”

回國后道途不同。1927年大革命失敗，任弼時轉入地下從事政治工作，在上海十里洋場舌戰資本家，在香港碼頭組織海員罷工，文字與口號都是槍；肖勁光則輾轉湘贛，參加秋收起義后隨朱德、毛澤東入井岡山，旌旗獵獵中，他拿真槍。兩條路徑卻指向同一目標——反蔣救國。

1935年遵義會議后的長征途中，紅軍過烏江險灘。任弼時久病未愈仍堅持騎馬督師，肖勁光則率部斷后。烏江兩岸槍聲此起彼伏，山體震顫，老友隔著硝煙互相招手，那是生死邊緣的默契。后來許多人記住了四渡赤水的指揮藝術，卻忘了在烏江河谷搶占制高點的正是肖勁光。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任弼時在延安擔任中組部部長兼代總書記，日夜盯著人事、調撥、宣傳；肖勁光奉命東渡黃河赴晉察冀，組建海防縱隊，四年間打下大小百余戰。兩人信中常寫：“老同學，暫別，終會再聚。”這些信到了1945年已摞成半尺厚。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的紅旗鋪天蓋地。開國大典彩車上，任弼時站在主席臺第三排，他的頭巾掩不住幾縷白發；肖勁光作為海軍司令員在下方檢閱陣地，看著海軍方隊步伐整齊，興奮得雙手直抖。他們隔空相視，微微頷首，一個眼神即足以交代三十年風雨。

可惜歡樂并不長。建國后任弼時工作愈加繁重，高血壓、腦溢血輪番來襲。1950年10月27日凌晨，北京醫院燈火通明，醫生無力回天。噩耗傳到海軍大院，肖勁光一夜沒合眼，他把手里的文件齊刷刷推到一邊，只說一句：“老任走了，我不能讓他的家里出半點差池。”此后逢年過節，他必令人送去補品、書籍，任遠志考大學時，他批條子幫忙聯系老師，卻叮囑秘書：“原則不能破，照章辦，但別讓孩子受委屈。”

炭火的灰燼在火盆里坍塌，1983年的屋子里，肖勁光放下茶杯，用稍顯模糊的目光望向任遠志：“最早，我們是最早的同學；最老，我們看著彼此從少年變白頭；最知心，幾十年風刀霜劍，不曾有隔閡。”短短三句，像釘子一樣釘在時光的門板上，任遠志眼圈微紅，卻強忍著笑，說了一句：“肖伯伯，您和爸爸的故事，以后得讓我寫下來。”老人擺手：“寫不寫無所謂，記得他是個好人，就夠了。”

窗外雪停，瓦檐滴水。青磚墻上懸著的舊照片里，兩位青春洋溢的留俄學生正并肩而立，手里拿的是同一本《共產黨宣言》。歲月讓膠片泛黃，卻沒沖淡那份“最早、最老、最知心”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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