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各種抵制，到底誰付出代價？

對于各種抵制，都有一個“誰付出代價”的問題。

舉個例子，我對日本的觀感變差了，我本來定了去日本的機票，現在我希望抵制日本，我自己放棄了行程，承擔了機票的損失，這就沒什么問題。

但如果某個航空公司聲稱抵制日本，并且停掉了已經確定的赴日的航班，而且不給旅客退錢，那么實際上，就是這些倒霉的乘客承擔了實際的代價。

抵制日貨也是一樣。

隨著年齡增長，我已經覺得因為某些原因抵制某些東西是人的權利，沒什么可說的了。

一個人自己不買日貨，那沒問題，付出代價的人是自己，他有權利這么做。

不僅是日貨，他可以用各種奇怪的理由抵制任何東西，我可以不認可他的理由，但我必須承認他有抵制的權利。

但是如果有人試圖不允許別人買日貨，而且還成功了，那么實際上是其他人承擔了代價。

濱崎步在上海的演唱會取消，而且是開場前4個小時臨時取消，舞臺都搭建好了，團隊都過來了，票也賣了，然后被要求取消了，這實際上就是由演出的運營商承擔了代價。

因為成本都花出去了，我看消息說還要退票，就更慘了。

觀眾也慘，不說演唱看不上了，有一些觀眾是專程到上海的，雖然演唱會票能退，但是交通和住宿費應該不能退，也承擔了代價。

實際上這種天災在文化行業也并不少見，還有傳聞說有出版社關于日本題材的圖書也不能出了，這也是承擔了代價。

當然，你也可以說，干文化行業這一行就要有這個覺悟。或者，這件事的始作俑者并不是我們，而是日本人沒事就要有事，冤有頭債有主，怪不到我們身上。

這么說當然也有道理。但是我也覺得，表達對軍國主義和日本政客的憤怒，不一定要演出商和觀眾承擔代價。話說回來，你就是讓它開，難道有人因此會不愛國么？

我也理解，濱崎步有損失，或者其他日本企業有損失，這種損失會變成壓力傳遞到日本政府。

說實話我當然希望高市女士被壓爆，也并不那么在乎濱崎步，但是我比較在乎國內的演出承辦商和觀眾。

或者說，要抵制，我覺得合理的效果是罪罰相符。

高市女士受損最大，日本高官次之，日本右翼和軍國分子受損再次，愛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受一點點牽連，中國同胞受最小的損失或最好別受損失。

現在兩國的沖突和矛盾，具體到這件事上，讓中國承辦商賠了錢，讓中國濱崎步歌迷被迫損失了車票和旅費，這想想也不合適。

總有點別的，不用讓一個己方普通人直接付出代價的斗爭方法吧？再進一步，一個穩定的文化環境對于我們的未來也是有好處的，很多人可能以為這么做會讓人覺得“以后我不要粉日本文化產品了”，這樣的人肯定有。但是我擔保有更多的人會覺得“我喜歡個東西礙著誰了？這文化環境也太不穩定了！”，這對我們自己也沒好處。

如果濱崎步自己決定不開了，那相關部門該做的就是監督她做好賠償工作。

又或者，進一步，如果有觀眾因為義憤而不想看了，那么也可以支持他退票。如果最后大家都不想去了，那也是大家自己的選擇，這些我覺得都在合理范圍內。

或者這段時間不批未來相關的文化活動，也比現在這種處理更好，不批就不會開始，不開始至少承辦方和觀眾沒損失。

但直接把已經確定的演出取消了，最終承擔最大代價的其實并不是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