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專家警告美國：若不發動戰爭，與中國搞零和博弈，是一個大錯誤

在一場幾乎被媒體忽略的線上對話中，一位88歲高齡的美國老者突然發出一句意味深長的警告，引發了外交學界與戰略界的強烈震動。

他不是泛泛之輩，而是“軟實力”理論的奠基人、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曾主導國家情報委員會工作的約瑟夫·奈。

他一生為美國戰略服務，曾是無數白宮核心決策的幕后操盤者。

而這一次，他卻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正走在一條極其危險的道路上：對中國發動零和博弈，但又不敢發動戰爭，這將是戰略上的“致命錯誤”。

這究竟是對美國未來的絕望預判，還是對政策方向的最后警告？

從“軟實力”之父到對華關系“壓艙石”

約瑟夫·奈，這個名字在美國乃至全球的國際關系學界，都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學術生涯的起點，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本科，隨后在牛津大學獲得羅德學者榮譽，并最終在哈佛大學取得了政治學博士學位。

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長達數十年的執教生涯中，他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精英。

真正讓他名揚四海的，是他于上世紀80年代末首次提出的“軟實力”概念。

在那個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軍事與經濟實力如日中天的年代，奈卻敏銳地指出，一個國家的真正影響力，并不僅僅來源于其船堅炮利的“硬實力”，更來自于其文化、價值觀和政策的吸引力。

這種通過“同化”而非“強制”來達到目的的能力，被他精準地概括為“軟實力”。

奈的理論并非空中樓閣。在民主黨執政時期，他屢受重用。

上世紀70年代末，他在卡特政府中擔任助理國務卿，負責核不擴散政策。

到了90年代，克林頓政府上臺，奈再次進入權力核心，先后出任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和主管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

在這些職位上，他直接處理著冷戰后錯綜復雜的國際事務，從波斯尼亞的戰火到朝鮮半島的核危機，再到與正在崛起的中國的關系。

在處理對華關系上，奈始終扮演著一個理性而務實的“建言者”角色。

他親歷了中美關系從70年代“乒乓外交”破冰，到尼克松總統訪華開啟正常化進程，再到我國改革開放后兩國關系進入“競合”階段的全過程。

他清楚地記得，當年的美國決策者是如何超越意識形態的鴻溝，從全球戰略格局的宏觀視角出發，做出了與我國接觸的正確抉擇。

他也看到，隨著我國經濟的騰飛，美國國內的焦慮情緒日益滋長，“中國威脅論”開始沉渣泛起。

面對這股逆流，奈始終是那個試圖踩下剎車的人。他反復強調，將我國的崛起簡單地視為一種威脅，是一種戰略上的短視。

他認為，一個繁榮穩定的我國，不僅符合我國人民的利益，也同樣符合美國的利益。

兩國之間巨大的貿易額、頻繁的人員往來，早已形成了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相互依存關系。

這種關系，與當年美蘇之間那種幾乎完全隔絕的“冷戰”狀態，有著本質的區別。

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當美國開始將戰略重心轉向亞太，對我國的遏制與打壓意圖日益明顯時，奈的聲音顯得愈發珍貴，也愈發孤獨。

他像一個不知疲倦的布道者，利用各種場合——學術論壇、媒體采訪、新書發布會——向美國的決策者和公眾傳遞他的核心觀點：與我國搞零和博弈，試圖通過圍堵和打壓來阻止我國的發展，不僅不可能成功，反而會將美國自身拖入泥潭。

在他的著作《道德重要嗎？從羅斯福到特朗普的總統與外交政策》中，他明確指出，本世紀全球權力的兩大轉移之一，就是權力從西方到東方的轉移，而我國在這一歷史進程中扮演著核心角色。

他認為，這是一種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美國明智的選擇是適應它、引導它，而不是徒勞地對抗它。

2021年5月，在全球化智庫舉辦的一場線上對話中，已是84歲高齡的奈再次清晰地表達了他的憂慮。

他認為，我國的存在并未對美國構成生存性威脅，兩國之間完全有空間、有必要去尋找合作的機會，建立一種“合作性對抗”關系，即在保持競爭的同時，為關系設定“護欄”和“底線”，避免滑向全面沖突。

他甚至樂觀地預測：“也許到2035年，我們會看到一個兩國向更好關系發展的周期。”然而，歷史的走向似乎并未如他所愿。

零和博弈的致命邏輯與現實困境

“若不發動戰爭，與中國搞零和博弈，是一個大錯誤。”

約瑟夫·奈的警告并非在鼓動戰爭，而是在深刻地揭示一個冷酷的邏輯：如果你鐵了心要和我國玩一場“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那么除了發動一場毀滅性的全面戰爭，你沒有任何勝算。

而既然全面戰爭是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無法接受的選項，那么結論只有一個——放棄零和博弈的幻想，回到合作與競爭并存的軌道上來。

奈之所以發出這樣的警告，是因為他看到了美國部分鷹派決策者正在犯下這樣的錯誤。

這些人將我國的每一次進步都視為對美國霸權的直接挑戰，將我國的每一個舉動都解讀為顛覆現有國際秩序的陰謀。

在這種“非黑即白”的認知框架下，他們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脫鉤斷鏈”的極端措施，試圖通過關稅戰、科技封鎖、產業鏈轉移等方式，全方位遏制我國的發展。

奈敏銳地指出，這種做法的底層邏輯，就是一種徹頭徹尾的零和博弈思維：我國多得一分，就是美國損失一分。

奈清楚地看到，在21世紀的今天，這種零和博弈的策略根本行不通。

首先，我國擁有美國遏制戰略難以撼動的“關鍵底牌”——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

經過幾十年的持續投入和建設，我國已經構建起一個涵蓋了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有工業門類的龐大制造網絡。

這意味著，從一顆螺絲釘到一個集成電路，再到一架大型客機，我國都具備在本土完成大部分生產環節的能力。

這種強大的產業鏈韌性，使得美國發動的關稅戰效果大打折扣。

當美國對我國某類商品加征高額關稅時，我國的生產體系能夠迅速進行內部調整，通過財政補貼、產業政策協調等方式，消化掉大部分沖擊，保持生產和出口的穩定。

反觀美國，由于其制造業早已大量外移，對進口消費品和工業中間品形成了嚴重依賴。

對華加征的關稅，最終往往以漲價的形式，轉嫁給了美國的消費者和企業，造成了“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尷尬局面。

其次，在全球化的影響層面，美國的零和博弈策略也面臨著其盟友體系的離心力。當今的世界格局與冷戰時期涇渭分明的兩大陣營已截然不同。

美國試圖拉攏其在印太地區的盟友，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構建一個圍堵我國的“小圈子”。

但這些國家無一例外地與我國保持著極為密切的經濟聯系，我國是它們最大的貿易伙伴和最重要的出口市場。讓它們在經濟上與我國“脫鉤”，無異于讓它們自斷臂膀。

因此，這些國家普遍表現出一種“安全上靠美國，經濟上靠中國”的搖擺姿態，不愿在中美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邊站”。

再者，在科技和金融等前沿領域的零和博弈，同樣會給美國帶來反噬效應。

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5G通信等領域，中美之間的競爭確實激烈。

美國試圖通過技術封鎖和實體清單等手段，切斷我國獲取先進技術的渠道。

這種做法一方面低估了我國強大的自主研發能力和舉國體制的優勢，另一方面也嚴重擾亂了全球科技創新的生態。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芯片產業。

美國的封鎖政策在短期內確實給我國相關企業造成了困難，但從長遠看，它也倒逼我國下定決心，投入巨量資源攻克“卡脖子”技術，加速了國產替代的進程。

正是基于對以上種種現實困境的清醒認識，奈才得出了那個看似矛盾的結論。

他實際上是在對美國的鷹派喊話：你們所推行的這套非軍事化的零和博弈，已經被證明是失敗的。

你們既無法在經濟上真正“脫鉤”，也無法在外交上孤立我國，更無法在科技上永久性地鎖死我國。

這條路走下去，只會不斷消耗美國的國力，損害美國的信譽，錯失與我國合作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寶貴機遇。

一個時代的落幕

2025年5月7日，當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發布約瑟夫·奈逝世的公報時，國際關系學界乃至整個關注中美關系走向的人們，都感受到了一種深切的失落。

奈逝世后，美國政學兩界紛紛表達了哀悼。時任美國前國務卿的布林肯在社交媒體上深情緬懷，稱他是“許多人的朋友和導師”，為“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以及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作出如此巨大的貢獻”。

《金融時報》等主流媒體則敏銳地捕捉到了奈離去所帶來的更深層次的危機，即“美國正面臨亞洲問題專家日益稀缺的局面”。

美國前國家情報委員會東亞事務高級分析員韋德寧更是直言不諱地指出，這種人才斷層的“長期負面影響”將是巨大的。

隨著老一輩的“知華派”學者和官員（如傅高義、李侃如、約瑟夫·奈等）相繼離世或退休，美國國內能夠冷靜、客觀、全面地看待中國，并向決策層提供理性建議的聲音正變得越來越微弱。

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缺乏實地經驗、將對華強硬作為撈取政治資本捷徑的“新秀”。

這種人才結構的變化，直接導致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日益僵化、情緒化和非理性。

參考資料：約瑟夫·奈去世，曾提出中美乃“競合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