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不僅是國共之間命運的轉巴點,也是許多文化界名人人生的決定性時刻。
目前,眾多人士堅信,那些選擇隨蔣介石前往臺灣的名人,最終都有了善的結局,這看似是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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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從1949年看來,隨蔣介石而行的這些名人,其實并非值得敬重。他們大多或為利己主義者,或為資產階級的代表,往往與普羅大眾的利益背道而馳。
在1948年的11月,在國民黨輸得明明的情況下,蔣介石便策劃了“大陸學人救援”方案。他想要把那些享有威望,地位顯赫的文化名人送至臺灣。舉例來說,其中主要包括四類人:各大學院、學校的領導者、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因政治背景必須離開大陸的人,以及在學術上做出過貢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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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蔣介石失望的是,列在名單上的大部分人,都未能上他的船。
例如胡適,他被譽為志趣相投的朋友最多,人緣極佳。因此,蔣介石讓他去聯絡這些名人,胡適親自指揮航班去北平接人,甚至親赴南京機場迎接他們。然而,當飛機返回南京時,只有寥寥數人上了他的飛機,這讓胡適無法接受而痛哭流涕。另一個例子是傅斯年,他是前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所長,他在學術界的聲望極為崇高。蔣介石特意給了他數架飛機去接人,然而,結果同樣令人失望,上他的飛機的人寥寥無幾。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曾嘗試帶領所有教授一同前往臺灣,然而,只有極少數人聽從,大多數教授都選擇了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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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失望的蔣介石決定親自出馬,他多次邀請南開大學的創始人張伯苓陪同前往臺灣。然而,盡管蔣介石極盡甜言蜜語勸說,張伯苓還是選擇了在大陸。
蔣經國也曾請過浙江大學的校長竺可楨,但竺可楨反而反勸蔣經國留下來服輸。
由此可見,當時的真實情況是,只有一小部分人選擇了跟隨蔣介石去臺灣,絕大多數人都堅決地選擇留在中國大陸,一起建設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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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一選擇其實并不是出乎意料的。只要觀察一下當時國共兩黨的表現就能理解這一點。在國民黨執政的30多年時間里,腐敗成風,“四大家族”甚至積累了全國80%以上的財富,各級官員為所欲為,整個國家烏煙瘴氣。然而,在共產黨領導的地方,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風清氣正,官員廉潔奉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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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在那個年代的文化人都能看清國共兩黨之間的這一斑斕差別,從而做出最正確的選擇。那些文化實力派,在觀察得更清楚之后,如果此時還選擇和蔣介石走下去,這已經不叫“蠢”了,而是“壞”,因為他們維護的是那些反動派的利益,而非大眾的利益。
例如胡適,他自封一生都在追求民主、自由,但在蔣介石的統治時期,哪里還有民主、自由呢?他所認為的“民主、自由”,可能就是今日寇酒博桌的生活吧!
在此我們不禁要質疑,那些留在大陸的人才,真的是因為畏懼國民黨的暴政,所以才選擇留下來幫助建設新中國嗎?或者,另一種解釋,他們其實是為了討好新政權,從而保留自己的地位和財產?這就是歷史的羅列,使我們在解讀中不停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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