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送禮看起來不像“行賄”？

《華爾街之狼》

盡管我們深處商業社會，每天都在和商業活動打交道。但商業世界就像浮在海面上的一座冰山，表面的光潔之下，是一塊巨大的、陽光無法穿透的的暗沉堅冰，身為普通人的我們，幾乎不可能知道海面之下發生了什么。

金伯莉·凱·黃，一名越南裔的美籍社會學家，通過持續數年的調查研究，在《蛛網資本主義》一書中為我們描繪了這座冰山的完整面貌。

通過對數百位私人財富經理、基金經理、企業家、銀行家及審計師等金融從業者進行深入訪談，黃為我們揭示了全球資本如何編制出了一張巨大的隱秘網絡，那些富豪榜上見不到名字的隱秘富豪，借助“蛛網”般錯綜復雜的金融工具網絡，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資產的隱匿與資金的跨境轉移，并不斷從新興市場中攫取財富與資源。

這是一本兼顧宏觀與微觀描寫的著作，書中不僅勾勒出了這張資本“蛛網”的整體脈絡，還通過一個個案例，為我們展示了全球金融精英如何通過分紅、高薪聘請、賄賂等具體策略，編制利益網絡、與地方權力甚至政府官員進行勾結，通過“特惠交易”攫取超額利潤。

《柯克斯書評》評論稱：“這本書揭示了一種秘密且通常具有犯罪性質的運作機制如何幫助富人攫取和保護他們的錢財與聲譽……在這項精彩的研究中，金伯莉·凱·黃展示了蛛網資本主義如何直接導致了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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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送禮看起來不像行賄？

行賄的方式存在很大差異，這主要取決于行賄者與想要賄賂的政府官員的親近程度、限制或促成其行賄行為的法律結構，以及投資者進入市場開發的發展階段等方面。

社會學家加布里埃爾·羅斯曼概述出了個人可能會采用的三種掩人耳目的賄賂策略：送禮、利益捆綁和經紀業務費。“這三種策略各有不同的內涵，它們都為（行賄者）提供了否認賄賂的合理方式。”

在研究的早期我就了解到，行賄并不總是通過簡單的現金支付來完成的。例如，在參觀一個新的房地產開發項目時，我曾天真地問當地一位45歲的房地產開發商“奎”：“您會給他們塞紅包嗎？您怎么知道該包多大數目的紅包呢？”奎笑著跟我解釋，他會通過送高度個性化的禮物來掩蓋這類不光彩的關系：

你來自西方，所以你會認為，向政府官員行賄是不對的，但在越南，現實就是這個樣子。想想看吧：他們每個月只能賺200—300美元。他們怎么能光靠這點錢來生活呢？他們也得吃飯啊！我們付錢給他們，讓他們做分內的工作……（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直接打錢行賄，你必須要做得更加精明些。每個人也都很不一樣，人們有著各自不同的需求。比如，有人可能有孩子，所以，我們可能就會幫他支付孩子上學的學費。或者，我們也可以給他們的妻子買一塊昂貴的手表或一只手提包，這些東西在香港很容易變現的。

當地企業家深深嵌入關鍵政治精英的封閉網絡中，他們會通過高度個性化的送禮策略來掩蓋這些不光彩的關系，送的禮物種類也會因每個人和每種關系的不同而不同。要是投資競爭者未能摸清如何巧妙地進行這類深層的個人交流，他最后可能就會損失慘重。

《紳士們》

例如，在我對越南當地一位房地產開發商“仁”的采訪中，他就闡述了他在爭奪胡志明市黃金地段的競爭中所面臨的困難，以及這些人際互動會如何促使投資者想出新的方式來鞏固個人關系。仁解釋說：

項目的最佳開發商并不總是那些贏得投標的人。贏家是那些知道如何玩好當地投資游戲的人。即使你付了錢，你也必須處理好政府的人事調動。每隔幾年，政府就會換屆，然后你必須得處理好與新官員的關系，他可能會為了支持自己的朋友而把你趕出市場。每個人都知道，那些頂級開發者都與政府高層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但這也就意味著，頂級開發者必須給這些政府高層官員以及他們下面的每個官員一些好處。

建立密切的個人關系就需要與官員打交道、做好大量的關系工作，這不僅要評估什么形式的賄款合適，還要懂得怎樣以精心策劃的最佳方式行賄。未能支付適當的賄款可能就意味著，開發商將無法獲得經營業務所需的執照或許可證，或者是已經在辦理的營業許可證也可能會突然被暫停辦理。

我詢問開發商是如何管理這些關系的，仁向我解釋說：“在我們公司，（首席高管）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打理關系上，而后臺辦公室中的每個人都在思考該如何去具體執行。”仁還給我看了手機里他和他的合伙人在一次與當地官員簽約時拍攝的照片。這張照片上有他們私人公司的六名男性，以及另外五名身著綠色干部服裝的政府官員。在照片的正中間，三名公司高管正在和政府官員握手。仁指出，握手是他們已經穩固關系和結盟的一個標志。為了走到這一步，他們已經花了很多時間、通過送奢侈品禮物來迎合政府官員的口味。

愛馬仕手提包和勞力士手表是最常見的禮物，這不僅是因為它們是令人垂涎的、難以獲得的奢侈品，也因為它們是高價值的儲存手段，能夠在二級市場上快速變現。一位知情人告訴我，他妻子贈送了一個價值1萬美元的愛馬仕手提包給他商業合作伙伴的妻子，以便獲得他們最近完工的一棟公寓大樓的入住許可證。我想追問并了解更多細節，所以我便評論道：“對于一個重大（200萬美元）項目而言，那只能算是一筆微不足道的小錢了吧。”

奎回應說：“這就是為什么你得發展長期的關系。你以每次增加一點點的方式來贈送禮物，這就使送禮看起來不像是行賄。我們總是不得不考慮很多和禮物相關的事情。例如，她喜歡什么顏色呀，她喜歡什么款式啊。”投資者會不遺余力地打造個人故事，講述他們是如何想方設法才買到他們送給政府官員的那些禮物的。

例如，一位投資者就給我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他不得不每個月給他女兒一筆津貼，讓她在愛馬仕商店購買一些小件商品，以便能與愛馬仕的某位銷售人員建立好關系，這個過程持續了兩年多。這是因為，在愛馬仕商店，人們不是簡單走進商店就能購買到某只包的。客戶必須首先與銷售人員建立關系，然后還要等到購買的機會，最后，他們才能直接從商店購買到夢寐以求的某只手提包。

互相挾持的破壞性關系

送禮還只是行賄的冰山一角。隨著投資賭注的增加，賄賂的規模和分配方式也會隨之增加。除了送禮之外，行賄者還會設法通過各種利益捆綁策略來行賄，這些策略巧妙地將政府官員鎖定在和投資者互相挾持的破壞性關系之中。

利益捆綁涉及一系列交換，它們會使聲名狼藉的交易看上去也沒那么不光彩。這方面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幾個方面：以工資的形式向政治精英的近親提供經濟報酬和/或通過離岸工具向指定的代理人提供公司股份。

為了降低風險，他們會與中央政府的關鍵官員建立長期的個人關系。這些投資者在國家—市場關系中對這種贊助關系感到很自在，他們還向我描述了他們的這種文化相似性。俊是一名來自韓國的35歲投資者，他向我解釋說：

越南特別容易讓我們想到早期階段的韓國，所以當我們來到這里時，我們看到了同樣的市場潛力。這個國家有9000萬人口，中產階級也正在不斷壯大。在過去的幾年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2005年的700美元上升到了2015年的2200美元。這說明了什么？新中產階級（將會）想要改善他們的生活……要有更好的住房……和購物廣場。我們知道如何滿足這一點，因為我們在韓國也看到過同樣的經濟增長。我們所缺乏的是語言技能和人脈關系。越南（政府官員）有他們自己的一套辦事方式，他們也很難相處。

《愛爾蘭人》

我問俊能否澄清他所說的“很難相處”的具體含義，他便給我詳細講述了他的公司必須處理的那種腐敗行為。他解釋說：“當你帶著外匯來到這里的時候，你就必須記住，你是在他們的土地上做生意。他們想確保自己能得到‘報酬’（他強調了一下‘報酬’這個詞，意指賄賂）。他們總是希望你能來開發這里，然后在你完成項目后，再把你給一腳踹出去。”我問他，在這樣一個普遍缺乏信息獲取渠道、法律存在多種解釋，而且腐敗現象也很盛行的市場中，他是如何做生意的，他回答說：

當你填滿他們的腰包時，你就能讓他們對你心存感激。也不僅是他們需要錢，這對你自己也有好處，要是項目出了問題，你也總可以拿這個來威脅說要揭露他們。這是一個充滿了詭計和報復的骯臟世界。你的公司雇傭黨內官員的家屬，關系越密切就越好……我會雇傭他們的侄子或侄女，但最好能是兒子或女兒，因為這樣一來，如果他們想卸磨殺驢地趕走我們，（他們）也就相當于是把自己的家人拉下水。

俊所描述的是一種“相互挾持”和相互毀滅的關系：通過以離岸股權形式收受外國投資者的賄款，政府官員便將他們自己牽涉到了犯罪活動中來。

聘用黨內官員近親的決定也能為投資者提供一些保證，因為這樣一來，政府官員就不會隨意揭露他們的不光彩活動，因為這樣做也會傷害自己的近親。為了讓資金流入政府官員的口袋，他們還承擔了潛在的曝光風險。然而，東亞/東南亞的投資者不太會擔心這種風險，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他們的政府不會在本國以外執行反腐敗法。

經紀業務費：合理化的行賄

2009年，我開始采訪剛接觸到越南市場的西方投資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避開了征地階段（即投資成本不超過1000萬美元的開發階段），因為這涉及多個官僚階層的受賄問題。購買土地、重新擁有土地使用權，以及獲得適當的營業許可證和建設許可證都需要行賄。

最初進行的采訪讓我以為，賄賂只會發生在第一階段的土地征用階段，或是只會發生在越南當地企業家和政治精英之間的交易中。隨著我的研究繼續開展，我發現西方投資者也會試圖巧妙地利用這里的體制。唯一的區別只在于，他們會以不同的方式將它合理化。

《華爾街之狼》

外國開發商喬恩談到，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楚如何行賄但又不至于將自己直接卷入犯罪活動中。例如，在一個開發項目停滯不前了五年后，喬恩向我闡述了他在當地促成房地產交易時采用的新策略：

在過去五年中，我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就是，每個人都必須以某種方式本地化。進入這個市場以后，你不能還以美國人的身份來告訴政府官員該怎么做。那套是行不通的，我嘗到了苦頭，也吸取了這個教訓。如果你和某某某（指的是我們共同的朋友，也是西方投資者）交談，你就會發現，他們也適應了這里的行事方式。我不能與當地領導人建立直接的個人關系，因為不僅存在語言和文化障礙，而且作為一名投資者，這會讓我太接近可能面臨的腐敗指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必須與中介機構或公共機構合作，建立起牢固的伙伴關系……我們與越南當地一家金融公司有密切合作，還聘請了一支律師團隊。我們必須與能夠幫助我們與政府建聯和打交道的人合作。

我對喬恩的采訪，以及隨后對其他幾位西方投資者的采訪都揭示了一點，即他們會通過經紀人策略來協商處理這類不名譽的關系：他們聘請了可以代他們行賄的第三方機構的調停者，以便抵御和聯合承擔刑事指控的風險。

第三方經紀人包括當地資產管理公司、律師事務所和公關機構，它們為投資者與當地的投資機會牽線搭橋。西方投資者有在其母國被定罪的風險，無法親自參與到行賄和具有隱蔽性威脅的基礎工作中來。或許正因此，他們才通過聘請被人稱為“中間人”的當地調停者來在他們自己和當地官員之間建立起一種緩沖關系。

在埃里克的例子中，他們設在越南的國際律師事務所會聘請當地的律師，他們是與政府官員打交道并能獲得必要批準、營業執照和許可證的關鍵人物。為了追蹤這種商業實踐，我還與三位不同的當地律師討論了他們如何在越南執業。一位35歲的律師“順”向我解釋說：

在越南當律師和在美國當律師不同。這些年我一直在學校里學習法律，但最終，最好的律師也未必會贏。你還必須得和法官有關系。我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了與法官和主要政黨官員建立關系上。要是沒有這些關系……那不管我這個人有多聰明……也不管我法律學得有多好、辯護口才有多么精湛……我們都會輸掉案子。大多數時候，我們都不用上法庭進行辯訴。一旦我們向對方展示我們有多么強硬的后臺關系，對方就會自動退避三舍，然后，我們便前去進行調解，或者是達成某項私下協議。

董是C國的一位房地產投資者，他就認識并介紹給我這樣一位調解者—崔女士。當我問崔她承擔的是什么角色時，她告訴我，她是一名在當地有著深厚關系網的投資顧問。我又問她是如何向潛在投資者表達這一點的，她回答說：

如果你付足夠多的錢給合適的人，你就能一直待在這個市場游戲中。要是有人向你的關系人脈支付了比你支付的還要多的費用，那么，你就出局了……這里沒有人會完全相信法治。問題的關鍵是，你的這些人脈關系有多廣、多硬。

《商海通牒》

崔還向我描述了她的公司如何處理這些打款。她說：

因此，他們向我們公司支付了一筆“法律咨詢費”，以便確保所有的文書工作都得到了妥善的處理，并且確保他們是財產的最終所有者……就我們這方而言，我們知道政黨的官員每五六年會換屆一次，所以，我們賺錢的時間有限。因此，我們建立了合法的途徑將我們的錢財轉移到國外，主要通過離岸賬戶以外幣的形式獲得報酬。

雖然崔最初只同意與我會面一個小時，但我們的談話最終持續了三個小時，因為我們談到了很多關于她的家人要在他們身居要職、尚有政治權力的一段有限的時期內，管理好她家當前的各種人脈關系的壓力。崔似乎并沒有將自己作為中間人的行為定性為市場欺詐。

正如她所認為的那樣，她為投資者提供了一項服務，這項服務就是獲取內部消息、確保營業許可證的準確辦理等。崔沒有將她自己視為貪官污吏（kleptocrat）的同黨，她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在填補一些制度上的空白，為投資者提供他們的投資組合可能需要的各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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