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紹君論齊白石先生的篆刻風格，齊白石傳人齊良芷弟子湯發周發布

△ 齊白石刻章老照片·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對篆刻來說，風格創造是生命線。齊白石的篆刻，即以獨樹一幟的風格創造為最大特質。傅抱石說：篆刻在老人的藝術中，也占著不可忽視的位置。老人在這方面的卓越成就，半個世紀以來不只廣泛地影響了國內的篆刻家、收藏家和無數的愛好者，還深深地影響了日本不少的篆刻家……據我的偏見，老人的天才、魄力，在篆刻上所發揮的實在不亞于繪畫。傅抱石認為齊白石篆刻的基本特色是“膽敢獨造”，在篆法、章法和刀法上，都突破了傳統的格式，并在整體上掀開了“中國篆刻史上的新頁”。

△ 齊白石篆刻作品《三百石印富翁》·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齊白石自己談篆刻，中心圍繞著“膽敢獨造”。1921年，他題陳曼生印拓云：刻印，其篆法別有天趣勝人者，唯秦漢人。秦漢人有過人處，全在不蠢，膽敢獨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前人繩墨，而人以為無所本。余嘗哀時人之蠢。不知秦漢人，人子也；吾儕，亦人子也。不思吾儕有獨到處，如令昔人見之，亦佩服。曼生先生之刻印，好在未死摹秦漢人偽銅印，甘自蠢耳。陳曼生即陳鴻壽（1768-1822），西泠八家之一，篆刻承丁敬、黃易、奚岡，篆中帶草，運刀有力，風格蒼勁渾厚。齊白石并不學他，不過借此發牢騷，表達自己的觀點而已。那時候，白石的畫、印均不受北京以正統派自居者的歡迎，認為他無所本，是“野狐禪”。白石此跋，是一種回敬。他還在詩歌、印章邊款中多次發揮這一層意思。如《看書》詩云:

篆文許慎說后止，典故康熙篆后無。

二者不能增一字，老夫長笑世人愚。

△ 齊白石篆刻作品《八硯樓》·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1931年，他在給楊仲子刻“不知有漢”印的邊款中說道：余之刊印不能工，但脫離漢人窠臼而已。同侶多不稱許，獨松安老人嘗謂曰：“西施善顰，未聞東施見妒。”

“脫離漢人窠臼”，這在當時是震耳欲聾的口號，摹倣家和復古家是不會接受的。

齊白石的這種態度還見于他的一係列詩、跋，茲引幾則:

木版鐘鼎珂羅畫，摹倣成形不識羞。

老萍自用我家法，作畫刻印聊自由，

做摹蝕削可愁人，與世相違我輩能。

快劍斷蛟成死物，昆刀截玉露泥痕。

維揚偽造與人殊，鼓鼎盤壺印璽俱。

笑殺冶工三千輩，漢秦以下士人愚。

篆刻如詩有別裁，削摹那得好懷開。

欹斜天趣非神使，醉后昆刀信手來。

在《答婁生刻石，兼示羅生》詩后自注云：

余之印篆，多取秦權之天然，故都某舊貪吏嘗與人論印曰：“近代刻印者，負大名尚是旁門也。”此言即謂予。可一笑。羅生曾聞之憤然。

△ 齊白石篆刻作品《白石草衣》·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婁生”似指婁師白，“羅生”即羅祥止，他于1933 年拜齊白石為師學篆刻，此詩當作于 1934年前后。

那么，齊白石篆刻之“膽敢獨造”，表現在哪里？這需從近代篆刻流派說起。文人藝術家自作篆刻，一般以明代文彭為開山祖。文彭是名畫家文征明后人，以篆刻名。他主張篆刻以六書為準，早期作品為牙章，由他落墨，請刻工李石英鐫刻。后來自刻石章，但未留下印譜，可靠的傳世之作不多。與文彭齊名的有何震。明末清初，繼文、何出現了一批著名篆刻家，如汪關、朱簡、程邃、胡正言等。清代中葉后，伴隨著金石碑版考據之學和書法上崇碑風氣的興起，篆刻日臻繁盛，名家輩出，派別如林，最著名的是以丁敬為代表的前期浙派，以鄧石如為代表的鄧派。方去疾說：“丁敬以朱簡的切刀為法，參以漢印及帶有隸意的書體，形成拙樸雄健的風格”、“鄧石如法程邃的沖刀法,參以各種篆碑書體治印,構成剛健婀娜的鄧派風格”。浙派和鄧派的共同點，是矯正了明末清初以來竟巧斗妍的習氣，賦予篆刻以雄勁的力量和鮮明的個性。嘉道以降，陳鴻壽、趙之琛成為浙派最后兩位大家，摹倣者趨之若鶩，浙派逐漸衰落。繼承鄧石如而有發展的是吳熙載和趙之謙。吳氏晚年以其渾厚一洗當時的做作死板之風，趙之謙將秦權、詔版、刀幣、鏡銘等秦漢器物上字入印，突破了秦漢璽印的程式，對后來有很大啟發。略晚于趙之謙的晚清篆刻大家是吳昌碩與黃士陵。吳昌碩以鈍刀出鋒，融切、沖為一，在篆法上吸取石鼓、泥封與磚瓦書體，創造了自己氣勢雄渾、蒼勁厚樸的風格。黃士陵由吳熙載上溯漢印，間用金文，刀法剛健而清整，章法在平正樸實中見超逸奇雋，堪稱是在浙、鄧兩大流派之外另辟蹊徑的大家。與齊白石同時或稍晚的著名篆刻家還有易熹、趙石、趙叔孺、童大年、陳師曾、王禔、壽璽、錢瘦鐵、鄧散木等。他們或師趙，或宗吳，或融浙、皖兩派為一，且大都遠紹秦漢，自出手眼，盛譽一時。在名家如云的篆刻界，只斤斤于某家某派，不可能出人頭地。人們都標榜以秦漢為師，但真能出入秦漢、自出法眼畢竟不易，這就必須有深湛的功力和超群的創造力。

△ 齊白石篆刻作品《大匠之門》·齊白石書畫院院長齊良芷弟子湯發周供圖

齊白石沒有家學，也不曾得名師指點，靠了幾本印譜自己入門，自己摸索。對秦漢璽印和篆書，他沒有文字學的根柢，在這方面，他不能和吳昌碩、趙叔孺等相比。他只熟悉常見的《說文》、《六書通》諸書，前人集錄復制的秦漢印集及《祀三公山》諸碑。王森然回憶：“我常常見他刻到半途中，忽而從大案下邊，抽出《六書通》來，查一下。許氏《說文》，他是熟悉的。”他靠的不是學問，而是悟性和苦功。他認準一部碑帖便反復臨寫，直到背臨如真，但他絕不臨死，而總是在熟悉之后加以變通，加進自己的趣味，以自己的強烈個性融鑄出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