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聊“匹配”：擇校、腎臟移植…社會資源的分配，從來不是“價高者得”

每年高考季，無數家庭為志愿填報焦頭爛額。雖然過去二十年內，高考錄取從"順序志愿"改為"平行志愿"，但專業調劑、滑檔等問題依然存在。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在高考志愿填報這個市場中，價格機制失效了——最好的大學并不是學費最貴的，錄取的學生也未必都是分數最高的。

放眼教育、醫療、經濟等諸多領域，并不是每個市場都是我們所熟知的價格市場。各行各業都存在不以價格為導向的“匹配”機制，以及各種各樣的市場失靈。

名校保研，每年錄取名額有限，誰被錄取？春運期間，出行需求數以億計，誰能拿到回家的車票？求職擇業，崗位供不應求，誰被錄用？腎臟移植中，腎源稀缺且配型困難，誰能匹配到合適的腎源？

201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爾文·E.羅斯畢生都在研究這些“看不見的規則”。他研究的議題清晰而深刻，稱為“匹配”。換句話說，就是：誰能得到什么，以及為什么？只有足夠了解市場“錯配”的原因，才能有效地對市場進行“設計”。

獲得諾獎后，他決定寫一本通俗易懂的書，來向大眾解釋他到底在研究什么，及其價值所在。于是就有了這本《匹配：誰能得到什么，以及為什么》。

書中，他講述了很多美國社會生活中常見的“市場失靈”的情形，我們可以從中管窺匹配機制的復雜性——以及市場設計如何在混亂與擁堵中，重新讓系統運轉起來。理解這些“匹配”的規則，也是在理解社會如何真正運作。

防范失控：為什么金融市場每秒結算一次？

速度可以讓市場繁榮，也可以讓其崩潰。在一個厚實的市場，速度能夠幫助參與者快速評估并處理大量潛在交易，但是市場運行得太快也會讓其效率變差。

讓我們以芝加哥商業交易所與紐約證券交易所為例。

投資者都可以投資于構成標準普爾500 指數的 500 家企業，該指數廣泛用作衡量美國股市整體表現的重要指標。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可以通過購買一只名為 SPY 的標普 500 指數交易型基金輕松進行投資。而在芝加哥商業交易所，投資者則可以通過購買名為 ES 的標普 500 指數迷你期貨合約來建立類似的持倉。

SPY和 ES 的市場非常厚實，具有高度流動性。每天都有數百萬份期貨合約和交易型基金份額在市場中成交。在交易時段的任何時刻，甚至在每一分鐘內，買方都能輕松找到賣方，賣方也能迅速找到買方，競爭因此十分激烈。

但是，當競爭被壓縮到毫秒級時，市場的規則就被重新改寫了。

一個在人類時間尺度上看起來厚實的市場——在短短一秒鐘內就能有數百次交易機會——在計算機眼中卻可能顯得相對稀薄。一毫秒一毫秒地過去，卻沒有任何交易發生，最高出價和最低要價也沒有變化。

同樣重要的是，芝加哥價格變動的消息需要幾毫秒才能傳到紐約交易者那里（SPY和 ES的價格幾乎同步漲跌）。這幾毫秒的延遲意味著，在這段時間里，有人可以利用信息延遲，在一個市場低價買入，在另一個市場高價賣出，從而套利。

要靠這種方式賺錢，交易需要有多快？2010年以前，芝加哥與紐約之間的市場消息傳輸依賴沿公路或鐵路鋪設的電纜。2010 年，一家電信供應商斥資數億美元，鋪設了一條高速光纖電纜。這條新電纜線路更直、傳輸時間更短，將信息和交易指令的往返傳輸時間從 16 毫秒縮短到了 13 毫秒。這 3 毫秒的差距，意味著只有使用這條新電纜的交易者，才能通過芝加哥和紐約之間的瞬時價格差來獲利。

由于電子訂單簿——金融市場設計中的關鍵元素——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則，誰先下單，誰就能成交。而搶先一步所帶來的利潤非常可觀。

｜《大空頭》劇照

當然，更快的交易者能賺更多錢，這本身未必是個問題。但目前，越來越快的線路反而讓市場運作變得更糟，甚至損害了其他交易者的利益。

高頻交易會加劇市場的不穩定性。一個廣為人知的案例是2010 年美國股市閃電崩盤事件， 當時ES 期貨和 SPY交易型基金的高速交易被認為是誘因之一。在短短 4 分鐘內，ES 期貨、相關的 SPY 基金，以及指數中的大量股票價格突然下跌了幾個百分點（在沒有重大消息的情況下，這是非常劇烈的波動），而后又同樣迅速地反彈。

調查指出，這次閃電崩盤事件源于高速計算機算法之間的交易。交易速度之快，已超出人類監管的能力范圍，在無人干預的情況下短時間內失控，等人們反應過來時，劇烈波動已經發生。

這次閃崩之后，市場更加混亂，訂單積壓以及記錄錯誤的時間戳使人們難以分辨哪些交易實際上已經完成。甚至連一些市場計算機的反應速度也被高速交易員遠遠甩在了后面。

埃里克· 布迪什與彼得 · 克拉姆頓、約翰 · 沈提出了一項簡單的金融市場機制改革建議，以應對這一日益加劇的危機，恢復價格競爭，使交易者無須爭分奪秒地獲取信息。他們提議放棄“先到先得”的連續交易機制，改為每秒僅成交一次的交易形式。

在新提議的市場設計中，因為每秒（看似短暫卻令人煎熬的1000 毫秒！）只完成一次交易，所有報價將在這一秒內被集中匯總。

交易將在供需平衡的價格上達成，由在該價格上提交報價的交易者成交。換句話說，交易不再優先給予反應最快的交易者，而是分配到出價最高的買方和要價最低的賣方。

在每秒只交易一次的市場中，從人類的時間尺度來看，沒人需要等待太久。即便是可能引發價格波動的經濟新聞，也完全可以延遲一秒發布，而不會影響市場效率。這種市場機制還能夠簡化交易記錄的追蹤工作，現有的普通計算機就足以勝任。

厚而不暢：當擇校變成一場擁堵博弈

談到速度，市場往往遵循一種“金發姑娘原則”：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紐約有大量學生和數百所學校，其招生市場本來就是一個厚實的市場，但也異常擁堵。

當時，紐約市的高中擇校系統依賴一套復雜的紙質流程。準備升學的學生在家長協助下填寫表格，按志愿順序最多列出五所心儀的學校。教育局收到表格后，將申請表發送至每一所被填報的學校，作為學生的入學申請。

這些高中里，有些學校通過抽簽錄取學生，但也有一些可以自行決定錄取對象或設立候補名單。學校完成招生后，教育局會向學生發送通知書，告知錄取結果。如果學生被多所學校錄取，信中會要求學生選擇其中一所就讀；若學生更傾向于尚未錄取自己的學校，也可以選擇保留在該校的候補名單上。

系統還規定，學生最多只能接受一個錄取結果和一個候補資格。對于首輪被學生拒絕的錄取，學校可以繼續發出新的錄取通知，教育局隨后寄出第二輪通知信。學生回復后，流程進入第三輪，也是最后一輪的通知與回應。第三輪結束后仍未匹配的學生，將由教育局統一分配，通常被安排到離家最近且尚有空位的學校。

這個復雜的系統最終導致一片混亂。許多學生沒能進入任何一所申請的學校，而等到被系統分配時，往往已經是8 月，距離開學僅剩幾周時間。還有不少學生干脆未參與整個流程，而是在混亂與擁堵中，通過非正式渠道入學。

現實就是，三輪錄取流程根本無法為9 萬名學生妥善安排學校的座位。

Glee

》劇照

與此同時，系統本身也十分擁堵，根本沒有時間進行超過三輪的錄取。在第一輪中，只有大約5 萬名學生收到了錄取通知，其中約有 1.7 萬人獲得了多個錄取通知，必須在第二輪開始前做出接受或拒絕的選擇。

你可以想象系統的運行如何拖慢整個流程。即使你被第一志愿錄取了，盡快寄出錄取確認信可能也不是你最優先考慮的事。你可能會先慶祝一兩天，再把回信寄給教育局。而如果你沒被第一志愿錄取，你可能還想先請教鄰居、朋友、老師等人，再決定該留在哪個候補名單上，這同樣需要時間。因此，問題不僅僅在于傳統郵件速度慢，更在于做決定本身就需要時間。而在整個錄取流程中，需要做出決定的人非常多，每一個決定都會影響進程。

等到第三輪錄取結束時，仍有大約3 萬名學生未被任何一所學校錄取，只能由教育局統一分配。想想看，3 萬個孩子和他們的父母，在升入高中這一人生重要時刻即將到來之際，頂著酷暑焦急等待，等到夏天最后那段炎熱的日子才塵埃落定。

這種局面已經令人沮喪，但擁堵還不是唯一的問題。對許多家長而言，整個系統在參與過程中充滿風險，既不安全，也難獲信任。

雖然官方設有申訴程序，并為開學前才搬家或尚未被錄取的學生即時安排位置，但精明的家長知道，他們還可以直接向校長提出請求。

因為各校在集中錄取過程中，并不需要公開所有位置。積極主動的家長由此推動了一個活躍的“灰色市場”，他們繞過這個不透明甚至存在偏見與腐敗的系統，另辟蹊徑，為孩子爭取入學機會。

“喬爾意識到，孩子們能否進入某所學校，往往取決于申請材料之外的因素，”時任教育局副局長托尼· 肖里斯說，“有關系的孩子占了優勢。”

當價格失效，誰來獲得救命的腎源？

那我們究竟該如何設計一個好的市場機制呢？

市場需要有足夠的厚度，需要能克服擁堵，需要讓人們敢于說真話并保持安全，還需要避免提前解體。

近年來，人們開始主動地設計匹配過程。作為經濟學的新興領域，市場設計將科學方法引入了匹配與市場的研究，這正是本書的主題。市場設計有助于解決現有市場無法自行解決的問題，我們的研究為“自由市場”如何真正實現自由和有效運作提供了新的見解。

有一個市場設計極其成功的案例：腎臟移植。

腎臟移植關乎生死，但在全球范圍內腎臟買賣都是非法的。盡管腎臟移植的費用高昂，但金錢并不能決定誰能獲得腎臟。

既然價格機制完全失效，我們要如何分配這樣稀缺而寶貴的資源？在傳統的制度下，病人只能等待配型合適的捐獻者。很多患者在等待中去世，這個市場幾乎處于癱瘓狀態。

當腎臟資源極度短缺，無法滿足所有需求時，稀缺資源必須通過某種匹配機制來進行分配。

我們提出了配對捐獻和交換鏈的制度設計。如果A 的親屬愿意捐腎，卻和 A 配型不合，但能和 B 配型成功；而 B 的親屬又能和 A 配型成功，那么兩組家庭就能組成一個循環。通過類似的循環鏈條，更多患者可以獲得救治。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移植體系已經把這種機制納入常規操作，挽救了成千上萬個生命。

為什么腎臟交換能夠成功？是因為它滿足了一個好的市場機制所需要的條件。

首先，它創造了足夠的厚度。原本，單個醫院只能撮合少量病人與捐獻者，匹配的可能性很低。而當全國范圍的患者和捐獻者都進入同一個平臺時，選擇范圍成倍擴大，大大增加了成功配對的機會。

其次，它避免了擁堵。過去，病人與醫院之間的溝通是零散的，每個移植團隊只能單獨嘗試撮合，很容易陷入反復協調卻無果的困境。新的制度通過集中收集偏好和醫學信息，由算法來尋找最佳循環，減少了冗余和低效溝通。

再次，它保證了安全性。患者和捐贈者不必擔心自己吃虧。在一個雙向甚至多向的交換鏈中，每一次手術都必須同步進行，確保所有承諾都能被履行。這種制度安排降低了背叛和違約的風險，使人們敢于真誠地參與。

最后，它避免了提前解體。在缺乏統一機制的情況下，很多醫院和患者會匆忙達成次優的配對，只因為害怕錯失機會。而在全國范圍的匹配體系中，大家可以等到更多信息被收集、更大范圍的循環被發現時再進行移植，從而實現更高質量的結果。

腎臟交換是市場設計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之一。它告訴我們，即便在最極端、最敏感、最稀缺的市場里，當價格失效時，市場并非無解，關鍵在于制度如何設計，如何改進匹配機制。

市場和社會的運行從來不只是供需關系的結果，而是由無數看不見的“匹配”機制維系。價格只是市場的一種語言，更多時候，我們依靠制度和信任來讓資源流動得更公平、更高效。

羅斯的“匹配經濟學”告訴我們，市場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被設計出來的。讀懂“匹配”機制，不僅能讓我們看清資源分配的邏輯，也能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怎樣才能達成真正的公平與效率。這也許正是理解現代社會復雜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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