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把“自主”當借口，印度要學會聰明地依賴

文︱劉瀾昌

聽起來有點悖論：要變強，就得學會依賴別人。日本經濟新聞那篇文章把印度這三十年的自我修辭說得很清楚——不愿放棄控制權的開放，選擇性地擁抱全球化，想在獨立自主和現代化之間找一個折中點。這個折中點聽上去像一張理想的愿望清單，實際操作起來卻常常變成了官僚式的防御：規則反復、政策搖擺、項目反復。久而久之，戰略自主從目標變成了阻礙增長的借口。

拿杰塔普核電站說事，是個恰當的例子。原本那是個可以向世界展示“對外合作能把我們帶到前沿”的大型工程，一度被設想成世界上最大的民用核反應堆綜合體；結果因為圍繞責任、監管歸屬的長年爭論，拖了十五年，項目停滯不前。合作的“握手”變成了互相牽扯的絆腳石，外方懷疑規則，內方擔心主權。這個案子并不是技術層面的失敗，而是政治與法律制度協調缺失的體現。

在汽車行業，這種矛盾以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福特、通用相繼退出印度市場，業界把矛盾歸結為監管不確定性。不只是保護本國企業那么簡單；更要命的是政策缺乏連續性和應變能力。投資者不是鐘情于單一市場，他們看重的是規則可預測、成本可控、退出路徑清晰。印度既想要制造業崛起，又不能給出這些基本的“游戲規則”，結果資本選擇離開，制造業占比多年徘徊在14%的水平，難以突破。

環境與技術選擇上的反復同樣刺痛現實。試圖改造老舊燃煤電廠、邀請通用電氣等提供排放控制技術，卻又以“成本過高”為由轉回國內方案，導致工程延誤、產能浪費和長年的霧霾。這不是單純的財務取舍問題，而是國家技術選擇與政策愿景不一致的代價。十年霧霾背后，是技術引進與監管決斷的掉鏈子。

外交上也有“搖擺藝術”。自2014年起，“不結盟”被“多向結盟”取代，理論上這給了印度更大的行動自由：在哪個議題上結盟由國家利益決定。然而現實卻是，在能源、技術、資金上，印度同時向俄羅斯、美國與西方接觸，購買俄羅斯廉價石油以壓低通脹，同時又需要西方資本與技術支持。這種同時擁抱不同伙伴的做法看似聰明，實際上拖慢了其深度融入亞洲供應鏈的進程，讓經濟與安全訴求互相沖撞。

數據并不含糊。第46期《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2023年印度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47%。一個國家如果想靠年輕人口紅利驅動發展，但連引入資本與技術的渠道都在收縮，那么人口紅利的潛力就會變成負擔。面對全球化的現實，所謂的“自我孤立”容易被誤以為是堅強的民族主義姿態，但其實它消耗的是增長的彈藥。

文章中提出的“清醒依賴”并非簡單的被動妥協，而是一種有主動權、有規則感的開放。要做到這點，需三件事：規則清晰、執行有力、增強信心。先有穩定可預測的投資與技術轉讓規則，市場參與者才敢長期投入；監管機構要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執行這些規則，不是投鼠忌器，而是真正能把違規成本變成可預見的后果；最后，如果能把外資引導為服務國家發展的伙伴，而不是純粹的資源掠奪者，外部依賴就可能轉化為增強主權的工具。

具體怎么做？可以允許外資在滿足本地研發要求的情況下進入初創企業，既保留了對于技術積累的要求，也給企業帶來資金與市場；在保持關鍵礦產主權的前提下，積極融入亞洲電池供應鏈，既不放棄關鍵資源，又不把整個產業鏈封閉在國門之內。這些并非空想，而是把國家利益與市場效率擺在同一張桌子上談判。

印度內部并非沒有希望的苗頭。數字支付革命就是由政治推動與政府、私營部門協作推動出來的成功案例，證明戰略自主可以通過多方協力來實現，而不是通過封閉和獨立完成。當地一些競爭力強的地方政府已經在嘗試吸引投資，某些出口導向企業也在推動供應鏈整合。問題在于，這些力量仍然相對分散，未能形成足以影響國家層面政策的核心聯盟。政策若繼續獎勵低效的保護對象，而非實際交出成績的企業，生態不會向開放轉型。

把“自主”當作把柄，拒絕一切可能帶來外部依賴的東西，是一種短視的安全主義。真正的戰略自主，不是拒絕依賴，而是管理依賴，把它變成國家發展的杠桿。印度若能把內部目標、政府協調能力與市場動力對齊，清醒依賴就能成為新的增長動力。反之，把自我孤立誤當成強大，只會讓機會在全球化的列車上消失。

讀到這里，或許有人會說：理論容易，執行難。確實，政治協調是最難的那一環。需要政府不同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利益集團之間找到一個權衡點。這是一項政治工程，比任何技術方案都復雜。印度要的不只是一個政策配方，而是一種能把不同利益整合進共同愿景的政治能力。

當一個國家在全球化浪潮中試圖保持“自主”而不被卷入不利依賴時，它必須問一個誠實的問題：我們的自主，是保護脆弱，還是筑造未來？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開放就不該成為恐懼的代名詞，而應成為一種工具——帶來資金、技術和市場，同時用清晰的規則把這些外部因素轉化為內部建設的動力。印度的道路很長，選擇可以是開放的智慧，也可以是自我封閉的堅持；歷史會把結果寫在數據和世代生活的改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