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淡出，是一場漫長公共性退潮的開始

今天想聊微博的淡出，并沒有冒犯的意思，因為這個世上并沒有什么不朽之物，淡出是萬事萬物都會經歷的一個過程。微博上線都十六年了，即便不如當初熱鬧，但在今天的簡中互聯網，也投射了極為恢弘的余輝。況且，這個黃昏還可能很漫長。

起因是我之前關注的一個X博主Manya Koetse，她是波蘭人，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她在2013年做了一個網站，名字叫“微博趣聞”（whatsonweibo.com)，就在前不久，她在X上發(fā)了一篇很長的文字，說她的網站要更名為“聚焦數字中國“（eyeondigitalchina.com），大意是十幾年起的這個名字如今已經配不上她的初衷。

Koetse還算是對華友好派，做這個網站目的是，通過搜集微博熱帖，幫助西方人克服那些刻板印象，去了解真正塑造當代中國的社會潮流、對話和情緒。但這樣一個知中派，也開始意識到，作為一面映照中國的鏡子，微博開始變得殘缺、模糊。我可以直接搬運一段她的原文：

“自2010年代末以來......人工智能驅動的系統(tǒng)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用戶獲取信息的方式，抖音、快手和小紅書等平臺比微博更能根據用戶行為定制信息流，因此廣受歡迎。這催生了一個復雜的網絡媒體生態(tài)系統(tǒng)，其核心不再是微博，而是微社區(qū)”。

老外對中國互聯網的感知，時差還是挺大的。在鼎盛時期，大約2008到2015年，憑借開放的時間線和熱搜機制，微博成為一個接近公共廣場的網絡空間。從溫州動車追尾到烏坎村民維權，從郭美美到“表哥”楊達，所有用戶，無論職業(yè)、階層、地域，都暴露在同一套議程和同樣的言論之下，用圍觀改變中國。

但這一切在十年前就戛然而止。隨著外部一連串外部環(huán)境變化，微博失去了觀察中國社會的樣本意義，一個以批判、監(jiān)督、辯論為底色的公共輿論時代，就已經開始退潮。

新一代的產品又如過江之鯽，魚貫而出，先是2014年微信上線，熟人社交就開始從微博剝離，在那之前連我自己都會在微博上發(fā)布徒步活動的通知，分享私人照片，但之后就轉移到朋友圈了。接著，2016年抖音上線，進入全民抖快的短視頻時代，微博的娛樂屬性和高頻次打開的優(yōu)勢也不復存在。

不過，微博影響力的相對衰落，反映在數據上則要滯后好幾年，有意思的是，微博的用戶增長一直延續(xù)到去年，月活躍用戶從2018年的4.62億增長至2024年的5.90億。日活躍用戶則從2018年的2億增長至2024年的2.6億。

只是，營收的曲線和用戶增長曲線并不吻合，微博的營收在2018年至2021年間整體呈現增長態(tài)勢，并在2021年達到峰值（約22.6億美元），但此后開始緩慢持續(xù)回落，到2023年總營收逐步降至17.5億多美元。

許多用戶的使用習慣，已變成刷一下熱搜就走。雖然用戶數在增長，但停留時間大幅減少，由此拖累了廣告收入。對于廣告主來說，微博基于熱搜和話題的品牌曝光模式，相比抖音、快手等能提供從“內容到交易”閉環(huán)，已經代際落后，而微博過于依賴的阿里等超大客戶的投放并不穩(wěn)定，從而導致了商業(yè)化失速。

在經歷一連串環(huán)境變化后，微博被迫蛻變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形態(tài)：

有時是官方公告欄，遇到重大社會事件，微博成為了官方發(fā)布藍底白字通報的渠道，以及網民單方面接收信息的場所，而非互動的平臺。評論區(qū)往往開啟了“精選”或僅允許特定賬號評論。

更多時候變身情緒角斗場，正常的理性討論空間被壓縮，取而代之的是極化的情緒。性別對立、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飯圈互撕成為了流量的主導。理性的聲音因為容易被扣帽子、被舉報或被淹沒在謾罵中，從而選擇了自我噤聲。

雖然有種拾荒的感覺，但我現在每天還會刷一刷微博。畢竟很多時候，只有在微博上才能知道，韓松老師又點了哪家的重慶小面，郝倩老師傳來了怎樣毀三觀的歐洲衰敗的第一現場，王小峰老師搬運的洋甘菊對腫瘤的最新抑制研究，特別是轉世過多次如今叫“做個烏鴉也好”的木老師展望樓市后續(xù)，諸如此類的光怪陸離，在微博還是有很多。

我手癢在微博上搜了下“微博冷清了”，微博智搜幾乎在數秒之內就給出了答案：

“微博的活躍度下降是近期多個用戶觀察到的現象，表現為博主停更、互動減少、內容冷清。其背后原因復雜，主要包括：明星與飯圈文化式微，微博賴以生存的熱搜生態(tài)受到沖擊，明星發(fā)聲減少，飯圈爭議被監(jiān)管收緊，導致內容吸引力下降；平臺內容生態(tài)惡化，爭議性話題和評論區(qū)戾氣影響用戶體驗，用戶因懼怕言論風險而“只看不說；用戶分流至其他平臺，如小紅書、抖音等短視頻或生活方式平臺吸引了大量活躍用戶，形成跨平臺遷移；此外，算法推薦機制不夠精準，信息流中充斥營銷號與舊內容，削弱了用戶參與感。盡管如此，仍有觀點認為微博的競爭壓力減小為堅持輸出優(yōu)質內容的博主帶來了新機遇，只要內容扎實，仍能留住核心用戶。總體來看，微博的‘冷清’是結構性變化的結果，而非單一因素所致。”

用更簡潔的人話來說，現在的微博之所以顯得冷清，是因為有質量的討論消失了，大V們結伴而來，又結伴而去。留下的只有娛樂八卦、官方通報、極端情緒的宣泄以及飯圈控評。因此，現在的冷清不是公共性崩塌的開始，而是崩塌后的殘余。

盡管如此，微博依然是中國有影響力的公共輿論場，你要想圍觀昨天羅永浩和華與華未遂的約架，最佳觀賞機位還是在微博。微博在快速事件傳播、名人熱搜、品牌公關和公共危機反應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公共討論并沒有完全消失，而是更為碎片化和影像化。微博曾提供了一個不可替代的公共廣場結構，而取代它的新平臺正在將這個廣場分解為無數相互隔離的、算法驅動的興趣圈層。

在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算法主導一切，復雜的社會議題被壓縮成15秒的情緒宣泄或反轉劇本，被快速切換和碎片化中被溶解，淪為情緒的素材或簡單的口號。當公眾失去耐心進行論證時，深度思考被感官刺激取代，公共討論也就失去了其嚴肅性，公共輿論的土壤被娛樂化徹底沙化。

小紅書的崛起，代表了另一種趨勢。人們更關注具體的、個人的生活方式，用露營、穿搭、職場吐槽、旅行攻略回避宏大敘事，甚至以反消費主義的姿態(tài)滑入消費主義的無盡循環(huán)。這也許是年輕一代網民溫和的逃避，但也未必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當一代人的公共記憶隨著微博淡出而淡出時，那并非只是流量統(tǒng)計上的一次下滑，而是社會公共性結構的再一次蛻變。那個試圖通過網絡圍觀、理性辯論，來推動社會進步的理想主義階段，已經結束。

這提示著人們，網絡公共性不像網絡連接那樣自動維持。它需要刻意的設計、制度的保護與文化的培養(yǎng)。

人們習慣把技術看作進步的同義詞，忽略了所有技術系統(tǒng)都在塑形我們的社會結構。今天，用戶從一個共同的中心廣場，撤退到了各自私密、分散的小院子和娛樂場，當用戶習慣了算法投喂下的沉默，圈層內的自嗨，跨越階層、跨越圈層進行對話的能力和意愿也不復存在。

當我們再一次面臨重大沖擊時，人們必將為因缺乏共識機制而付出代價，再一次地表現為茫然與撕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