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軍統局總務處長、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回憶,當時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真正“有權”的四位同學分別是王耀武、宋希濂、龐鏡塘和曾擴情。
原山東省主席兼第二綏靖區中將司令王耀武是學習委員,原川湘鄂邊區綏靖公署中將主任宋希濂是文娛委員(也有史料說是文體委員)、原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曾擴情是衛生委員、原國民黨中央執委兼山東省黨部主委龐鏡塘是生活委員。
“四委員”中“最有權”的是王耀武——功德林是戰犯學習改造的地方,學習自然是第一位的:“學習小組長之上還有一個學習委員,直接由管理所負責人領導,每天學習完畢,由他召集各學習組長開一次碰頭會,各組長向他匯報學習情況,由他匯集以后去向管理所的領導匯報。(本文黑體字均出自沈醉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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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耀武的回報,甚至可能影響“同學(管理所內戰犯互稱同學)”們的特赦時間早晚,所以“學習委員”絕對是一個“實權委員”,第二“有權”的就是王耀武在山東的搭檔龐鏡塘:“大家想領什么買什么都由他負責,因為解放軍執行不搜俘虜的政策,被俘時身上帶的財物都算是自己私有的,雖暫時交管理所保存,但隨時可以取用。這些大官被俘時,身上往往帶有大量美鈔、黃金,所以花起錢來滿不在乎。每逢年節,管理所同意買些香煙糖果食物時,有的一開口便是香煙十條、糖果十斤……這時龐鏡塘便得出面來和這些人討價還價了。他往往說,如果每人買這么多,一次得買上千條香煙上千斤糖果,這得多少人去拉回來?”
沈醉也屬于“比較有錢”的同學,他被捕時隨身帶著十兩黃金,被捕后又有很多商人給他送錢,在沈醉之后擔任保密局總務處長的成希超在衣領里藏了兩千一百元美金被老鼠拖進洞里,經理處長郭旭和沈醉幫他找了回來,自然也要“三一三十一”。
沈醉有錢也未必能足量買到想要的香煙糖果,那得龐鏡塘同意才行,后來沈醉在寫回憶錄的時候,多次說“龐鏡塘是個好人”,為什么這樣說,大家應該都明白。
龐鏡塘管生活能讓部分同學吃好抽好,王耀武的評語則更加重要,于是一貫善于內斗的蔣軍高級將領們就動了歪心眼:“戰犯管理所的領導指定他當了學習委員,盡管他越來越得到干部們的信任和同學們的尊敬,但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這么多聚在一起,總有不少人對他這個委員眼紅而想搞垮他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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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同學”只會背地里搞小動作,管理員根本就不會聽信那些小人的告刁狀,所以王耀武一直平安地擔任學習委員直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出去后還找到了比前妻更好的人生伴侶,根本就不像沈醉寫的那樣“被前妻卷款而逃氣死”——李以劻在《記王耀武將軍的后半生》(刊發于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一百一十六輯)一文中說,王耀武的晚年實際還是很幸福的:“王耀武得同學高德昌介紹與吳伯倫相識,吳女士系天津師范學院的高材生,當年任教于北京八十二女中。她不嫌佐民(王耀武字佐民)的多病之身,卻又慕佐民乃是抗日英雄,兩人便情投意合,愿結為夫婦,互相照顧,以娛樂晚年。在政協機關和國務院辦公廳照顧下,除康澤一人因特別原因被沖擊外,其余(包括佐民)住在和平里11區20樓的各位委員、專員均沒有受到沖擊。”
我們從歷史照片上就能看出,王耀武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山東大漢,他在電視劇《特赦1959》中表現得既強壯、憨厚又精明、圓融,那也是符合史實的:這樣一位山東大漢,包括沈醉、徐遠舉、周養浩等將軍級特務在內,沒有幾個有野心的“同學”敢跟他正面硬剛——在數百名將軍級戰犯中,能打過王耀武的,一個巴掌就能數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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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細看歷史照片就會發現,沈醉其實并不高大魁梧,在當行動特務的時候,兩次被地下黨打傷,一次被挑出一只眼球,戴笠找了德國醫生才給塞了回去,所以沈醉晚年眼神不太好,他走路有點瘸,那就是被一位女地下黨一棍打的腿骨骨裂,一輩子都沒好利索。
沈醉號稱“軍統三劍客(另外兩個是徐遠舉、周養浩)”中最能打的,但在王耀武面前,他那兩下子根本就不夠看,只會對手無寸鐵且鐐銬在身的被捕人員下毒手的徐遠舉周養浩就更不用說了。
王耀武要是拿出全部本事,以一敵三,也能把所謂的“軍統三劍客”打得滿地找牙,更何況那三個將軍級特務也很“聰明”,絕不會去招惹能給他們寫評語的“王委員”——抗戰期間沈醉跟王耀武有過交集,知道王耀武很能打,對王耀武也很尊敬。
當年在戰犯管理所中,正規軍出來的將軍們一向瞧不起特務,與戴笠徐恩曾齊名的康澤、從軍統局電訊處少將處長變成第二綏靖區第二處(情報處)處長的董益三,都跟正規將軍起過沖突,康澤被邱行湘“收拾”,雖有徐遠舉“站臺”,但也只敢出聲不敢動手,董益三打黃維,那純屬“打病老虎”——杜聿明、黃維、文強等人被俘前就百病纏身,要是一直跟著老蔣干,早就沒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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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維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回憶:“好幾種結核病一齊暴發出來,我就躺下不能動了,這一躺就整整躺了四年的時間,管理處把我送進了現在的復興醫院,那時治療結核病的藥物,如鏈霉素和青霉素,我們國內自己還不能生產,都是通過公安部的衛生機構專門派人到香港、澳門買回來的。除了我以外,杜聿明、康澤、文強,以及杜建時、范漢杰、徐遠舉這些人,都先后患有嚴重的結核病或其他嚴重的疾病,他們都和我一樣,得到了及時有效的治療。如我仍舊在舊軍隊里,得了病就得離職回家。我黃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經濟力量畢竟有限,即使典當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醫治十年的那一筆數量可觀的醫療費用。”
王耀武并不在“病號名單”上,我們在電視劇里看到王耀武“老成持重”像個半老頭子,其實他生于1902年,被俘時才四十多歲,正是“當打之年”,而且身上頗有山東人特有的尚武精神,抗戰中殲敵數萬,身上的殺氣,一般人還真比不了。
王耀武是槍林彈雨中殺出來的抗日名將,他的“武功”之高自然不是“軍統三劍客”能企及的——王耀武單挑沈醉、徐遠舉、周養浩,勝算也會在五成以上:王中將一拳撂倒一個,另外兩個肯定會“忙著救人”,根本不會撲上去挨打,更何況那所謂的三劍客積怨頗深,同仇敵愾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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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務出身的將軍級戰犯中,曾任軍統東辦事處(也叫東北區)處長兼東北行轅督察處處長、東北保安司令部督察處站處長,被俘時任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的文強(《特赦1959》中劉安國的歷史原型)也很能打,但他跟黃維、杜聿明一樣,也是多病纏身,瘦得像一根竹竿,也沒有力氣打架了。
文強在《新生之路》(群眾出版社1983年出版)中回憶,他在功德林四年間三次住院動手術,要不是救治及時,他也當不成“世紀老人”了。
沈醉在回憶錄中稱文強為“瘦將”,我們看歷史照片,也不能不承認:文強個子很高,但實在是太瘦了。
這樣盤點下來,將軍級特務都不可能是王耀武的對手,王耀武要想跟人較量,或者有資格跟王耀武較量的人,我們只能從那些兵團司令、軍長、師長中尋找,這一找,還真找到了四個:王耀武的老大哥兼老部下李仙洲、鄭介民的堂弟鄭庭笈、文藝委員宋希濂、“大內侍衛”周振強,他們似乎可以跟王耀武并稱“功德林五大高手”。
鄭庭笈在電視劇里被周養浩用劈柴柈子打破了腦袋,那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鄭庭笈是真正跟鬼子拼過刺刀:在忻口會戰中,時任少校營長的鄭庭笈跟日軍數次白刃格斗時身中數彈——小鬼子拼刺刀打不過,也是會開槍的,我們不要被電視劇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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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振強是“大內高手”,當然只是比喻說法,但他給中山先生當過衛士,給老蔣當過侍從副官、衛士大隊大隊長卻是真的,沈醉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他的“宿敵”:“當年孫中山先生的衛士,據說現在全國只剩下兩個人了。一位在廣東中山翠亨村中山故居安度晚年,另一位便是現在北京全國政協任文史專員的特赦戰犯周振強了。周振強是浙江諸暨縣人,青年時期,在孫中山先生身邊任衛士。黃埔軍校成立,孫先生送他去第一期受訓。畢業后,他又給蔣介石擔任警衛工作,一直升到蔣的警衛大隊長、教導總隊旅長,后來才轉任其他工作。”
周養浩用板凳偷襲沈醉,沈醉茫然不覺,正在下棋的宋希濂卻能伸臂格擋并奪下板凳,說明所謂的“軍統高手”,與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沙場悍將相比,無異于螢火之于皓月。就連那位看起來老實巴交還有點憋憋屈屈的李仙洲,要是真打起架來,拿捏“軍統劍客”也如呂布提紀靈:沈醉說自己會武功,卻沒說在哪學的,而李仙洲則是在濟南鎮守使馬良(著有《中華新武術》、《摔教科書》、《武術教科書》,他在史書中有三個稱號,其中兩個位軍閥、武術家)辦中國第一所官辦武術學校——山東武術傳習所扎扎實實地練了三年武功。
特務們總是喜歡吹噓自己的“武功”有多高,但又說不出師承、拿不出戰績,所以在筆者看來,王耀武和李仙洲、宋希濂、周振強、鄭庭笈才稱得上“功德林五大高手”,沈醉、徐遠舉、周養浩根本就沒跟他們單挑的資格,就是三個一起上,可能也會被王耀武、李仙洲等真正的高手迅速解決,那么在您看來,除了這五位久經沙場的正規將軍,功德林里還有哪幾位學員堪稱武林高手?單挑能打贏王耀武的又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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