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大閘蟹泛濫成災，造成約8000萬經濟損失，為何當地人不吃了它

德國人正被中國人眼里的“頂級美味”——大閘蟹，折騰到要掏出幾千萬歐元治理。水道被堵，河岸被打成篩子。這么多蟹，德國人為什么不學中國人那樣，一鍋清蒸吃完了事？

這些蟹從哪兒來的？

這批在德國作亂的，并不是“德國自產大閘蟹”，而是我們熟悉的中華絨螯蟹，幾乎就是你螃蟹蒸籠里的那款。20世紀初，它們可能是搭著貨船的壓艙水、纏在漁網里，被意外帶進北歐水域，隨后順著河網一路南下，占領了德國的易北河、威悉河等流域。

在中國，大閘蟹是“經濟動物”。在德國，它幾乎成了“移動工程車”。成年蟹一只就能挖幾十厘米深的洞，一條河岸線上百萬只，幾年下來把堤岸掏得像蜂窩。德國一些河道報告顯示，局部河段的堤岸維護成本大幅上漲，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閘蟹打洞導致坍塌風險增加。

更讓人心煩的是，它們還喜歡給人添堵。中國人喜歡看“蟹滿倉”，而德國人真的是看到了“蟹塞港”。有些年份，大閘蟹大規模集體遷徙，朝著海邊產卵，幾萬只螃蟹一窩蜂爬過閘門、橋洞、排水口，螃蟹尸體和泥沙一起堆積，卡住水閘和抽水泵。局部水利設施不得不加裝“螃蟹攔截網”，人工清理一遍就是一筆錢。

德國媒體粗略估算，這些相關的維護、清淤和防護成本，這些年加起來約在8千萬歐元級別，相當于人民幣6億元。對德國納稅人來說，這是被一只“外來美味”硬生生吃出來的窟窿。

為何在德國沒人敢吃？

估計很多朋友人看到的第一反應一定是：放開那螃蟹，讓我們來。可現實遠沒有這么簡單。

你可能不知道，在德國，大閘蟹的身份標簽不是“美味”，而是“入侵物種+潛在污染物”。環保部門、一些當地媒體反復在提醒民眾，這些螃蟹可能富集重金屬、農藥殘留，還有攜帶寄生蟲的風險。久而久之，德國人就產生了心理陰影，看到它們之后，只會有多遠躲多遠。哪里還會想到把它們端到餐桌上呢。

還有，大閘蟹是屬于底棲動物，習慣在河床和泥沙里翻找食物，同時也容易把水體里沉積的重金屬（比如汞、鎘）和有機污染物（比如某些農藥殘留）吃進肚子、積在組織里。歐洲一些水域本身就有工業歷史遺留問題，泥沙污染水平不算低，監管部門自然不愿鼓勵大家去“主動吃一口風險”。

還有一點更現實，德國的法規沒有給它“堂食”的機會。要讓野生蟹堂堂正正出現在德國超市和餐館，除了需要完整的捕撈、檢驗、流通、標簽體系。還有要有官方的安全標準、檢測流程和責任邊界。否則一旦有人吃出問題，是餐館負責？漁民負責？環保局負責？在歐洲強監管體系里，沒有明確規則，就意味著“寧可不要”。

再一個就是“口味文化”差異了。大閘蟹已經在中國被吃成一門學問，就我知道的就有清蒸、爆炒、生腌等等，可以說做法多樣。但在德國，螃蟹從來不是主流食材，人們相對熟悉的是蝦、鱈魚、三文魚。你很難指望普通德國人學會拆蟹腿、摳蟹黃，更別說區分“九月雄、十月雌”這種精細講究。對多數人而言，大閘蟹只是一個殼硬、肉少、又不像龍蝦那樣好處理的麻煩玩意兒。

再加上媒體報道經常用“外來物種危機”“生態威脅”這樣的詞，大閘蟹在德國的公眾形象，天然就偏負面。就好像如果哪天新聞天天說“某條河里的魚可能有污染，數量暴增威脅生態”，你會不會突然很想去把它抓了烤著吃？大部分人不會。

可以說，螃蟹在中國，這是一種被“文化+烹飪”馴化成美食的動物，在德國，它只是一個麻煩的外來物種。缺乏那層“美食濾鏡”，大家本能是遠離它，而不是拿它下鍋。

想靠“吃掉入侵物種”解決問題，為什么大多行不通？

理論上，“吃掉入侵物種”聽起來很爽：既保護生態，又有經濟價值，是個兩全其美的主意。但在實際操作里，這種想法往往會遇到三堵墻。

第一堵墻是“數量和捕撈效率不匹配”。入侵物種之所以可怕，往往是因為繁殖和擴散的速度非常快。以大閘蟹為例，一只雌蟹一次可以產幾十萬到上百萬粒卵，在歐洲本地幾乎沒有天敵，幼蟹存活率比在原產地還可能更高。你要靠“吃”來壓住生育曲線，捕撈量必須非常巨大，而且要長期穩定。

問題在于，德國既沒有成規模的“蟹農”，也沒有像陽澄湖那樣針對性極強的養殖和捕撈體系。大部分大閘蟹都是野生分布，水域分散、捕撈成本高。要在長河幾百公里上撒網抓蟹，人工、油費、設備都不便宜。最后算賬：除非蟹的市場單價很高，否則捕回來都不一定賺錢。

第二堵墻是“市場需求難以憑空造出來”。想讓漁民愿意大規模捕撈，就得有人愿意出錢買單。但在德國，大閘蟹沒有文化基礎，沒有烹飪傳統，超市沒有貨架位，餐館沒有成熟菜譜，廚師也沒興趣專門研究。你可以通過亞洲超市、華人餐館形成一個小眾市場，但這點需求撐不起全國范圍的大規模捕撈，更談不上壓制種群數量。

還得考慮到這一點，一旦真把某個入侵物種做成“爆款美食”，還有可能適得其反。國際上就有例子：某些地方為了賣“外來魚”賺錢，居然有人偷偷往更多水域投放，讓它“先入侵起來”，以后才有得捕、有得賣。對大閘蟹這種生命力極強的物種，如果哪天真被炒成“德國網紅美食”，反而可能刺激人為擴散，這就完全背離了生態治理的初衷。

第三堵墻是“健康與監管風險”。對于外來物種，監管機構往往采取更謹慎的態度。一方面擔心它們攜帶本國沒有的寄生蟲和病原體，另一方面也擔心水體污染通過“吃”進入人體。比如，大閘蟹體內可能出現寄生蟲肺吸蟲的擔憂（哪怕實際風險不一定高），在沒有足夠長期監測數據之前，衛生部門不可能拍胸脯說“大家放心吃”。

因此，對德國來說，一個更現實的治理路線是：限制擴散、物理捕撈、工程加固，而不是寄希望于把全國人都培養成“蟹迷”。吃，是可以作為小范圍利用的副產品，但不可能成為主策略。

所以你看，這螃蟹也挺冤的。在咱這兒是讓人惦記的時令美味，到了德國，倒成了個不招人待見的“拆遷隊”。說白了，不是螃蟹變了，是它去錯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