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集錦｜鄭永年：“統一”是臺灣所能做出的最明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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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在臺灣問題上，定義權必須在我們手里！

近來，大陸在兩岸關系方面推出了一系列舉措：包括發布四中全會公報、舉行臺灣光復紀念日活動、新華社連續刊發三篇“鐘臺文”署名文章，以及將可簽發一次有效臺胞證的口岸增至100個，持續釋放和平統一的明確信號。

觀臺灣地區，國民黨新任主席鄭麗文上任后，明確表示國民黨“要承擔起撥亂反正的使命”和“維護兩岸和平”。民進黨當局則推出“臺灣全民安全指引”，延續綠營慣用的“抗中保臺”伎倆，制造敵意敘事。

針對未來四年臺灣地區兩大政黨在兩岸政策上的走向與分歧，鄭永年教授在接受采訪時進行了研判；同時，他也就如何向世界講好“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以及在統一進程中如何妥善應對外部環境的干擾與風波，進行了深入的觀察。

在臺北市象山拍攝的臺北市市區夜景。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臺灣地區歷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問題從來不是島內事務，而是兩岸共同的問題。

這些年來，人們在臺灣問題上涌現了諸多分歧，這是國際環境整體變化所帶來的結果。首先，在國際政治環境方面，臺灣地區曾被西方視為所謂“民主”的象征，但如今美國（西方）自己卻身陷治理危機和民主信任危機。美國在特朗普時期更是呈現“新現實主義”和“整體交易觀”，對臺灣的定位隨之發生變化。

在經濟層面，臺灣深度嵌入西方經濟體，但隨著特朗普推動“再工業化”，要求臺積電遷往美國，臺灣經濟的核心支柱開始面臨動搖。

在地緣政治層面，美國因過度的帝國擴張而難以繼續承擔龐大的盟友體系，所謂“對臺灣的保護”本來就是之前部分臺灣當局的“癡心妄想”。

如今，臺灣當局很多人都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臺獨”意味著什么，并開始對臺灣地區的未來作出更加現實主義的考量。對臺灣來說，“統一”和“獨立”兩個選項中，“獨立”注定死路一條；“統一”則是臺灣所能做出的最明智選擇。

民調顯示，中間選民正在向在野陣營流動。藍白若持續磨合，不僅能在2026年縣市長選舉挑戰綠營執政，更可能動搖2028選局。圖源：美聯社

談及所謂“認同政治”，鄭永年教授指出，民進黨構建的這一路線已經走到了“死胡同”。從源頭上看，臺灣大部分人都是從大陸過去的，即便要討論“認同政治”，最終也只能回到“中華性”“中國性”（Chineseness）。這也是部分非藍營人士在心理和認同層面出現變化的一個原因。

臺灣問題從來不是政體問題，而是主權問題；中國從未放棄、也永不會放棄對臺灣問題的定義權。西方智庫的觀點也反映出，美國在現實壓力下正在調整其對臺灣問題的認知，逐漸超出所謂“民主-專制”的認知范疇。特別是對特朗普而言，如果能用“交易”的方式給美國帶來一定的好處，那么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也會成為一種可接受的（acceptable）途徑。

關于高市早苗“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惡劣涉臺言論，鄭永年教授指出，日本右派長期存在“殖民心結”，但從實力政治來看，日本自身老齡化嚴重、結構性困境突出，根本無力改變臺灣問題的走向。

他強調，如今大陸無論是地緣政治層面、意識形態層面，還是經貿層面，都已有了相當的主動權。現在國民黨進入新生代，更具現實主義，此時大陸的立場尤為關鍵。我們要追求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更要考慮到臺灣老百姓的福祉；對“統一”和“獨立”的態度，也必須更加明確。國際局勢變化迅速，下一步確實需要加快“統一”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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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全球南方”面臨挑戰，一個根源在于美國等“全球北方”自陷危機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正經歷深度調整，“全球南方”共同面臨的結構性困境應如何破解？

鄭永年教授在參加“全球南方現代化論壇”期間接受中國社科網記者專訪時指出，如今由“全球北方”衰落引發的結構性變化，對全球南方而言是一個機遇，關鍵在于重新確立適合自身的現代化模式。中國的現代化模式對全球南方國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大會（COP30）期間，“中國角”數字化日在巴西貝倫舉行，圍繞人工智能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應用開展交流。圖源：路透社

鄭永年教授表示，在全球南方議題上，核心矛盾仍是發展與現代化。當前，全球南方面臨的問題，一個根源在于“全球北方”自身出現了危機。自特朗普政府推行“退群”政策、疏遠盟友，“全球北方”的發展已陷困境。美國自己的發展矛盾也愈發突出——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失衡，分配不公導致社會分化加劇，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歐盟的問題更為顯著，過度監管與高福利政策使得福利社會難以為繼，創新能力也因監管過多而無法充分釋放。

這種由“全球北方”衰落引發的結構性變化，對全球南方而言反而是機遇，關鍵在于重新確立適合自身的現代化模式。

對許多全球南方國家而言，西方一方面推行貿易保護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又在對這些國家的投資中附加諸多條件，將他國發展的“梯子”抽走。中國的現代化路徑與發展模式與西方存在本質差異。中國的技術體系已基本覆蓋從低端到高端的各個領域，中低端技術及相關產能相當成熟。以“一帶一路”倡議為例，其核心是助力發展——建設基礎設施、學校、醫院，而這些都是任何經濟體實現發展的必備條件。

中國的現代化模式對全球南方國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與創新價值，核心就在于“既要擁抱世界，又要走自己的路”。若擁抱世界的結果是喪失自我、變成另一個“美國”或其他國家，這樣的現代化注定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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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現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中國開辟了自己的道路

11月21日，全球南方現代化論壇在北京開幕，百余位國內外學者圍繞“攜手邁向現代化”這一主題展開研討。會上發布的《世界現代化發展報告》指出，西方現代化暴露出諸多問題，而“全球南方”的現代化正基于各自資源、歷史與文化條件，走出多元化發展道路，深刻推動全球現代化進程。
正如鄭永年教授在發言時所強調的，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都不能照搬他國經驗，全球南方國家要實現更大發展，需摒棄對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結合自身文明和實際國情，探索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

鄭永年教授在論壇上發言。圖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鄭永年教授表示，有別于西方現代化模式，中國式現代化立足于自身龐大經濟體量和深厚文明底蘊，在全面開放、擁抱世界的同時保持經濟獨立和思想自主，開辟了基于自身實踐的自主發展道路。

中國在發展壯大后，不僅致力于解決自身發展問題，還積極幫助其他國家共同發展。中國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議，為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有別于西方的現代化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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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當下，發展機遇要由我們自己去創造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出，“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性因素明顯增多。

在接受《湖北日報》專訪時，鄭永年教授表示，盡管世界大勢動蕩疊加不確定性，但中國已具備在變局中穩住節奏、保持定力的實力和主動性。談及未來五年可能深刻影響全球格局的中美關系，他判斷總體前景可保持審慎樂觀——方向難免起伏，但其中并非毫無確定性可循。

11月5日，第八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在國家會展中心（上海）開幕。本屆進博會有155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參與，4108家境外企業參展，展覽面積超過43萬平方米，展覽面積和企業總數均創歷史新高。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全球出現“有限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去全球化”，一些國家卷入外部沖突，內部右翼勢力抬升、社會運動頻發，其根源在于全球化過程中財富分配不公和國家間發展失衡，進而引發內部矛盾及國家之間的沖突。

他認為，未來五年的不確定性中也包含確定性。盡管一些“黑天鵝”事件仍未停息，但中國在心理和政策上已具備應對各種風險的定力和能力。

談到中美關系，他指出，未來五年，有將近四年是特朗普的任期，且往后看，特朗普對美國內部政治的影響力可能還會延續。拜登時期的“三條戰線”圍堵，在特朗普時期很大程度上濃縮為經貿科技領域，而這正是雙方可以交易和談判的領域。在近期的貿易戰中，中國反制得力，中美元首會晤更是做到了“斗而不破”，在斗爭中推進。

他強調，中美兩國之間面臨的主要問題，并非只是如美國所言具有許多經貿沖突特征，更為重要的是缺少政治信任。經過這幾輪交往，中美雙方趨向理性務實，這有利于中美關系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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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搶抓盛會機遇，推動灣區融合再上一個臺階

首次橫跨粵港澳的公路自行車男子個人賽、首次穿越深港的馬拉松比賽、運動員首次在高速競技狀態下“無感通關”……十五運會期間，多項跨境賽事實現了“歷史首次”，這些開創性舉措給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帶來哪些新的機遇？作為首次由廣東、香港、澳門三地聯合舉辦的全運會，十五運會舉辦過程如何體現“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圍繞這些問題，鄭永年教授近日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專訪。

圖為自行車參賽選手經過港珠澳大橋，跨越粵港澳三地。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在采訪中指出，十五運會是一個契機，也是一個抓手，為了全運會順利舉辦，粵港澳三地在很多方面做了體制機制改革，尤其是各種規則的銜接、機制的對接。全運會是一次機遇，明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深圳舉辦也是一次機遇。粵港澳要抓住每一次機遇，繼續推進體制機制的改革，使我們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再上一個臺階。

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下，粵港澳大灣區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協調，完全可以形成一個共同的大市場。如今，大灣區居民交流往來越來越方便，通過全運會或者APEC等機遇，大灣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一定能建設一個共同的大市場。

為了加快構建灣區共同市場，需要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統一。粵港澳大灣區推進統一大市場建設，可以先把橫琴、前海、南沙、河套這四大合作平臺的規則統一起來，比如采用港澳的規則。粵港澳大灣區的共同市場一旦形成，其輻射能量能提升好幾個級別，不僅可以向北部、向周邊省份輻射，甚至可以輻射到東南亞，促進中國-東盟共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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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廣東要扛起“挑大梁”的責任

11月18日，第二十屆中國經濟論壇在廣州南沙國際會展中心舉辦。本屆論壇學習宣傳貫徹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總結“十四五”期間經濟發展成就和經驗，為“十五五”期間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決定性進展集思廣益、貢獻智慧。鄭永年教授受邀出席主論壇和“全球經貿新格局：出海的機遇與挑戰”專題平行論壇，并作主旨演講。

鄭永年教授在會上強調，廣東要扛起“挑大梁”的責任，不僅要對得起“改革先鋒”的稱號，更要在中美科技競爭、新質生產力培育中當主力。在中美科技博弈背景下，作為中國三大科創板塊之一的大灣區，最具條件打造“地域嵌入型經濟平臺”。若大灣區11個城市實現深度融合，到2035年粵港澳大灣區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中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科創中心。

為扛起使命、破解挑戰，鄭永年教授提議廣東從五大方面推進改革：一是建設大科創體制，科研經費向年輕人和專精特新企業傾斜，培育“耐心資本”；二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釋放城市群協同活力；三是優化監管體系，守住安全底線的同時適度松綁，避免優質成果流失；四是以橫琴、前海等四地為試點與港澳規則對接，通過“港澳+”模式推進制度型開放，自然形成共同市場；五是聯合港澳打造企業出海“第一站”，助力企業全球化發展。

鄭永年教授強調，企業出海是大趨勢。大灣區是中國主導的全球化推手，廣東的經濟規模、發展水平、開放程度和企業全球化的需求，這些因素表明廣東企業下一步的出海是大規模的。廣東的企業要加快出海，以中國為根基進行全球布局，構建起互聯互通、互利共贏的“中國人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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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一切努力的最終目標，皆是為了定位于“人民至上”

未來五年，中國將如何應對內外挑戰，實現關鍵一躍？《南風窗》獨家專訪了鄭永年教授。在他看來，一切努力的最終目標，皆是為了定位于“人民至上”。而實現高質量發展目標，則必須依靠發展新質生產力，并推動一場全方位的體制機制改革。

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十五五”規劃強調“六個堅持”重要原則，目的是“以人為本”。現代化不是自然發生的，中國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表明要有意識地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現代化，強調人的現代化。蘇聯的教訓表明，如果人不現代化，其他現代化毫無意義。投資于人，就要將資金資源投到人的需求、發展與保障上。

關于如何投資于人，鄭永年教授認為最緊迫的就是體制機制改革。同時需要意識到兩件事。首先，政策制定不能“拍腦袋求新奇”，實事求是、尊重民意的政策才是好政策。其次，做事要具有擔當精神，不能因為害怕輿情而不敢處理問題。理論上，大家都認識到要“容錯”“試錯”，但現實怎么落地還需要破解。

在談及科技自立自強時，他指出，原始創新不是錢多就可以，還需要投資于人，必須深化改革。我們在基礎科研上與美國是有差距的，需要改革考核標準，從“論文大國”轉型成為科創大國。企業界也是如此。今天，大量專精特新以及中小企業缺少資金的現象很突出。既然希望有耐心資本，就要有促進耐心資本發展的體制機制。

技術科研、應用技術、金融服務，應當是新的三駕馬車，只要有機結合，就會有很大潛力。

關于現代化產業體系，鄭永年教授指出，實體經濟是國家產業的根基。要區分好金融與壞金融：壞金融投機取巧；好金融是讓風投孵化實體經濟、支撐制造業。他提醒，要解決處于壟斷地位的大企業阻礙創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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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窗》 |

鄭永年：粵港澳三地融合發展優勢強大

11月9日，恰逢十五運會在廣州舉行之際，八集人文紀錄片《珠江》于央視紀錄頻道播出。

鄭永年教授在紀錄片《珠江》第8集《橋通未來》中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如內地9個城市跟港澳的2個城市的融合式發展，和世界其它的灣區比較來說，優勢更強大，對國家整個的第四次產業革命具有指標性的意義，也代表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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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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