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誰能想到，曾經大搖大擺當“太平洋警察”的美國人，如今提起中國卻個個化身“金發怨婦”！
眼看著中國貿易的關系有所好轉，美國媒體卻不樂意了，畢竟連他們都不得不承認，雖然貿易戰沒有贏家，但美國無疑是輸得更痛的那一方。
就在11月初，美國媒體還煞有其事地組織了一場“專家對談”，甚至提出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25年前的美國，完全有機會把這只東方雄獅攔下來。
可惜時過境遷，美國政府不僅沒抓住真正的機會，甚至還一步錯步步錯，快把自己給“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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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堅的三大“戰略誤判”
上世紀末尾的美國，還因為另一個國家的消亡沉浸在勝利的狂歡中。那時的華盛頓精英們信心爆棚，仿佛已經掌握了歷史的終極答案。
他們設計了一套看似完美的對華戰略框架，如今看來卻像是一連串的“戰略誤判接力賽”。千禧年的前夕，美國國會還在因為要不要永久和中國正常貿易吵來吵去。
《紐約客》當時甚至恨不得連細節都洋洋灑灑地寫出來，支持派議員在辯論中信心滿滿地宣稱，“經濟自由化將不可避免地帶來政治變革”。
一位來自加州的議員甚至在發言中引用了所謂的“麥當勞定律”——任何擁有麥當勞的國家都不會彼此開戰，而經濟相互依存將確保和平演變。
這種天真的想法在當時的美國決策圈頗具代表性。他們堅信，只要把對方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它就會自然而然地朝著美國期望的方向轉變。這種思維直接影響了此后二十年的對華政策。
進入21世紀，小布什政府原本打算重新審視對華政策，將咱們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但歷史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911事件的爆發徹底改變了美國的戰略優先級。
反恐戰爭成了當務之急，美國戰略界的目光從中亞轉向中東，給了中國至關重要的戰略發展窗口期。
但其實就算沒有這個機會，中國的發展也早已勢不可擋，這終究只是美國人的一廂情愿。
至于傳奇總統奧巴馬，如今的美國人對他當初的決定也不太理解了。當時的白宮團隊相信，美國只要牢牢掌握科技創新制高點，就能永遠保持對中國的領先優勢。
他們推崇所謂的“微笑曲線”理論，認為美國可以安心占據研發和銷售兩端的高附加值環節，將制造環節留給中國。
一位曾參與制定對華政策的退休官員后來在回憶錄中坦白：“我們低估了中國學習和追趕的能力，也高估了美國自身維持創新絕對優勢的實力。”
美國的制裁悖論
其實早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就試圖對咱們的商品加征關稅，只是他們恐怕沒有預料到后續的連鎖反應。
《華爾街日報》后來報道過一個案例：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自行車加征關稅后，中國自行車企業反而加速轉型升級，將更多高端車型推向國際市場。
這就引出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美國的制裁大棒舉得越高，中國產業的升級速度似乎越快。就像試圖用圍墻擋住洪水，結果洪水自己找到了新的出路，甚至還沖出了更寬闊的河道。
去年《外交事務》雜志分析中美科技競爭時提到，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出口管制確實給中國制造了麻煩，但也意外激活了中國自主芯片產業的“求生本能”。
更讓美國企業糾結的是，他們在華業務正變成政治壓力的“人質”。不少美國科技公司都被要求在“政治正確”和“商業理性”之間做選擇，這就像要求植物在陽光和水分之間二選一。
這種現象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尤為明顯。當美國政府試圖限制中國電動車進口時，中國品牌轉而大舉進軍東南亞、中東和拉美市場。
《經濟學人》都開始調侃道：“美國的封鎖策略仿佛在玩打地鼠游戲，剛按住一個洞口，另一個洞口又冒出來了。”
在競爭中找到共存的智慧
眼看著中國一天天強大起來，美國戰略界也是終于出現了有腦子的聲音。
去年底，基辛格在最后一次公開演講中提到：“大國競爭不是婚姻，不需要全心全意；但也不是戰爭，非得你死我活。最理想的狀態是建立一種‘競爭性共存’的關系。”
這種思路正在獲得越來越多智庫學者的認同。布魯金斯學會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美完全可以在人工智能治理、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領域建立“合作飛地”。
報告打了個形象的比方：就像一棟合租公寓里的室友，雖然個性不合，但總能在打掃公共區域、繳納水電費這些事情上找到合作方式。
教育交流領域的變化尤為明顯。盡管政治關系緊張，美國大學里的中國留學生數量依然保持穩定。
《紐約時報》教育版最近描述了一個有趣現象：在頂尖大學的工程實驗室里，中美兩國學生組成的科研團隊依然能夠高效合作。在實驗室里，代碼不會區分國籍。
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地方政府對華交往的熱情并未減退。加州州長紐森去年訪華時直言：“有些人整天談論‘脫鉤’，但加州的就業和市場告訴我們，我們需要的是更多橋梁，而不是更多圍墻。”
這種務實態度在美國中西部農業州同樣存在，只是表現形式更為含蓄。
美國商會最新發布的建議書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極少數領域實行“精準隔離”，在大多數經濟領域維持“有管理的互動”。這種思路雖然不夠激進，但可能更符合現實需要。
結語
美國人曾經花了太多時間討論如何阻止中國崛起，卻很少思考如何在一個多極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新定位。
或許問題的關鍵不是中國是否應該崛起，而是各方如何適應這個更加多元化的世界秩序。
美國最大的戰略失誤不是某個具體政策的失敗，而是在應該調整自身心態和戰略的時候，卻選擇了沉溺于“悔恨”和“假設”的游戲中。
畢竟，在國際關系的棋局上，執著于“如果當初”的悔恨，遠比直面現實并做出調整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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