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1948年11月，天津下著雪，陳長捷在司令部里捏著傅作義的電報，手抖得停不下來，死守天津四個字像釘子一樣扎在心里，窗外探照燈掃過城墻的時候，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傅作義拍他肩膀說前途無量那會兒。
這個福建娃兒，鄉親們都叫他拾拾，從軍校畢業一路干到中將，全靠傅作義拉著，一九三七年平型關一戰，他師被打得剩不了幾人，一九四〇年又逼著他給八路軍開炮，后來閻錫山把他撤了，還是傅作義給他安排了位置，可這次電報不對勁，北平這邊談著條件，怎么偏偏要天津死守。
總攻那天下著凍雨，解放軍的炮火把城墻炸得七零八落，陳長捷躲在地道里，聽著一聲接一聲的爆破，忽然明白這封軍令不過是傅作義用來談條件的幌子，等他被俘時才聽說，北平的城門早已經對共軍敞開了。
功德林里，黃維總對著北窗發愣，1968年春天，護士們圍在床邊，聽見他罵出傅作義三個字，誰也沒敢搭話，病歷上寫的最后診斷是，長期焦慮導致心衰。
檔案里夾著一九四九年的審訊記錄，他總在念叨，他害了我，傅作義的回憶錄里沒提過天津守將，就像當年突然發那封電報，連句解釋都沒留，兩個老人的命運，像兩條線，在歷史的褶皺里纏了四十年，最后躺在了不同的墓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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