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其琛回憶：92年我奉命赴朝，向金日成通報中韓即將建交的決定

“1992年7月12日早上七點，你真有把握嗎？”機艙里，副部長把文件遞到我手里，聲音壓得很低。我合上夾板，道：“不是有把握才去，是去了才有把握。”對話一落，渦輪聲又吞沒了其他雜音。

機窗外成片云海晃得人心里發空。前座擺著兩份電報：一份來自首爾，確認韓方已經接受“斷交、撤館、廢約”；另一份是平壤昨夜的通知，只簡短一句——“歡迎訪朝”。字少，卻無溫度，這讓人更覺冷意。

此行任務很單純：把中韓即將建交的決定，當面告訴金日成，同時爭取朝方在公開聲明里保持克制。可越簡單越難辦，稍有閃失，北京數年布局就可能砸鍋。

往前倒七年，1985年春，小平同志在一次內部談話里點了題：“跟韓國做生意，有利；斷臺灣的線，更有利。但要顧及朝鮮同志的感受。”一句話，為后面每一步都定了雙重基調——既要推動，也要穩住。

經貿往來先行。88年前后，兩國間接貿易額躥到十億美元，靠香港轉手已顯得費事。那一年漢城奧運會上，中國代表團和韓方頻頻同框，鏡頭外的氣氛比賽場更熱絡，經貿代表求見的條子塞滿了我駐港辦公室抽屜。

緊接著是聯合國席位問題。1991年夏，華盛頓、莫斯科、東京幾乎同一時間建議：讓南北朝鮮同時入聯。北京斟酌后打出配合牌，不阻攔，也不領頭。朝鮮最擔心“只南不北”，我們則保證“要進一塊進”。9月17日，兩國國旗并排在聯合國大廈升起，朝方向我方表示“信得過”，卻也提醒：“半島局勢仍復雜。”

真正讓局面加速的是當年的APEC部長級會議。1991年11月，我帶團到漢城新羅飯店報到，剛下車就被幾十支長槍短炮圍得動彈不得。記者們一個勁兒追問“是否將建交”，口氣比我們的醇厚燒酒更沖。韓方更直接，盧泰愚在青瓦臺對我說：“我身上流著山東的血，中韓不該再隔閡。”套話不多，急切全寫在臉上。

會后半夜十一點，體育部長樸哲彥拎著兩把金鑰匙闖進我房間，嘴里念叨“打開大門”。我沒多客氣，只說：“鑰匙象征可以留，但門要我們自己推。”韓方心領神會，卻仍表示“愿設秘密渠道”。我笑著拒了，秘密一多就不秘密了。

1992年2月至4月，正式談判開鑼。首輪在北京，韓方想保留臺北“聯絡處”，我方立場硬得像冬天的黃河冰；第二輪在華盛頓旁的安娜波利斯，韓方松口，但又提“文化關系不斷線”；第三輪回到漢城，韓方終于點頭接受“三斷”。三個回合不到兩個月，速度之快，連不少西方觀察員都覺得“有點像中國速度移植到外交場”。

談判桌收尾后，就剩平壤這一關。中央指示：必須親口通知，絕不讓朝方從廣播里先聽到。于是有了此刻的專機航線。跟過我多年的翻譯悄悄說：“您要不要把措辭再柔一下？”我搖頭：“說清楚比說漂亮重要。”

飛機在安順機場一隅滑停，沒有彩帶，沒有鑼鼓，金永南獨自站在舷梯下，表情平靜。簡短寒暄后我們改乘直升機，悶熱得汗流到袖口。湖邊別墅外，只有蟬聲透著盛夏的躁。

金日成步子不急不緩，招呼我們進屋。他聽完口信，手指在桌面輕敲幾下，目光轉向窗外柳樹。那沉默足足維持了一分鐘，我和隨行人員都屏住呼吸。隨后他抬頭，“我們理解中國獨立決定外交事務的權利，也會繼續同中國保持友好。”語速不快，卻句句落地。最后他加了一句：“半島和平還需大家共同努力。”我心里一顆石頭落了地。

例行贈禮是九龍戲珠玉雕和一箱福建荔枝。他看著玉雕笑了笑，摸到荔枝時隨口道：“上次吃還是七年前。”話音一轉，起身送客，會見僅二十多分鐘，沒有合影，也沒宴請。外界不知道的是，這種克制恰恰說明朝方心里已做了權衡，沒必要再鋪排場面。

當天傍晚五點，我回到北京，直奔中南海。中央領導人聽完匯報，只說：“該走的棋都走完了，可以落子了。”不到一個月，8月24日早九點，釣魚臺芳菲園里，我與李相玉在鍍金鋼筆上按下各自名字。中央電視臺直播信號剛推送出去，證券市場就傳來韓資準備大舉進入的風聲，大洋彼岸不少分析師忙不迭寫報告。

臺灣方面前一晚已匆匆撤館，留下一棟空樓和幾紙指責。韓聯社記者湊到我身邊問：“您怎么看臺北的反應？”我笑答：“外交選擇嘛，各家按各家算盤，咱們不評論。”

三十年后，再翻當年的行程記錄，航班號、時間戳、措辭修改痕跡都還清晰。不得不說，那趟赴朝之旅短，卻像在刀鋒上走步，每一步都得踩準重心；好在同事們給力，朝方顧全大局，韓國把條件真實落地，才有后來年貿易額三千多億美元的規模。歷史有時拐得很猛，抓住扶手，就能平穩過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