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明朝衰亡的歷史底層邏輯

在傳統的歷史敘事中，明朝的滅亡往往被歸因于幾個顯而易見的因素：皇帝昏庸、朝政腐敗、天災人禍、流寇四起。這些因素當然重要，但它們更多的是癥狀而非病因，而且體現在多個時代，并沒有獨特性。我們如果滿足于這種表層的解釋，就永遠無法理解：為什么同樣面臨這些問題的其他王朝能夠度過危機，而明朝卻走向了滅亡？

以下內容選自《明亡清興：1618—1662年的戰爭、外交與博弈》，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撰文| 侯楊方

《明亡清興：1618—1662年的戰爭、外交與博弈》

作者：侯楊方

版本：人民日報出版社

2025年11月

明朝的真正致命傷

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這是在歷史解釋甚至現實中最常見的謬誤之一。經常見到將失敗歸因于已經死去兩千多年的孔子和“獨尊儒術”的漢武帝，甚至有“明亡于嘉靖”的荒謬言論，那為什么不能說“明亡于明太祖”？因為沒有他，根本就不會有明朝，當然也就不會有明朝滅亡。這就是無限地將責任推向更深層的“原因的原因”，最終將一切歸咎于“氣候變冷”“財政虧空”“銀根緊張”“人口壓力”等間接遙遠的外因。

這種解釋方式，看似宏觀、冷靜，實則是一種思維的貧乏與責任的逃避，以及邏輯的謬誤，這樣任何失敗都可以被無限地外推，最終歸因于祖先、文明，甚至宇宙的起源，從而為當下找開脫的理由。歷史觀可以影響人生觀，信然。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必須回到“可選擇的時刻”，去判斷哪些決策是可以改變的，哪些責任是必須承擔的。

我在書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明朝真正的致命傷，在于其文明形態的深層困境。真正致命的，是制度無法適應劇烈變局，是文化缺乏自我革新能力，是精英集團被傳統意識形態牢牢框住思維，無法更新，無法適應巨大的外來沖擊和危機。

這種困境表現在多個層面：

意識形態層面：程朱理學發展到明代，已經蛻變為一種僵化的意識形態。它強調道德至上、經典至上、政治正確至上，卻忽視了實用知識、技術創新和戰爭無法取勝的現實。當八旗鐵騎橫掃遼東，明朝的士大夫們還在為“華夷之辨”爭論不休，既不能/不愿引進先進的歐洲技戰術，又不愿/不敢與關外的蠻夷和談。明朝的文化，在表面的繁榮之下隱藏著深刻的保守與封閉。八股取士扼殺了思想的創新，海禁政策阻斷了對外交流。當耶穌會士帶來西方的科學知識時，除了徐光啟等少數有識之士，大多數士大夫都選擇視而不見，甚至扛起意識形態大旗，堅決抵制。

制度層面：當時明朝的政治體制已經嚴重僵化，科舉制度扼殺了人才的多樣性，官僚體系充斥著形式主義。明朝的政治體制，表面上是中央集權的巔峰，實際上卻陷入了“過度集權”與“權力真空”并存的悖論。皇帝獨攬大權，卻無法有效控制龐大的官僚體系；官僚職業經理人集團輔佐皇帝，卻因保護自己的利益，在現行體制下，無人敢將前線的真相上報給皇帝，正確的決策自然無從談起。這種體制在太平時期尚能維持，一旦面臨危機就會暴露出致命的弱點。

軍事層面：到了明末，軍隊已經喪失了戰斗力，面對組織嚴密、技術先進，由關外職業獵人組成的八旗軍，不思進取的明軍作戰失敗幾乎是注定的，在長達四十多年的明清戰爭中，明軍沒有取得過一次決定性的勝利。

經濟層面：明朝的財政體系，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依靠土地稅作為主要收入來源，財源極為有限，一旦加征賦稅，社會就面臨全面崩潰。即使財政動員充分，以明朝的效率和軍隊的技術水準和戰斗力，也同樣無濟于事。因為在現實層面，明朝的經濟能力和資源毫無疑問遠超關外的后金/清朝，在遼東戰場投入了幾億兩白銀，所以“明朝因為沒錢而亡”，是一個荒誕可笑的借口，和“中國足球因為沒錢而不行”一樣可笑。

這四個層面的困境相互交織、彼此強化，最終造成了明朝的整體性危機，這種危機不是某個皇帝的失誤所能造成的，也不是某次改革所能挽救的。它需要的是文明形態的整體轉型，而這恰恰是明朝無法完成的。這些所有方面的終極反映就是明朝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從關外薩爾滸一路敗退到緬甸，在這一殘酷卻真實的歷史事實面前，任何的辯解與借口都是蒼白可笑的。

十七世紀在世界范圍內，游獵文明對定居文明的威脅不僅已經解除，甚至節節敗退。而只有在中國，游獵文明竟然大獲全勝，四十多年的明清戰爭中，明朝沒有任何勝利的機會。這只能說明中國傳統文明已經衰落，已不能適應時代的新發展，二百年后只是再一次確認。

被忽視的真相：明亡的年代

在我們的歷史教育中，有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當談到明朝滅亡時，我們總是說“明朝亡于農民起義”，仿佛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自縊煤山就是明朝歷史的終點。至于后來發生的事——清軍入關、南明抗爭、三藩之亂——似乎都屬于另一個故事。因此幾乎所有歷史教科書和工具書都大書，明朝滅亡于1644年。

這種敘事方式看似自然，實則隱藏著一種集體的心理防御機制。我們不愿意承認，一個曾經輝煌的中原王朝，最終被來自東北的“蠻夷”所征服。我們寧愿相信，明朝是亡于內部的腐敗和起義，而不是輸給了外部的敵人。

但歷史的真相往往是殘酷的。如果我們客觀地審視史實，就會發現：李自成的大順政權不過是曇花一現，在北京僅僅維持了四十余天；而真正終結明朝、建立新秩序的，是清朝。更準確地說，明朝的滅亡是一個長達數十年的過程，始于薩爾滸之戰的慘敗，終于南明最后據點的陷落。在這個過程中，后金/清朝始終是主要的推動者。

為什么我們會忽視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除了民族情感的因素外，還有更深層的原因：我們習慣于用“內因決定論”來解釋歷史。在這種思維模式下，一個王朝的興衰完全取決于其內部因素，外部力量充其量只是催化劑。這種觀點有其合理性，但如果絕對化，就會導致我們忽視外部沖擊對文明發展的重要影響。

《大明劫》（2013）劇照。

事實上，人類歷史上的許多重大轉折，都是內部危機與外部沖擊共同作用的結果。羅馬帝國的崩潰，既有內部的政治動蕩、經濟衰退，也有日耳曼蠻族的入侵因素；阿拉伯帝國的興起，既有伊斯蘭教的精神動力支持，也有拜占庭和波斯帝國的衰弱因素；十三世紀亞洲大陸包括金、宋在內的眾多國家被蒙古帝國滅亡，這幾乎全部可以歸因于外部沖擊。

明清易代也是如此。明朝的內部危機為清朝的崛起創造了條件，而清朝的外部壓力又加速了明朝的崩潰——直接摧毀了明朝的軍事力量，導致明朝滅亡。如果沒有后金/清朝的崛起，單憑天災人禍的內部危機，明朝并不會在當時滅亡，更何況明末流寇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外部壓力。

摒棄“評書史觀”

歷史是由無數個體的選擇匯聚而成的洪流。在明清易代的大潮中，每一個歷史人物都面臨著艱難的抉擇。他們的選擇，既受制于時代的大勢，又影響著歷史的走向。傳統史學傾向于道德評判，忠奸賢愚，認為主導歷史走向的是明君忠臣，或他們的反面昏君奸臣等，我稱之為“評書史觀”或“戲曲史觀”，簡單的黑白兩分，可以滿足情緒，但不能滿足認知。評書史觀影響深遠，中國傳統史學著作自不待言，即使是現代的一些著作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受到評書史觀的影響。

本書摒棄評書史觀，將歷史人物放在他們所處的情境中，設身處地評價，所有人物都是灰色的，而不是戴著戲曲面具的黑與白。

崇禎皇帝：他繼承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帝國，面對的是內憂外患的危局。他勤政愛民，卻缺乏戰略眼光；他渴望中興，卻不知從何著手；他猜疑多變，最終自毀長城。我們不能苛責他——一位年僅十五歲的少年，一生沒有出過北京城，如何能應對如此巨大的危機？你是否能比他做得更好？他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一個時代的悲劇。

《大明劫》（2013）劇照。

袁崇煥：他以書生之身投筆從戎，憑借過人的膽識和才能成為遼東重臣。他的“憑堅城、用大炮”戰略一度遏制了后金的攻勢，他完全明白戰爭解決不了問題，但卻無法向信任他的皇帝坦白，最終死于自己效忠的皇帝之手。他的死，不僅是君臣猜忌的結果，更是整個體制失靈的象征。

皇太極：他繼承了努爾哈赤的基業，但面臨的挑戰同樣嚴峻。如何將松散的部落聯盟轉變為統一的國家？如何保持滿洲特色？如何在明朝依然強大的情況下尋找突破口？他的每一個決策，都體現了一個新興政權領導者的智慧與魄力。與后來清朝官方給他塑造的形象不同，皇太極自始至終對取代明朝沒有興趣，這本是明朝的機會，但被明朝一次次錯過。

吳三桂：他是明清易代的關鍵人物，他的選擇直接決定了歷史的走向。降李還是降清？為父報仇還是為國盡忠？在山海關前的那個春天，他面臨的不僅是軍事決策，更是道德困境。我們可以譴責他的選擇，但能否理解他的處境？

多爾袞：他是皇太極的弟弟，清朝入關的實際指揮者。他如何說服八旗貴族放棄關外的安逸生活，冒險進入中原？他究竟出于何種個人動機取代明朝？他如何在征服與懷柔之間找到平衡？他的政治智慧和軍事才能，為清朝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基礎，但給本人及其同母兩兄弟帶來的卻是悲劇。

這些人物，以及無數沒有留下姓名的將士、官員、百姓，共同構成了那個時代的圖景。他們的選擇或許有對有錯，但都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真實反應。理解他們，就是理解歷史；理解歷史，就是理解我們自己。

明末中國正處于

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

在探討明朝滅亡的深層原因時，我們不能忽視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明末中國正處于一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這個轉型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等多個層面，但由于種種原因，這個轉型最終沒有完成，反而成為王朝崩潰的重要因素。

經濟轉型的矛盾：明末商品經濟發達，海外貿易帶來了大量白銀，市場經濟開始沖擊傳統的自然經濟。但是，朝廷的財政體制仍然建立在農業稅收的基礎上，無法有效地從商業發展中獲取財源，這嚴重削弱了朝廷應對危機的能力。

社會結構的變動：傳統的四民（士農工商）結構開始松動，商人地位上升，士紳階層分化，新的社會群體不斷涌現。但是，政治體制仍然維持著嚴格的等級制度，科舉制度仍然是社會流動的唯一重要通道。這種社會變動與制度僵化之間的矛盾，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張力。

思想文化的沖突：王陽明的心學打破了程朱理學的壟斷地位，李贄等思想家開始挑戰傳統的道德觀念，西方傳教士帶來了新的知識體系。但是，官方意識形態仍然堅持僵化的理學教條，對新思想采取壓制態度。這種思想活躍與文化專制之間的沖突，阻礙了社會的創新能力。

技術革新的困境：明末已經出現許多重要的技術創新，如《天工開物》所記載的各種工藝技術，徐光啟引進的西方科學知識。但是，這些技術創新缺乏制度支持，無法轉化為實際的生產力。明朝曾經是火藥武器的早期使用者，但到了明末，卻在火器技術上遠遠落后于西方，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如后金/清朝。這種技術停滯的背后，是整個社會對技術創新的漠視。

這種未完成的社會轉型，使得明朝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困境：既無法回到過去的穩定狀態，又無法向前突破到新的發展階段。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外部沖擊都可能導致整個體系的崩潰。而后金/清朝的入侵，恰恰提供了這種致命的沖擊。

《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2023）劇照。

明清戰爭表面上是軍事較量，實質上是兩種文明形態的對決。這種對決不僅體現在戰場上，更體現在組織方式、動員能力、適應機制等深層次的文明要素上。

組織效率的差異：明朝的軍事組織已經嚴重官僚化，指揮系統臃腫，決策過程緩慢，各部門之間缺乏協調。相比之下，八旗制度雖然原始，但正因為其簡單直接，反而在戰時顯示出高效率。八旗將領可以快速集結部隊，靈活調整戰術，而明軍卻常常因為決策過程冗長、指揮混亂而貽誤戰機。

動員能力的對比：明朝雖然人口眾多，但真正能夠動員起來的力量卻很有限。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商人不愿資助戰爭，士紳逃避軍事義務。而八旗制度下，每個旗人都是潛在的戰士，戰時全民皆兵，這種總體戰的動員模式在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具有巨大優勢。

激勵機制的不同：明軍的激勵機制已經失效，軍餉經常被拖欠，軍功常被冒領，將士們缺乏戰斗意志。而八旗軍隊實行嚴格的軍功獎賞制度，戰利品按功分配，晉升機會公平，這極大地激發了戰士們的積極性。

學習能力的高下：這或許是最關鍵的差異。明朝在面對新挑戰時，總是試圖用老辦法解決新問題，空談道德經典口號，缺乏學習和創新的意愿。而后金/清朝則表現出驚人的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他們不僅學習漢人的軍事技術——比如快速掌握了火器制造技術，還學習其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他們在保持八旗特色的同時，大量吸收明朝的行政體制，創造出了一種混合型的治理模式，甚至還在入關后向西方傳教士學習天文、歷法、數學等知識。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將這些技術創新、制度創新與自身的軍事體制相結合，形成新的戰斗力。

總結來說，一個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的文明，無論曾經多么輝煌，都難逃衰落的命運；而一個充滿活力、善于學習的新興力量，即使起點較低，也終將后來居上。這個規律不僅適用于明清之際，也適用于人類歷史上的其他重大轉折。

東北亞的各方角力

與歷史的啟示

明清易代不能僅僅從中原王朝的視角來理解，它實際上是整個東北亞地緣政治格局重構的一部分。這種重構涉及多個行為主體：衰落的明朝、崛起的后金/清朝、隨風倒的蒙古各部、風雨飄搖的朝鮮、野心勃勃的日本，以及開始東來的西方勢力。

遼東，這個連接中原與東北亞的戰略樞紐，成為各方勢力角逐的焦點，明清戰爭中高質量的會戰都發生于此。

在這個復雜的地緣棋局中，努爾哈赤和皇太極展現出了卓越的戰略眼光。他們不僅在軍事上步步為營，更在外交上縱橫捭闔。通過聯姻、會盟、朝貢等手段，他們逐步瓦解了明朝在東北亞的同盟體系，將蒙古和朝鮮從明朝的盟友變成了自己的附庸。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因素。豐臣秀吉發動的侵朝戰爭（1592—1598），雖然最終失敗，但對明朝造成了沉重的打擊。這場戰爭不僅消耗了明朝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暴露了明朝軍事體制的種種弊端。努爾哈赤恰恰利用這個機會，開始了自己的擴張。

從更大的歷史視野來看，明清易代是東北亞從“中原中心”向“多元均衡”轉變的開始。在此之前，中原王朝一直是東北亞的主導力量，周邊國家和民族都圍繞著中原旋轉。但隨著明朝的衰落和清朝的崛起，這種單一中心的格局被打破，東北亞開始形成多個力量中心并存的新格局。

《顯微鏡下的大明之絲絹案》（2023）劇照。

寫作和閱讀歷史，最終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好奇心，而是為了從過去汲取智慧，為現在和未來提供借鑒。明清易代這段歷史，對我們今天仍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第一，開放與封閉的關系。明朝的海禁政策和清朝初期的遷海令，都是出于安全考慮而采取的封閉措施，但最終都導致了文明的停滯。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形式的自我封閉都是危險的。只有保持開放的心態，積極學習和吸收外來文明的優秀成果，才能保持文明的活力。

第二，技術創新的重要性。明朝在火器技術上的停滯，直接導致了其在軍事上的失敗。這提醒我們：在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任何對技術創新的忽視都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一個國家、一個文明要想保持競爭力，就必須重視科技發展，營造有利于創新的制度環境。

第三，制度彈性的必要性。明朝體制的僵化和清朝初期政策的靈活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告訴我們：制度不是一成不變的教條，而應該根據時代的變化不斷進行調整和完善。過度的制度剛性會扼殺社會的活力，而適度的制度彈性則能夠激發創新和進步。

第四，文化自信與文化自省的平衡。明朝士大夫的文化優越感是自大與自卑的混合，真正的文化自信，應該建立在對自身文化深刻認識的基礎上，既要看到其優點，也要承認其不足，既要堅守其精髓，也要勇于革新。

第五，個人選擇與歷史大勢的關系。歷史是由無數個人選擇匯聚而成的，但個人選擇又受制于歷史大勢。理解這種關系，有助于我們在面對人生重大抉擇時，既不盲目樂觀，也不過度悲觀，而是在認清大勢的基礎上，作出最符合自身價值觀的選擇。

每一次重大的歷史轉折，都伴隨著巨大的代價，明清易代也不例外。戰爭、屠殺、饑荒、瘟疫，數以千萬計的生命在這場變革中消逝。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血腥的記憶至今還在提醒我們：歷史從來都是殘酷的，在津津樂道《清明上河圖》記載的繁華、宋代名士風流的同時，更要看到，沒多久就是開封陷落的靖康之變，這才是全面的視角。

我們也要認識到，變革雖然痛苦，但有時卻是必要的。明朝后期的中國，已經陷入深重的危機。如果沒有外力的沖擊，這種危機可能會持續更長時間，造成更大的損失，最終也會走向內爆。

清朝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雖然在初期展現出開放和進取的精神，但隨著統治的穩固，也逐漸走向保守和封閉。特別是在面對西方工業文明的挑戰時，清朝表現出了與明朝類似的僵化和無能。當年最靈活、不講求意識形態束縛的關外獵人，他們的子孫后來又變成了明末敵人的模樣，這也再次證明反對入關的皇太極的英明預見。

清朝的情況更加復雜和有趣。統治者一方面保持著自己的民族特色——滿語、八旗制度等，另一方面又選擇性地接受和發展漢文化——科舉制度、儒家思想、詩詞書畫等，最終創造了一個多元一體的帝國。在這個帝國中，“華”與“夷”的界線變得模糊，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加包容和開放的文明觀。

從這個角度看，明清易代不應該被簡單地理解為“文明的倒退”或“野蠻對文明的征服”，而應該被視為中華文明自我更新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雖然充滿沖突和痛苦，但最終的結果是文明的擴展和深化。清朝不僅繼承了明朝的疆域，還將其大大擴展，將新疆、西藏、青海、內蒙古等地區更緊密地納入了中華文明圈。

當然，我們也不能美化這個過程。征服戰爭帶來的破壞、文化沖突造成的撕裂、民族壓迫導致的仇恨，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歷史創傷。但在正視這些創傷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正是通過這種痛苦的融合過程，中華文明才獲得了新的生命力，才能夠在近代西方的沖擊下保持基本的完整性。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明亡清興：1618—1662年的戰爭、外交與博弈》。作者：侯楊方；摘編：何也；編輯：商重明；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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