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次北美(美國、墨西哥)塑料回收再生行業考察開始報名了!!!
伴隨自2021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中國一次性塑料制品禁令逐步推進,國內塑料制品消費端正在發生可見變化:城市中的奶茶店普遍改用紙吸管或可降解吸管,大型連鎖快餐店將部分塑料餐具替換為木制刀叉,商超與電商平臺也在增加可重復使用購物袋與“可降解”包裝的使用。然而,在表層變化的背后,材料供應、成本壓力、執法難度以及末端處置與回收體系的缺位,正在給這一輪禁塑行動打上復雜的行業注腳。
大企業、大城市率先響應,小城市與個體商戶推進緩慢
目前,大型連鎖企業與一線城市是禁塑執行最積極、最規范的群體。不少超市和連鎖便利店開始銷售可重復使用的聚丙烯編織袋,單價約為折合0.15美元左右;生鮮與即時零售平臺則將原有塑料袋替換為標稱可降解袋。大型快餐連鎖已全面停售塑料吸管,轉向紙吸管和可降解塑料袋,部分新式茶飲連鎖則在紙吸管之外,補充提供聚乳酸(PLA)吸管,以緩解紙吸管易“發軟”的使用體驗問題,同時將杯蓋封口膜從塑料改為紙膜。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農貿市場、路邊攤販以及中小城市的執行力度明顯滯后。大量攤販仍在照常使用傳統一次性塑料袋和塑料餐具,一些地區的禁塑措施尚未全面鋪開,呈現“政策先行、落實滯后”的空間差異。行業人士普遍判斷,三、四線城市及鄉鎮的實際變化,很可能會在2025年前后才逐步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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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德基餐廳在中國的門店引入了紙質包裝和吸管,以滿足新規
PLA供應嚴重不足,價格飆升引發“偽降解”隱憂
在材料端,聚乳酸(PLA)被視為傳統一次性塑料的主要替代材料之一,但現實中其供應能力遠遠落后于需求。行業協會人士指出,目前全球每年PLA產量約為50萬噸,而僅中國的外賣和餐飲打包市場,對PLA的潛在需求就接近200萬噸。
在如此懸殊的供需缺口下,PLA實際供應量僅為市場需求的約1%—2%,導致價格在短期內從每噸約4300美元(約2.8萬元人民幣)上漲到約7400美元(約4.8萬元人民幣),幾乎翻倍。一方面,真正滿足標準的“100%可生物降解”材料數量極為有限;另一方面,一些企業開始大量采購和投放并不真正可降解、但以“可降解”名義銷售的塑料袋與吸管,市場摻假和概念混淆的問題日益突出。
在這種背景下,監管部門在面向個體經營者與非正規渠道實施禁塑執法時,面臨現實困境:如果合規材料本身就是“供不應求”,執法成本和社會阻力就會水漲船高,難以實現全面覆蓋和持續高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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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吸管制品
執法成本高企,“白色污染”治理再遇老問題
中國并非首次嘗試遏制一次性塑料污染。早在2008年,全國層面就實施了禁止免費提供超薄塑料購物袋的政策,要求商家對購物袋收取費用。實踐表明,大中型超市和連鎖門店基本能夠執行收費制度,但大量小店、菜市場攤位仍然可以輕易獲得廉價塑料袋,消費者使用習慣的改變十分有限,整體塑料袋用量下降并不明顯。
此次一次性塑料禁令范圍更廣、要求更嚴,但行業代表指出,執法成本依舊是最大的現實挑戰之一。塑料袋和簡易包裝袋生產門檻低、小作坊眾多、流通渠道分散,再加上仍然低廉的生產成本,使得 “禁而不止” “禁舊生新” 成為基層執法需要直面的難題。
同時,各級部門正在嘗試通過信息報送與透明化來加強管理。例如,商務領域有關部門提出,將要求餐飲、電商、商場、農貿市場和物流配送企業定期向當地政府報告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與回收情況;國家層面也給出了可降解材料的官方定義,為市場監管與環境評估提供依據。
“替代材料一定更環保嗎?”
禁塑政策推動了新材料和新產品需求的快速增長,對部分企業來說是一大利好。有吸管制造企業負責人就表示,企業近年來已經主動壓縮傳統聚丙烯吸管產能,目前PP吸管只占公司總產量的約四分之一,其余產能轉向紙吸管、PLA吸管以及可食用、竹制、金屬等多種材質。過去該企業約三分之二產品出口到歐美及日本,如今約三分之二的需求來自中國國內市場,中國禁塑政策已成為拉動需求的主戰場。
然而,這位負責人也提醒,“可降解”并不等于“更環保”:
紙吸管之所以比塑料吸管昂貴,是因為其生產過程消耗了更多的木漿、能源與水資源;
PLA吸管成本,也與原料制備和加工過程的能耗與排放有關,若從全生命周期看,其環境負荷未必更低。
他進一步指出,若試圖用木漿完全替代所有一次性塑料制品,全球漿料資源將面臨巨大壓力;而全球PLA原料供應目前也高度集中于少數企業,產能擴張受到技術與資本約束。
這類觀點在行業內引發越來越多的討論:禁塑帶來的“材料更換”,是否足以構成真正意義上的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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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與末端處置:循環體系缺位削弱政策成效
從塑料循環回收行業視角來看,一次性塑料禁令的長期效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廢棄物的收集、分類、回收與處置體系是否完善。
行業專家指出,近年來,中國不少城市已經開始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和定點投放制度,建立更為規范的收運體系;但在再生資源回收、可降解材料單獨收集與處理、以及生物降解設施建設等方面,仍存在明顯短板:
大量所謂“可降解包裝”最終與傳統塑料混合進入焚燒或填埋環節,未能依照其設計路徑進行堆肥或工業降解;
現有塑料回收企業面臨“材質混雜、標識混亂”的難題,可降解塑料混入傳統再生塑料鏈條,會影響再生料品質和加工性能;
對于PLA等生物基材料,缺乏配套的專用回收與處理流程,使得其循環潛力難以發揮。
有行業協會人士直言,如果所有塑料與可降解材料最終都被送往焚燒發電廠,無論前端使用何種材料、付出多高成本,“結果在碳排放和資源效率層面可能并無本質不同”。這對正在向“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邁進的塑料產業鏈來說,是一項必須正視的系統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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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在一次性塑料禁令加速落地的背景下,塑料循環回收行業面臨新的挑戰與機遇并存的局面:
回收體系正從“單一塑料”邁向“多材料并存”的新格局。傳統體系圍繞 PE、PP、PET 建立,但隨著紙基、PLA、淀粉基、生物基復合材料等廣泛進入市場,回收端如何識別、分類與分流成為下一階段的核心挑戰。
標準與標識體系亟待完善。對“可降解、生物基、可堆肥、可回收”等概念,需要更清晰的技術標準與強制標識,以便消費者判斷、企業執行和監管落地。
源頭減量與可重復使用模式仍是關鍵路徑。在原料有限、替代材料環境效益存疑的背景下,推廣可重復使用包裝、循環容器、押金返還機制,正被業內視為比單純材料替代更具長期價值的方案。
化學回收與高值化利用值得關注。對難以機械回收的混塑與復合材料,發展化學回收、熱解油化等技術并嚴格控制二次污染,有望為塑料循環提供新的解決出口。
總體來看,中國一次性塑料禁令正推動消費端和產業端發生結構性調整。但在PLA等新材料供給、成本控制、市場規范、回收體系建設以及全生命周期環境評估等方面,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對于塑料循環回收行業而言,這既是壓力,也是推動自身技術升級、模式創新與參與制定行業規則的重要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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