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號成網約車逃單“護身符”？男子騙財三十余萬元受審

陜西浩公律師事務所 刑事研究院 文章/張揚

一、新聞事件

2025年11月11日，海淀法院開庭審理一起案件：被告人戚某通過購買手機號注冊新用戶后打車不付款的方式，騙取滴滴公司運營費，給滴滴公司造成損失人民幣30萬余元，后因涉嫌詐騙罪被公訴至法院。

檢方指控，2023年至2024年間，被告人戚某通過網絡購買大量非實名認證的虛擬號，以“低價叫車”的名目吸引乘客，為乘客提供網約車代叫服務。被告人戚某收取乘客支付的部分車費后，利用虛擬號的隱蔽性，拒不向平臺支付實際產生的費用，給滴滴公司造成損失人民幣30萬余元。上述乘車費均用于被告人戚某日常消費使用，目前尚未退賠被害單位損失。

庭審中，控辯雙方針對被告人的供述、證人證言、聊天記錄、鑒定意見等證據進行了舉證、質證。被告人戚某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專門賣虛擬手機號，這種手機號就是電腦生成的，不是真實的手機號，然后我就買了虛擬手機號注冊滴滴出行的賬號幫別人打車。滴滴有先乘車后付款的機制，坐完車可以不付車費，我從乘客那里收取實際車費五折左右的車費。事后我就棄號換新的手機號繼續打車。”

法庭辯論階段，檢方認為，被告人戚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詐騙他人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觸犯了刑法第266條之規定，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辯方對詐騙事實及罪名均無異議，僅對詐騙金額提出異議。被告人自述已認識到自身的錯誤，對被害單位深表歉意，愿意賠償被害單位損失，希望法庭從輕處罰。

二、相關法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

【詐騙罪】詐騙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三、法律知識學習

根據我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戚某案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滴滴公司財產的直接故意；客觀上實施了隱瞞不支付車費真相的行為；侵害的客體是滴滴公司的合法財產權益；且涉案金額達到30萬余元，遠超“數額巨大”的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的詐騙對象是滴滴公司而非乘客。戚某向乘客提供真實服務并收取部分費用，卻對滴滴公司隱瞞了不支付車費的意圖。這種三方關系中的詐騙行為，體現了網絡平臺經濟背景下詐騙犯罪的新形態。

本案也引發了關于平臺責任的討論。滴滴作為網約車平臺，在用戶注冊審核、異常交易監測等方面是否存在疏漏？如果平臺因自身風控不足導致財產損失，是否應當承擔部分責任？從現行法律看，平臺雖然是受害者，但也提示了網絡平臺需要加強技術防護，完善風險管控機制。

四、案件引發的社會思考

戚某案是典型的“技術作惡”案例——利用技術工具和平臺規則漏洞謀取非法利益。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類似案例層出不窮：利用電商平臺“僅退款”規則惡意索賠、鉆網絡支付延遲空子實施詐騙、破解軟件系統非法獲取數據等。這種行為不僅造成企業經濟損失，更破壞了社會誠信基礎。“技術中立”原則被曲解為“技術無罪”的借口，一些人認為利用系統漏洞“薅羊毛”只是智商優勢的體現，而非違法行為。這種認知偏差亟需通過司法案例和公共教育予以糾正。

網約車、共享單車等共享經濟模式建立在社會誠信基礎上。滴滴平臺基于對用戶的信任，提供了先乘車后付款的服務體驗。戚某的行為實質上濫用了這種信任，若此類案例頻發，將迫使平臺收緊服務政策，最終損害廣大誠信用戶的利益。信任是共享經濟的基石，一旦崩塌，會導致交易成本上升、服務流程復雜化，最終阻礙創新經濟的發展。保護這種信任，需要法律、技術、道德的多重保障。

為防范此類犯罪，平臺自然會加強風控措施，如強化實名認證、增加人臉識別、監測異常交易等。但這些措施也可能帶來用戶隱私保護、服務便捷性等方面的爭議。如何在安全與便捷、風控與體驗之間找到平衡點，是平臺企業和監管部門共同面臨的課題。單一強調任何一方都可能帶來負面影響，需要建立多元共治的機制。

戚某滴滴代叫詐騙案雖是個案，卻折射出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諸多共性問題。技術在賦予我們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法律與倫理挑戰。如何平衡創新與規范、自由與秩序、效率與公平，是需要持續探索的課題。此案的審理和判決，將為此類新型網絡犯罪提供重要的司法先例，對潛在違法者形成震懾。同時，它也促使我們思考：在享受科技紅利的同時，每個人都應當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線，共同維護良好的網絡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