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于人”：中國式現代化的內生動能 | 社會科學報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六個堅持”中提出“堅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體地位，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近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教授新著《民生大國：中國式現代化的大國策》正式發布。本報就如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相關問題對遲福林教授進行了專訪。

原文 ：《不斷書寫中國式現代化的民生答卷》

作者 |本報記者 海印子

圖片 |網絡

記者：“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之一是堅持人民至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任務。能否請您談談如何將改善民生落到實處？

遲福林：面向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要著力在以下四個方面將民生工作落到實處。

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人民將有條件過上更為富裕的生活。近年來，黨的歷次決議和報告描繪了我國走向共同富裕的路線圖、時間表：第一，解決人民溫飽問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兩個目標已提前實現；第二，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第三，再奮斗十五年，人民生活更為寬裕；第四，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實現，我國人民將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明顯提高。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重要的標志是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明顯提高。從現實看，一方面，多數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偏低。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明顯提高，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追求。當前，中等收入群體已經成為消費結構升級的“主力軍”和“生力軍”。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更需要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惠及廣大人民，從而使14億多人的消費結構升級成為發展的新動能。

此外，從2020年到2035年，是我國由中高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要避免兩極分化，形成合理的利益結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需要從現在的30%左右提高到50%以上。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應當達到80%左右，從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

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我國發展新時代的共同富裕，是包括城鄉、所有區域、所有居民的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然而，突出的矛盾在于發展進程中仍存在不小的城鄉發展差距、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實現。我國進入發展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進一步明確了建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評價標準，完善基本公共服務范圍和內容，制定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路徑、措施，推動更多公共服務向基層下沉、向農村覆蓋、向邊遠地區和生活困難群眾傾斜，健全與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資源配置機制。

記者：請問如何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

遲福林：由于城鄉經濟發展、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在大致相當的前提下可以有一定的差距，但要盡快解決制度不銜接的問題，要建立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惠及14億多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要在“十五五”時期，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大突破。一是要持續擴大基本公共服務覆蓋面；二是要實現重要領域的突破，包括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以人民健康為中心重構公共衛生體系，適應人口結構變化，強化“一老一小”基本保障，加強低收入者保障，減少相對貧困，實現基本公共服務更加普惠可及；三是要加快打造公平可持續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加大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投入，優化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方式，使全體人民不論身處何地、何種身份，都能公平可及地獲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

記者：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已明顯增強，公共財政投入持續加大。未來5—10年，如何加快推進政府轉型與變革，充分發揮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作用，以適應民生建設需求？

遲福林：我國當前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交織。很多經濟問題、社會問題的解決都依賴于發揮政府在公共服務上的重要作用。適應于新階段新要求，要推進政府向經濟性公共服務主體、社會性公共服務主體、制度性公共服務主體的轉型，從而為新階段民生建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社會環境，形成不竭的社會動力。

一是要加快政府理念轉變，強化民生導向。以此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二是要在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上有突破性進展，比如夯實基本社會保障網，構建公平可持續的公共服務體系，進一步優化基本公共服務治理，保障民生安全；三是著力改革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實現深化增長與分配的結構性改革的新突破；四是要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理順中央地方關系，進一步明確和優化中央地方公共服務職責分工，強化地方政府民生職責并有效發揮地方政府的重要作用。

記者：《建議》將“堅持擴大內需”置于關鍵位置，明確要求“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請問實施“投資于人”有哪些關鍵之舉？

遲福林：釋放消費潛力、增強消費信心、穩定消費預期，要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的緊密結合。未來5—10年，若能以百萬億之“投資于人”，全方位加大社會投資，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社會全面進步意義深遠。

比如，以每年新增5萬億元初步實現城鄉基本醫療均等化，以每年新增5000億元普及高中階段義務教育，以每年新增2—3萬億元完善生育支持體系，以新增10萬億元投入縮小城鄉居民基本養老服務差距，以新增20萬億元基本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以新增40萬億元提升改造城市基礎設施。

進一步加快推進以人為中心的投資轉型。投資總量重要，投資結構更重要。以“投資于人”推動投資結構轉型，實現從重經濟發展、輕社會發展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轉變；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效率與公平并重轉變；從城鄉二元制度結構向城鄉統一制度轉變，將對未來10—15年產生重要深遠的經濟影響、社會影響，并牽動轉型、發展、改革全局。

記者：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經過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國富的基礎上讓老百姓盡快富裕起來，成為建設民生的重大任務和當務之急。請問您認為如何將民富優先落到實處？

遲福林：我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已經具備豐富的物質基礎，有條件實現民富優先。中央在戰略部署中已將提高人民富裕水平作為重要要求，未來一段時期以實現“兩個倍增”為重大任務、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為著力點將民富優先落到實處。

重在實現“兩個倍增”。實現“兩個倍增”即中等收入群體倍增、居民收入倍增，是民富優先、建設民生的基本要求。到2035年，如果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形成8億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實現居民收入倍增，對我國推進消費主導經濟轉型具有決定性影響，對于我國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的意義重大，對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意義深遠。它意味著巨大消費需求潛力的釋放，從而支撐經濟的中長期增長；意味著利益關系調整的新突破，并為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打下堅實基礎。

完善收入分配格局。建設民生是一個長期性、系統性的重大任務，不僅要惠及城鎮居民，而且要惠及農村居民；不僅要惠及中等收入者，更要惠及低收入者；不僅要惠及當代人，也要惠及后人。為此，需要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需要以民富優先為導向，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記者：《建議》要求堅持城市內涵式發展，大力實施城市更新，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人民城市。請問如何推動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

遲福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之路，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但也面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未來幾年，要加快推進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即要破解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戶籍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常住人口城鎮化、城市化滯后于發展階段的“三個滯后”問題，并形成破解總需求不足的根本之策。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我國城鎮化“正從快速增長期轉向穩定發展期”，城市發展則“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面對國內經濟增長的新形勢，推出一攬子增量刺激政策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破解城市化明顯滯后于工業化的結構性失衡，推進以人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一是全面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讓農民工成為歷史；二是以城市群、都市圈帶動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推動更多城市形成協同效應；三是以城市化形成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這既是經濟轉型升級與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又是解決總需求不足、全方位拉動國內消費的根本之策。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7期第1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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