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事實清楚、并不復雜的案子,如今被告請來了一位北京的王牌律師——兼具醫學和法律背景,這一步操作,立刻贏得了無數網友的喝彩,都說申家大姐干得漂亮,有魄力。
可我想說,我和大家一樣贊成,但贊成之余,心里卻泛起一陣苦澀。(這份苦澀,我想她本人最能體會,她只是沒時間品味罷了。)她哪里是為了博個“高明”的稱贊?她這是被逼到了絕境,不惜壓上一切,用這種破釜沉舟的方式,去賭一個本該就屬于她的正義。
我理解她,但正因如此,我才為她感到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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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治,山西的一座人杰地靈的城市。難道在這里,就找不到一位能堪當大任的律師嗎?申家大姐為何要舍近求遠,不惜重金去北京請大牌律師?
她當然知道請律師要花錢,而且律師的聲望越高,費用也必然水漲船高。北京頂尖律師的費用,比起長治本地,恐怕高出不止一個量級。具體高多少?我查閱后得知:在北京,處理不涉及財產關系的刑事案件,基準收費就在5,000至30,000元/件,并且還能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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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地級市律師的收費就要低不少。在一些三線城市,同樣性質的案子,律師費可能只有北京的十分之一。
所以說白了,最好的律師資源和最高的價格都集中在北京。您想想,首都嘛,案子多、資源好,律師費自然水漲船高。
這么一算就明白了:申家大姐決定請北京律師的那一刻,就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要付的律師費,大概是本地價格的十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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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北京到長治往返近600公里,光一趟路費就得一兩千。這對普通家庭來說,絕不是個小數目。
但申家大姐還是堅持要請北京律師。這來回奔波的交通成本,又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可見為了一個公正的判決,她幾乎是不惜一切代價了。
那她是因為錢多“燒得慌”嗎?肯定不是。從兩家房子的對比就能看出:郭家住著寬敞的二層樓,申家只是普通平房。誰更富裕,一目了然。
既然不富裕,為什么還非要砸重金去北京請律師?根本原因在于,這個案子從一開始,雙方的社會資源和經濟地位就不對等。如果只在當地請律師,申家很可能無法保障最終的判決能真正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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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這兒,心里真不是滋味。
明明是個法治社會,一起有社區和警方多次介入的普通糾紛,最后卻徹底失控了。法治,在那一刻仿佛失靈了。
于是,申家只能按警方的建議,退守家中——這是他們最后的堡壘。他們鎖上門,讓孩子別回家,盡力避免沖突,等待警察。
這已經是普通人最守法、最克制的做法了。按理說,事情到這兒就該平息了。
但誰都沒想到,沖突竟急劇升級:郭家組織人手,持械上門。門鎖著,就拼命砸;門開了,就沖進去打砸。
申家為了保護家人,在混亂中被迫防衛。結果是慘烈的:申家人受傷,郭家一死三傷。
現在,郭家提起了訴訟,檢察院以故意傷害罪對申家提起公訴。盡管北京的李律師從專業角度力辯護衛性質,但結局如何,無人知曉。
我心里為申家感到苦澀,更為我們千千萬萬的普通人感到擔憂:家,這個最后的安全港灣,還安全嗎?
當有人破門而入,威脅你的家人時,你還得冷靜計算防衛的“限度”?不能慌亂,要精準反擊,既保命又不“過度”?
申家老人只是普通百姓,他們哪受過這種訓練?法律設計的這種“限度”,是不是在苛求那些最善良、最底層的人?
我想問問那些苛求“防衛限度”的人:你們能不能站出來,親自演示一下?讓別人來砸你的家,侵犯你的親人,請你精準地“防衛”一個給我們看看。
如果你都做不到,又憑什么來苛求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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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分明是一起破門而入、持械侵入私人住宅的案件,本應適用無限防衛權。如今,卻需要千里迢迢從北京請律師,在無數打斗細節里反復爭辯,甚至要靠全國輿論來關注——每想到此,便感到一陣無力與苦澀。
試想,如果法律能明確規定:任何非法的、強行的侵入,主人都擁有無限防衛的權利。那么,這類悲劇或許從一開始就不會發生,更不必耗費巨資去尋求頂尖的法律援助。
我不知道這篇文章能否順利發出,但我仍想呼吁:除了執法人員,任何私人都無權闖入他人的家。如果你認為有必要,請讓警察帶你進去。否則,請止步于門外。不要用你的侵犯,去逼迫他人行使捍衛家園的天賦權利。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法律必須首先賦予公民在自家門內,那不容置疑的無限防衛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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