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60萬人死亡，20萬人殘廢，印度工業事故為何比核泄漏還嚴重？

“那些在1984年12月2日的夜晚去世的人是幸運的。反倒是我們這些僥幸存活的人，生命正被一點一點蠶食...”

這句話不是出自戰爭回憶錄，也不是自然災害的幸存者的控訴，而是來自印度博帕爾毒氣泄漏事件的一位幸存者。

她所說的，正是這場事故帶來的長達半個世紀的慢性死亡。

在當時，博帕爾毒氣泄露不光造成數萬人死亡，更在之后的幾十年里持續奪命、致殘、污染土地與水源。

其深遠影響甚至超過公眾熟知、驚懼的核泄漏。

那么，在印度，為何一場工業事故帶來的影響，卻遠比一場核泄漏要慘重的多？

災難的常態

1984年12月2日深夜，博帕爾市聯合碳化物公司農藥廠發生甲基異氰酸酯（MIC）泄漏。短短幾個小時內，毒氣云團籠罩了整座城市。

人們在家中、街頭、火車站、睡夢中倒下。

根據多方數據，事故當場造成超過3000人死亡，隨后幾年死亡人數持續上升，截至2004年，官方統計死亡人數已超2萬人，而民間組織估計的“間接死亡人數”高達55萬人，另有超過20萬人永久性傷殘。

這場災難的可怕之處不僅在于其即時殺傷力，更在于它的“后遺癥”。

毒氣泄漏后，當地新生兒畸形率飆升，癌癥發病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2023年一項研究顯示，災難發生時在母體內的男性胎兒，成年后更容易患有影響勞動能力的殘疾，教育水平也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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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遺址周邊的土壤和地下水至今仍被有毒物質污染，居民長期暴露于危險環境中，形成“第二代受害者”。

然而更加可怕的是，印度工業事故的慘烈，不是偶發的悲劇，而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系統性災難。

從1984年博帕爾毒氣泄漏，到2025年特倫甘納邦化工廠爆炸，工業事故在印度幾乎成為一種“常態”。

2025年6月30日，印度特倫甘納邦西加奇制藥廠發生劇烈爆炸，造成至少44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初步調查顯示，事故由干燥裝置壓力積聚引發，工廠建筑幾乎完全坍塌。

這類事故在印度并非孤例。

近年來，化工廠、鍋爐廠、紡織廠爆炸事件頻發，幾乎每年都有數十人甚至上百人因工業事故喪生。

這些事故的共同點是：多發生在夜間、工廠多位于人口密集區、安全設施缺失、應急響應遲緩。

受害者多為低收入工人及其家屬，居住在工廠周邊的貧民區，缺乏基本的防護知識和逃生能力。

事故發生后，救援力量往往姍姍來遲，醫療資源嚴重短缺，許多傷者因得不到及時救治而死亡或終身殘疾。

更令人擔憂的是，事故后的追責和賠償機制極其薄弱。

以博帕爾為例，美國母公司聯合碳化物公司僅支付了4.7億美元賠償金，平均到每位受害者手中不過幾百美元。

而印度政府設立的賠償法庭效率低下，許多受害者至今未能獲得應有的賠償。

這就導致，類似博帕爾這樣的工業事故造成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死亡和傷殘數字上，更體現在它對整個社會結構的撕裂。

一個家庭的主要勞動力死亡或致殘，意味著整個家庭陷入貧困循環。

許多幸存者因傷病無法工作，子女失學，家庭破碎，社會邊緣化。

這種“次生災難”往往被忽視，卻是工業事故最殘酷的一面。

不過令人驚訝的是，聽起來要比工業事故嚴重數倍的核泄漏事故，反倒沒有對印度造成太多影響。

核泄漏的“相對溫和”

與工業事故的高頻、慘烈相比，印度的核泄漏事件顯得“罕見”且“溫和”。

盡管核能被廣泛視為高風險能源，但在印度，真正造成重大傷亡的核泄漏事件幾乎沒有記錄。

印度目前擁有20多座核電站，分布在馬哈拉施特拉邦、古吉拉特邦、泰米爾納德邦等地。最著名的核事故是，2011年印度南部卡利帕卡姆核電站發生的小規模氫氣泄漏，但未造成人員傷亡。

相比之下，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和2011年日本福島核事故，雖然影響巨大，但在印度并未出現類似規模的災難。

核事故一旦發生，雖然影響范圍廣、持續時間長，但其“急性殺傷力”遠低于工業事故。

例如，切爾諾貝利事故中，直接因輻射死亡的人數不到50人，雖然后續有數千人患甲狀腺癌，但大多數為可治療的輕度癌癥。

而博帕爾毒氣泄漏在數小時內就造成上萬人死亡，其殺傷速度和規模遠超核事故。

這還是在核事故更受關注的情況下。

相較于工業事故，核事故的社會關注度更高。

例如，福島事故后，日本政府迅速疏散居民，國際社會提供技術支持，企業賠償機制也相對完善。

這并不是說核泄漏不危險，而是相較于工業事故，核事故本身自帶“聚光燈”效應。

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印度這些年來依舊沒有傳出核事故嚴重泄露新聞，足以見得其國內工業事故相較核泄漏影響之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這一情況？

為何比核泄漏更致命？

印度工業事故之所以比核事故更為嚴重，一大根源在于受害者多為弱勢群體。

工業事故在印度的頻繁發生，往往以社會最底層的工人、貧民窟居民為主要受害者。

這些人大多來自低種姓、低教育水平、無穩定收入的群體，他們為了生計，不得不在高危環境中工作，或居住在化工廠、鍋爐房、制藥廠附近。

以2025年6月特倫甘納邦制藥廠爆炸為例，死者多為臨時工，未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缺乏基本的安全培訓和防護設備。

事故發生后，他們的家屬甚至難以獲得合法賠償，因為企業常以“外包工”身份規避責任。

相比之下，核事故雖然風險巨大，但其影響范圍往往更廣，甚至可能波及城市中產階級和外國企業，因而更容易引發社會關注和政府回應。

印度核電站多選址于偏遠地區，雖然也有當地居民抗議，但整體上，核設施周邊居民的社會組織能力和媒體曝光度遠高于工業區的貧民。

例如，庫丹庫拉姆核電站雖曾遭遇抗議，但政府最終通過法律手段和政策安撫平息事態，未造成大規模傷亡。

更重要的是，核事故一旦發生，其“象征性威脅”會迅速上升為國家安全議題，政府不得不調動資源應對。

而工業事故則被視為“發展中的代價”，受害者往往被邊緣化，缺乏話語權，甚至連基本的賠償和醫療救助都難以保障。

這種“社會可見度”的差異，決定了工業事故更容易被制度性忽視，也更難推動制度改革。

其次，印度工業安全監管體系的薄弱，是工業事故影響較大的制度根源。

盡管印度《工廠法》和《職業安全與健康法》等法規早已出臺，但在實際執行中卻形同虛設。2024年馬哈拉施特拉邦化工廠爆炸中，涉事工廠的鍋爐甚至未在1950年《鍋爐法》下注冊，卻仍長期運營。

這暴露出監管機構的嚴重失職：檢查率低、人員短缺、執法不嚴，甚至在某些邦，危險工廠的年檢率不足30%。

更為嚴重的是，監管體系存在“結構性漏洞”。

印度工業安全由中央立法、地方執行，導致法規碎片化、標準不一、責任推諉。

地方政府為吸引投資，往往放松對企業的安全審查，甚至對違法企業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相比之下，核安全監管體系則相對集中和嚴格。

印度原子能監管委員會直屬中央政府，擁有獨立的安全審查權，核電站從選址、建設到運營，需通過多層安全評估和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審查。

雖然也曾被批評為“缺乏獨立性”，但整體上，核安全監管的執行力遠高于工業安全。

核設施必須定期接受安全審計，員工需持證上崗，事故應急預案必須備案并演練。

這種監管差異的背后，是政治優先級的不同。

結果是，工業事故成為“可接受的損失”，而核事故則被嚴防死守。

讓印度工業事故爆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企業逐利壓倒安全。

在印度，企業對安全投入的漠視，往往以“成本控制”為名，實則是將工人生命置于利潤之后。

博帕爾毒氣泄漏事故就是典型案例，聯合碳化物公司為降低成本，關閉了關鍵的冷卻系統，減少了安全人員配置，甚至將高毒性化學品儲存在簡陋設備中。

事故發生時，報警系統失靈，員工缺乏應急培訓，導致災難迅速擴大。

相比之下，核能企業由于面臨更高的法律風險和國際監督，往往不敢在安全上“省錢”。

印度《核損害民事責任法》規定，核事故賠償金額可高達15億盧比，且企業需購買強制保險。

此外，核電站多為國營或大型合資企業，其安全記錄直接關系到國家形象和政治穩定，因此在安全投入上更為謹慎。

結語

“我們每天都在死去。”

這不是一句夸張的控訴，而是對印度工業安全現狀的真實寫照。

工業事故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是制度冷漠、企業貪婪、監管失職共同制造的災難。

如果印度繼續將工業事故視為“發展的代價”，那么代價將永遠由最無辜的印度群眾承擔。

參考資料

趙正宏.博帕爾恐怖之城背后的死亡推手.勞動保護,2018

趙光輝.應該銘記“博帕爾事件”.中國農資,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