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研究中的心理健康：挑戰與變革之路——歐洲數學會青年科學院（EMYA）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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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系統性壓力對研究者的影響，以及學術界日益增多的心理健康支持舉措。

本文為歐洲數學會青年科學院（EMYA）專欄文章，該專欄由維斯娜?伊爾希奇（Vesna Ir?i?）定期主持。

本文作者安妮塔?沃爾索（Anita Waltho）是一名科學傳播者和作家，擁有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她曾在倫敦和柏林從事科學研究，目前居住在柏林。她是科普活動及女性科學倡導者平臺 “肥皂盒科學”（Soapbox Science）的本地組織者，并在科普喜劇節目《笑料》（Laughing Matter）中融合了自己對即興喜劇和科學的熱愛。她歡迎在科學傳播和學術文化變革領域開展新的項目與合作。

作者：安妮塔?沃爾索（Anita Waltho，科學傳播者和作家）EMS Magazine 2025-11-10

譯者：zzllrr小樂（數學科普公眾號）2025-11-18

心理健康已成為學術界日益關注的領域。研究者面臨著諸多壓力源，包括過重的工作量、激烈的競爭以及冒名頂替綜合征（imposter syndrome）。過去十年間，越來越多的研究聚焦這一問題。2021年一個涵蓋32項研究的元分析顯示，24%的博士生存在抑郁癥狀，17%的博士生有焦慮癥狀 [2]。

這些發現敲響了警鐘，促使眾多機構和個人采取行動。各類旨在提高心理健康意識、為學術界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的舉措應運而生。在數學領域，研究往往是孤立且高度費腦的，且該領域長期以來孕育著 “孤獨天才” 的神話。如今，越來越多來自數學界的聲音開始發聲，同時一系列切實舉措正在推進，以支持研究者的心理健康。

與心理健康相悖的研究文化

在各個學科中，學術文化由往往會損害心理健康的結構性和社會性條件所塑造。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權力濫用。“學術體系的結構本身就容易滋生權力濫用，因為它遵循層級制結構，教職工和學生在多個方面依賴于上級，” 亨德里克?胡托夫（Hendrik Huthoff）表示。他曾是一名研究者，如今擔任研討會引導者，同時也是學術界心理健康與系統性變革的倡導者。他認為，權力關系是早期職業研究者面臨諸多心理健康挑戰的關鍵因素。

當導師對早期職業研究者的學術生活施加不當影響時，就可能出現權力濫用。近期多項調查與曝光 https://www.dw.com/en/abuse-elite-scientists-germany-max-planck-society-v2/a-71897800（尤其是在知名研究機構中），已將系統性濫用問題推向公眾視野。

由于研究者需要在全球范圍內競爭，以在高影響力期刊上發表論文、獲得稀缺的知名職位，努力工作和個人犧牲往往成為一種默認預期。米卡埃爾?韋德莫 - 約翰松（Mikael Vejdemo-Johansson）是紐約城市大學史泰登島學院的數學、計算機科學與數據科學副教授，他回憶起自己職業生涯早期在一次會議上的一段意味深長的對話：

“我當時正與所在領域的一位領軍人物交談，中途我提到要和妻子共度周末，盡量少做些工作，以便專心陪伴她、休息放松。他立刻回應道：‘但我以為你想在學術界發展事業?！?/p>

米卡埃爾的經歷還凸顯了 “工作至上” 的壓力如何給學術圈外的人際關系帶來壓力。研究職業的需求會給個人關系帶來額外挑戰，尤其是由于其不穩定性。正如馬克斯?普朗克數學科學研究所的博士生、前博士生代表芭芭拉?貝蒂（Barbara Betti）所解釋的：“找到終身職位非常困難…… 在穩定下來之前，你可能需要多次搬到另一個城市或國家。如果你想組建家庭或與伴侶保持穩定關系，這會極具挑戰性。”

數學領域的心理健康視角

數學研究本身存在一系列可能損害心理健康的獨特挑戰。這類工作的性質 —— 往往是孤立、抽象且耗費腦力的 —— 可能會加劇孤獨感、冒名頂替綜合征和精神疲勞。

“數學更像是一項個人運動，” 米卡埃爾說，“很多研究歸根結底就是坐著凝視一張白紙，一切都在你的腦海中進行。除非你主動尋求合作，否則很難參與到太多協作性工作中。這種孤立最終成為數學領域的一個巨大問題?！?/p>

此外，數學領域的文化常常推崇 “天賦異稟”，卻輕視提問的價值?！皵祵W天才崇拜” [1] 給學生和研究者帶來了巨大壓力，助長了競爭風氣，且將 “遇到困難” 視為軟弱的表現。

“在研討會或講座中，人們經常會說‘這個證明沒必要講，太淺顯（平凡）了（trivial）’。然后沒人敢說‘但我沒聽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數值數學碩士生回憶道，“這很容易讓你覺得自己可能根本不適合學數學。”

這種冒名頂替綜合征，再加上孤立的工作環境，可能會導致人們默默承受痛苦?！拔衣犝f過一些朋友的朋友的故事，他們讀研究生時一直努力掙扎，堅信只有自己學不會，每周都蜷縮在辦公桌下哭泣，” 米卡埃爾說。

無論你是在數學問題上陷入困境，還是正在與心理健康問題作斗爭，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都是相同的：尋求幫助。但如果人們在學術上遇到困難時，沒有安全感或勇氣發聲，那么鼓勵他們為個人心理健康問題尋求支持就會變得更加困難。

心理健康意識的興起

與西方社會整體趨勢一致，數學研究界的風氣也在轉變，心理健康正成為一個更受關注的話題?！斑^去十年發生的變化是，談論（心理健康困境）變得更加被接受了，” 沃爾克?梅爾曼（Volker Mehrmann）表示。他是柏林工業大學數學研究所教授，曾任EMS歐洲數學會主席。

米卡埃爾曾在瑞典、德國和美國從事數學研究，近十年來一直致力于倡導研究界的心理健康?！拔议_始倡導這項工作的動機是，我目睹了自己生活中一個重要的社群（數學界）讓社群中的每個人都失望了。當時完全是一片沉默，也完全缺乏支持體系，” 他回憶道。

米卡埃爾通過多種方式提高心理健康意識：在AMS美國數學會的期刊上發表兩篇文章，分享自己的心理健康經歷 [3, 4]；在聯合數學會議的小組討論中推動相關話題的公開對話；與前同事伊恩?根特（Ian Gent）共同創辦博客 “抑郁的學者”（Depressed academics）。

研討會是另一種擴大對話的方式。亨德里克主持關于學術心理健康和權力濫用的研討會，曾擔任德國大學高級研究生培訓協會（UniWIND/GUAT）的心理健康項目負責人。他解釋了研討會如何發揮信息提供和討論平臺的作用：“我舉辦過一些研討會，重點關注心理健康的本質 —— 我們每個人都有心理健康度，它在我們的一生中會波動，甚至在一周內都會變化……（對于 UniWIND 心理健康項目而言）研討會非常有幫助，讓我們能夠聽到一線人員的聲音 —— 無論是博士生、研究生項目協調員還是導師 —— 從而指導我們未來的工作方向。”

最重要的是，保持心理健康意識的推進勢頭至關重要。由于研究者在職業生涯中經常更換機構，且新一批早期職業研究者和學生不斷涌入，心理健康意識的普及和倡導是一項持續的使命，而非一次性的解決方案。

“你不能只說‘好吧，我們2020年舉辦過一次心理健康活動，這件事就到此為止了’，” 亨德里克說，“這是一個需要持續討論的話題，因為總會有新一代的人加入。我們需要讓它一直處于人們的視野前沿，從而營造一種讓人們感到可以安全、公開地談論心理健康的文化?！?/p>

導師必須兼顧學生的心理健康需求

無論是否領導研究團隊，或是以初級研究者的身份提供指導，導師在支持學生和研究者的心理健康方面都扮演著關鍵角色。這包括建立信任、提供便利條件，以及引導學生獲取適當的支持服務。

米卡埃爾發現，公開自己的心理健康經歷有助于鼓勵學生向他尋求支持?！拔野l現在教學中這非常有用，所以通常在課程開始的幾周內，我會找個借口提到自己的掙扎經歷。這帶來的實際效果是，學生在需要便利安排或遇到困難時，更容易主動來找我?！?/p>

沃爾克也認為，導師應該像對待其他特殊需求一樣，為學生的心理健康挑戰提供支持?！霸谖铱磥恚@就像一個人可能面臨的其他任何嚴重挑戰，我們必須給予便利。如果我的課堂上有盲人學生，我必須確保他們有一切成功的機會。如果我有碩士或博士生正在應對抑郁癥，我應該盡我所能支持他們，讓他們在管理心理健康的同時繼續開展研究?！?/p>

心理健康便利安排需因人而異，應與個人協商制定?？赡馨ǎ簽榻邮苤委熖峁r間靈活性、病假、長期休假或延期截止日期。關鍵在于，導師還應準備好幫助學生獲取機構或當地的心理健康服務，手頭常備相關信息。

基層行動的力量

基層行動 —— 由學生和研究者代表主導的、社區驅動的自下而上的舉措 —— 在提供心理健康支持、同伴援助以及倡導學術機構內部或跨機構的積極變革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前博士生代表芭芭拉描述了其中一些職責：“作為代表，我們的角色首先是傾聽 —— 當博士生向我們投訴或傾訴遇到的困難時，為他們提供支持。之后，我們會將他們引導給更具專業知識或權力的相關人員，以獲得進一步幫助。每當有新的博士生加入時，我們都會給他們發一封電子郵件，包含所有相關聯系信息，用于舉報導師不當行為或尋求心理健康支持?！?/p>

亨德里克曾擔任多年研究生協調員，他表示：“推動我的各項舉措取得進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博士生和博士后代表組織的基層參與?！?/p>

重要的基層心理健康倡導也來自一些獨立于特定機構、由多個國家和不同職業階段的倡導者組成的舉措。例如，前歐盟資助的 “研究者心理健康觀察站”（ReMO, Researcher Mental Health Observatory）COST 行動 https://www.cost.eu/remo-building-a-healthier-research-culture ，該行動匯集了來自歐洲各地的100多名研究者和利益相關者，旨在繪制研究者心理健康支持現狀圖，并改善相關支持服務。ReMO 制定了最佳實踐指南、組織了培訓活動，并撰寫了關于學術環境中心理健康的政策簡報。

另一個例子是 “蜻蜓心理健康”（Dragonfly Mental Health https://dragonflymentalhealth.org ），這是一個由學者運營的非營利組織，提供量身定制的研討會、咨詢和倡導服務，旨在改善研究環境中的心理健康。蜻蜓心理健康組織的工作范圍覆蓋全球，團隊成員來自多個大洲和學科，與大學、資助機構和博士后代表組織建立了合作關系。

機構在服務獲取方面的支持

漫長的等待時間和超負荷的心理健康機構，是影響許多人的挑戰，而非僅限于研究者。對于學者而言，頻繁在不同城市和國家之間遷移，需要他們不斷適應新的醫療體系，這往往會加劇這些困難。這種持續的變動可能會中斷正在進行的治療，并帶來巨大壓力。

米卡埃爾分享了自己遭遇這種中斷的個人經歷：“當我聯系到精神科醫生時，距離我搬家只有三周時間了。到達瑞典后，我不得不重新開始 —— 努力尋找可以傾訴的人。大約半年后，我才重新開始接受治療?！?/p>

然而，他在紐約城市大學的經歷則明顯更具支持性，這要歸功于該校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服務：“他們有治療師，并且建立了各種系統和機制，只為讓事情變得更簡單一些。我向他們說明了自己的需求和相關信息，很快就收到了一些機構的名稱和電話號碼 —— 這些機構都經過他們核實，確實接受新患者，并且認可我的保險，” 米卡埃爾回憶道。

機構在幫助研究者獲取當地心理健康服務（甚至是校內咨詢）方面提供支持，對于幫助研究者維持治療的連續性、減輕與遷移相關的壓力至關重要。

心理健康急救員的作用

亨德里克回憶起自己在倫敦國王學院工作時第一次接觸心理健康急救的經歷：“有一天，我們發現一名碩士生呼吸急促地（hyperventilating）躺在實驗室地板上。幸運的是，學校的心理健康急救員在幾小時內（甚至幾分鐘內）就趕到了現場。”

心理健康急救員類似于傳統的急救員 —— 他們是心理健康相關事件或報告的志愿第一響應者，提供支持并將求助者轉介至適當的服務機構。國際心理健康急救組織（Mental Health First Aid International https://mhfainternational.org ）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負責監督和支持全球范圍內的官方心理健康急救項目。目前，該項目已在11個歐洲國家開展：奧地利、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愛爾蘭、荷蘭、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和英國。

亨德里克擔任研究生協調員期間，在德國耶拿大學建立了德國高校首個心理健康急救項目。“這個項目取得了成功：一方面，教職工們非常積極，即使是自愿參與，也愿意獲得心理健康急救資格；另一方面，我們立即收到了大量咨詢請求，” 亨德里克說。

心理健康支持機構也從心理健康急救員中受益。“我們縮短了咨詢的等待時間，因為我們可以區分出那些急需轉介治療的人，以及那些能從其他支持中受益的人 —— 例如，通過監察員解決沖突、獲得經濟困難補助金，或者僅僅是幫助克服文化障礙，” 亨德里克解釋道。

展望未來：覆蓋各職業階段的支持與根源問題的解決

盡管針對學生的心理健康支持正在不斷增加，但博士后研究者和教職人員往往仍然被忽視。正如米卡埃爾所回憶的：“我想不出有哪所大學不為本科生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 這似乎是由來已久且成熟的服務。研究生可能也需要幫助，這一點雖然較新，但已被廣泛接受。而博士后，至少在我剛入行時，幾乎沒有任何支持，教職人員的支持就更少了。一旦你獲得了博士學位，基本上就只能靠自己了?！?/p>

這凸顯了一個迫切需求：將心理健康資源和支持體系擴展到學術界的所有職業階段，確保每個面臨學術領域獨特挑戰的人都不會感到孤立無援。

雖然心理健康支持至關重要，但它往往只能解決學術界深層系統性問題的表面癥狀。當前的學術體系結構 —— 層級化的權力動態、對發表指標的高度重視以及有限的終身教職崗位 —— 可能會滋生壓力、不健康的競爭，有時甚至是濫用行為。當然，心理健康問題是復雜的，并非總是由研究環境造成的，因此，提供可獲取、資源充足的支持服務將始終是必要的。然而，學術界許多普遍存在的心理健康挑戰根源在于系統性問題，這些問題是可以且應該被解決的。

展望未來，我們必須著力挑戰和改革這些潛在的結構性條件。在可靠數據的指導下，在各級學術人員的聲音參與下，進行改革，有助于為所有研究者構建一個更健康、更具支持性的環境。

參考資料

[0] https://ems.press/content/serial-article-files/51845

[1] G. 卡拉阿里（G. Karaali），《論天賦、獎項與數學名人文化》（On genius, prizes, and the mathematical celebrity culture），《數學智能者》（Math. Intelligencer），第 37 卷，第 61-65 頁（2015年）

[2] E. N. 薩廷斯基（E. N. Satinsky）、T. 木村（T. Kimura）、M. V. 江（M. V. Kiang）、R. 阿貝貝（R. Abebe）、S. 坎寧安（S. Cunningham）、H. 李（H. Lee）、X. 林（X. Lin）、C. H. 劉（C. H. Liu）、I. 魯丹（I. Rudan）、S. 森（S. Sen）、M. 湯姆林森（M. Tomlinson）、M. 亞韋爾（M. Yaver）、A. C. 蔡（A. C. Tsai），《博士生抑郁、焦慮與自殺意念的系統綜述與元分析》（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Ph.D. students），《科學報告》（Sci. Rep.），第 11 卷，第 14370 號文章（2021年）

[3] M. 韋德莫 - 約翰松（M. Vejdemo-Johansson），《無形的掙扎：工作中戴面具的日子》（Invisible struggles: when the mask stays on at work），《美國數學會通訊》（Notices Amer. Math. Soc.），第 71 卷，第 890-892 頁（2024年）

[4] M. 韋德莫 - 約翰松（M. Vejdemo-Johansson）、J. 柯里（J. Curry）、J. 科里根（J. Corrigan），《數學界的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 in the mathematics community），《美國數學會通訊》（Notices Amer. Math. Soc.），第 66 卷，第 1079-1084 頁（2019年）

https://www.cost.eu/remo-building-a-healthier-research-culture

https://dragonflymentalhealth.org

https://mhfainternational.org

https://www.dw.com/en/abuse-elite-scientists-germany-max-planck-society-v2/a-7189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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