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到底供職何報而訪“紅色中國”？——澄清關于埃德加·斯諾及其名著《西行漫記》一書的訛傳

作者：許錫強

內容提要：雖然名著問世及其作者逝世已經各達85周年和50周年之久，但是，國內權威媒體或權威學者評述埃德加·斯諾及其名著《西行漫記》，卻頗多以訛傳訛的內容，其中最關鍵的一點——說斯諾是著名的“美國記者”固然難算錯誤，但如果因此就以為斯諾成為“著名記者”靠的就是“美國”，甚至把英國倫敦的《每日先驅報》也誤以為是美國報紙，把法國的《新直言》和意大利的《時代》誤以為是美國的雜志，那就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

關 鍵 詞：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倫敦《每日先驅報》。

2022年02月15日是“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逝世50周年，10月又是他的長篇紀實名著《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西行漫記》）問世85周年。

由此，2022年07月01日《光明日報》第09版發表了記者計亞男的署名文章《〈紅星照耀中國〉何以歷久彌新》，其中說：

“1936年06月，在宋慶齡女士的安排下，斯諾以美國《每日先驅報》特派記者的身份，懷著一顆探明事情真相的心，和‘拿一個外國人腦袋去冒一下險’的決心，一路西行來到陜北，成為第一個采訪陜甘寧蘇區的西方記者?！?/p>

無獨有偶，2016年09月24日《光明日報》第11版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尹韻公同志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而寫的文章《紅星何以能夠照耀中國》，其中也說：

“斯諾曾經向《紐約太陽報》和《每日先驅報》秘密提議過，讓他進入紅區采訪，這兩家美國媒體都贊成，并愿意負擔他行程的全部費用。”

其實，《每日先驅報》根本就不是美國的媒體，用斯諾本人1937年02月06日給美國駐華大使約翰遜信中的話說，“它是英國工黨的機關報，銷量超過二百萬份，它發表什么東西是要向工黨負責的；而且你當然知道，它是既強烈反對法西斯，也強烈反共的?！盵1]

1960年斯諾第二次到中國訪問， 兩年后在美國出版了《大河彼岸：今日紅色中國》一書，其“序言”就提到了他和“今日紅色中國”的歷史淵源：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中國可以說是知名人士，因為我是第一個沖破‘國共內戰’的屏障而獲得與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中國紅軍領袖會面與拍照的外國人。那是二十五年前（即一九三六年）的事了……當時，我是倫敦《每日先驅報》和《紐約太陽報》的特派記者。”[2]

把倫敦《每日先驅報》擺在《紐約太陽報》的前面，符合歷史實際。斯諾1928年到中國后，除曾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任職外，還曾經為《芝加哥論壇報》、《紐約太陽報》、《堪薩斯城明星報》和報聯社等“美國媒體”供過職，但時間都不算長，收效也不算大，——請看斯諾本人在其自傳《復始之旅》中的敘述：

“報聯杜停辦時，《紐約太陽報》曾約我給每周一期的專欄寫稿，但報酬微薄，還不夠付房租。我開始給歷史悠久的《亞洲》雜志撰稿，但這家雜志財政也拮據，稿酬甚低。其后的兩年間，我一面學中文，一面寫書，同時在燕京大學兼任講師（燕京大學只給我少量謝酬），我們主要靠《星期六晚郵報》偶爾寄來的一筆優厚的報酬維持生計。不過，那實在是極少有的事！”[3]

斯諾后來能夠通過《西行漫記》而在新聞事業上脫穎而出，大放異彩，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最著名的“美國記者”，主要靠的卻是他1932年至1941年為英國倫敦的《每日先驅報》撰稿（1935年06月被聘為該報社駐遠東特派記者，酬金才有了相當可觀的增加）。1936年春天——

“九年內戰使‘紅色中國’更是成了‘未知之地’。我向《紐約太陽報》和《每日先驅報》秘密提議，讓我突破對西北共產黨控制區周圍的封鎖，進入紅區。兩家報紙都贊成我的計劃?！睹咳障闰寛蟆反饝摀掖诵械娜抠M用，并且如獲成功，還將付我一筆可觀的獎金?！盵4]

“紅區旅行”結束之后，《每日先驅報》不僅報銷了斯諾的全部費用，提升斯諾為該報社駐遠東首席記者，并且自西安事變解決后的1936年12月30日至1937年03月，又以頭版位置連載斯諾的《紅色中國的“真相”》(Truth about Red China)系列報道，附有照片。[5]

斯諾雖然也向《紐約太陽報》投寄過30篇報道，卻一篇也不曾發表過。原來它和《時代報》都想把這些報道據為獨家新聞，誰也不肯妥協。陰差陽錯，斯諾卻不知內幕，以為不愿錄用，就把稿件全部要了回來，交給美國別的雜志社，但是，也只曾發表了一小部分。

所以，美國學者彼得·蘭德所著《走進中國：美國記者的冒險與磨難》一書中文版2001年01月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書后有一個附錄《美國在華新聞人員名錄（1905—1949）》，里面將斯諾的身份定位在英國倫敦《每日先驅報》上，而沒有定位在美國媒體上，應該算是恰如其分的。[6]

并且，問題還不止于此——

“抗戰初期，胡愈之有一次去看望斯諾，斯諾把剛從美國寄來的新書給他看。胡愈之早知道此書內容，早在等待此書出版的消息了，就提出要拿去立即翻譯出版。斯諾高興地表示同意，不過笑著提出一個要求：‘原書請勿丟失！’”

這是秦鵬章同志在1986年08月12日《人民日報》第8版上發表的《胡愈之與〈西行漫記〉》中提出的說法。該文還稱《西行漫記》為“1937年在美國出版的世界上第一部全面介紹中國共產黨革命戰爭的業績和領導人及英雄人物的實錄”；此外，還說“原來美國出版界有個好習慣”等等。顯然，在秦鵬章同志看來，《西行漫記》英文原著最初是在美國出版的。

這完全不對。斯諾這本書其實是先由英國倫敦的戈蘭茨公司于1937年10月出版的，美國版1938年01月才由紐約蘭登書屋出版。

斯諾的第一部著作《遠東前線》1933年09月在美國出版，只被賣了675本，斯諾除了提前支取的250美元外，沒有拿到一分錢。后來，該書有了法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使他得到了略多一些的稿酬——但到1935年中，斯諾所得的錢還不足1000美元。[7][8]斯諾前后花費五年時間組織編譯的《活的中國——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一書，被蕭乾譽為“是《西行漫記》的前奏”，本也計劃在美國出版，最終改由英國倫敦的喬治?哈拉普公司于1936年10月出版。

“不久之后，《紅星照耀中國》問世了，它立刻轟動了英國，在數星期內就銷售了十萬冊以上。紐約蘭登書屋出版的這部書的銷售量，比迄今出版的任何描寫遠東的非小說作品都大。后來我又出版了幾本暢銷的書，但是這部書的成功使我喜出望外?！都t星照耀中國》會在國外‘大受歡迎’是我始料不及的?！盵9]

這反過來，就是說在“美國國內”，《紅星照耀中國》未曾“‘大受歡迎’是我始料不及的”：1938年01月，美國蘭登書屋出版《紅星照耀中國》，這個初版銷量只有一萬五千冊；“從1938年到1966年，這本書在美國銷了六萬五千冊”[10]——這與英國“在數星期內就銷售了十萬冊以上”的銷量根本就無法比肩而立！

在英國出版《西行漫記》的出版商維克多·戈蘭茨，是“左翼圖書俱樂部”的創始人之一，斯諾曾長期從該俱樂部訂購書籍。在美國，如果入選“每月一書俱樂部”的名單，那么《西行漫記》的銷售量就很容易超過出版商所預期的10萬冊的標準。但是，因為海伍德·布龍投了反對票，《西行漫記》最終未能入選“每月一書俱樂部”的名單。海伍德·布龍是“每月一書俱樂部”董事會成員，入選書籍評審人，也是一個受歡迎的報刊專欄作家，以其左翼見解而聞名。美國共產黨對《西行漫記》更是持敵視態度，抨擊斯諾“毫無根據地攻擊蘇聯、攻擊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行為，而又尖刻地嘲弄了他們”，有人甚至威脅要從政治上“消滅”斯諾和他的著作。[11]

除了同是“左翼”，英國對斯諾是助力，美國對斯諾卻是阻力，美國和英國還有大不同之處，當時——

英國作為曾經的世界強國，在亞洲有著廣泛的殖民地，異常關注遠東及中國的局勢變化，英國報刊作為主要的新聞媒介也頻繁地報道了中國紅軍的情況。如以英國主流媒體《泰晤士報》數字檔案數據庫為例，設定“中國”“共產黨”為關鍵詞，檢索1934年7月至1936年12月時段，共得新聞報道141篇，其中關于長征，共有35篇新聞報道，占總數量的25%，由此可見當時英國報刊關注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生存與發展。[12]在英國，倫敦《每日先驅報》的影響力僅次于《泰晤士報》……

而同一時期，美國的綜合國力雖然早已遠超英國，但在外交上卻奉行孤立主義政策，對世界局勢的變化并未作多大的介入和干預。與世無爭的孤立主義思潮遍及整個美國，他們甚至支配著國會，于1935年08月制定了《中立法案》。深謀遠慮的羅斯福雖然是美國總統，也不得不與孤立主義展開一場堅決而富有藝術性的斗爭，直到1941年12月07日珍珠港事件發生，才使得美國政府和人民最終排除了國內的孤立主義勢力的影響，參與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之中。

“無知比偏見更接近真理”——談及國外名人某項事情的主體定位，如果只是偏見其國籍，那是很容易犯下偏離歷史事實的錯誤的。

馬克思在英國倫敦生活三十多年，至少1851—1862年，其主體定位是美國《紐約每日論壇報》駐倫敦的記者，而不能“德國”云云——歷史真相是馬克思從未獲得過德國國籍，1845年12月馬克思宣布脫離普魯士國籍后，再也沒有取得其他國家的國籍。

央視最近播放的電視連續劇《覺醒年代》中，北大英籍教授克萊德不服解聘處理，信至英國首相，將解聘之事上升為外交事件。蔡元培校長組成教授團與英國使館官員朱爾典和被解聘教授克德萊進行談判，由于準確地將克萊德的主體定位在北大教授，而不是英國公民上，最終順利解決了這起外交事件。

1945年09月02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東京灣美國戰艦“密蘇里”號上舉行，麥克阿瑟主持儀式的主體定位并不是美國陸軍五星上將，而是“盟國最高統帥”，他首先“代表和日本作戰各國”在投降書上簽字，隨后代表美國簽字的是美國海軍五星上將尼米茲（由海爾賽將軍和西門將軍陪同簽字），接著代表中國簽字的是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上將（由王之陪同簽字）……[13]

回到斯諾身上，他在新中國成立后，曾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先后三次訪問中國。其中1960年獲準重返中國采訪，卻不是用記者的名義，而是用作家的名義，因為當時中美對抗，中國政府不允許美國記者來華采訪。周恩來總理陪同他乘坐專列去密云水庫時，直率地向他強調：

“我們不把你看成記者，而是作家，這就是我們破例的原因。我們認為你是一個作家和歷史學家，絕不是記者。”

“別忘了你的照相機，”我下車時他們提醒我。我隨便想拍什么都可以——但不是作為一個記者。[14]

斯諾此后兩次訪問中國，1964年是以法國《新直言》（或譯《老實的新人》）雜志記者的身份，1970年是以意大利《時代》雜志記者和美國《生活》雜志記者的身份。

1972年02月15日，埃德加·斯諾在日內瓦逝世，毛澤東、周恩來和宋慶齡次日發去唁電，分別稱斯諾為“中國人民的朋友”、“我們尊敬的朋友”和“我們最誠摯的朋友”[15]，均刻意回避了其“記者”身份。1973年10月19日，斯諾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漢白玉墓碑上用中文和英文寫著：“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先生之墓。”新華社報道的導語則稱：“中國人民的朋友、美國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諾先生的骨灰安葬儀式，今天在北京舉行?！眻蟮廊膬汕灏賮碜郑闹须m然出現了“訪問”和“報道”，但同樣刻意回避了其“記者”身份。[16]

綜上所述，斯諾通過《西行漫記》而成為著名的“美國記者”，靠的其實不是“美國”，而是“英國”——是倫敦《每日先驅報》給了他“紅區旅行報道成功”的機會（報銷全部采訪費用，長時間頭版連載系列報道），戈蘭茨公司則給了他“《西行漫記》銷售成功”的機會（英國版在英國的銷售量，遠遠超過美國版在美國的銷售量）！

說斯諾是著名的“美國記者”固然難算錯誤，但這僅僅是就其國籍而言的，如果因此就以為斯諾成為“著名記者”靠的就是“美國”，甚至把英國倫敦的《每日先驅報》也誤以為是美國媒體，那就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

毋庸置疑，《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中華讀書報》是國內權威報紙，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是國內權威學者；同樣毋庸置疑，連新華出版社出版的《斯諾文集》第1卷《復始之旅》和第2卷《西行漫記》都不曾認真閱讀，卻要提筆對斯諾和《西行漫記》的基本情況進行述評，這是要鬧出笑話來的。對這樣的笑話，我們可不能一笑了之！所以，我鄭重其事地寫這篇文章澄清真相，但愿有識之士能夠體吾苦心！

【注釋】

[1][15][16]裘克安：《斯諾在中國》，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03月出版，第79、319—320、420—422頁；

[10]肯尼思·休梅克：《斯諾——粉碎“赤匪神話”的美國記者》，劉力群主編：《紀念埃德加·期諾》，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08月出版，第381頁；

[2][14]埃德加?斯諾：《大河彼岸》，《斯諾文集》第4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08月出版，第1、67頁；

[3][4][5][9]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斯諾文集》第1卷，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08月出版，第176、154—155、182、230、230頁；

[6]彼得·蘭德著，李輝、應紅譯：《走進中國：美國記者的冒險與磨難》，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01月出版，第371頁；

[7][11]伯納德?托馬斯著，吳乃華、魏彬、周德林譯：《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07月出版第101、208—219頁；

[8]約翰?漢密爾頓著、柯為民、蕭耀先等譯：《埃德加?斯諾傳》，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第35—36頁；

[12]王川智、凌燕：《英國報刊1934-1936年間紅軍長征報道研究》，《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南昌），2022年01期，第98—106頁；

[13]朱啟平：《落日——記日本簽字投降的一幕》，《大公報》（重慶），1945年11月02日，第1版。

作者簡介：許錫強，浙江省東陽市教師進修學校高級教師，專攻方向語文教育、寫作教學和文學評論，涉獵新聞學和歷史研究等相關人文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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