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字長文：我們至今為什么還要對日本嚴加防范？

我們至今為什么還要對日本嚴加防范？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日本過去、現在以及將來，都會在軍國主義這條邪路上，一條道走到黑！

明治維新是日本近代化的起點，從表面上看，這是一次全面西化的資產階級改革，但實際上，明治維新的深層結構和內在邏輯卻呈現出鮮明的軍國主義特征。

這些特征并非偶然產生，而是根源于日本特殊的歷史背景、社會結構和政治文化。

當1853年美國黑船叩關日本，迫使德川幕府結束閉關鎖國政策時，日本面臨的不僅是西方技術的沖擊，更是殖民侵略的危機。

在這一背景下，明治維新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軍事優先傾向和權力高度集中需求，這一特質為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邪惡之路埋下了必然的基因。

日本明治維新期間開始實行軍國主義

一、日本明治維新已經埋下了軍國主義基因

1、日本明治維新政治改革的本質就是天皇高度集權

明治政府打著“王政復古”的旗號進行的政治改革，表面上建立了三權分立的現代政體，實際上是構建了高度集權的天皇制統治。

1868年，明治政府發布《五條誓文》，雖然提出“廣興會議，萬事決于公論”，但其根本目的是為鞏固天皇權威。

同年實施的《政體書》規定，“天下權力皆歸太政官”，下設議政、行政、刑法三官，實行三權分立。但這種制度的實質，是將傳統藩閥勢力重新整合進中央權力體系。

通過“版籍奉還”（1869年）和“廢藩置縣”（1871年），明治政府迅速廢除了全國260余藩，劃為1使3府302縣，后合并為3府72縣，徹底消除了封建割據，建立了一整套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

應該注意的是，明治維新政治改革的核心力量來自西南諸藩的下級武士，如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維新三杰”。

他們雖然推動現代化改革，但其思維模式和價值觀念仍深植于武士道傳統，對武力有著天然的崇拜和依賴。

在推翻幕府的戰爭中，他們已經展現出以軍事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的傾向，這種傾向在后續國家建設中不僅未減弱，反而被制度性強化。

2、日本明治維新的經濟改革具有鮮明的軍事導向

明治政府確立的“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和“富國強兵”三大國策中，“富國強兵”被視為最高也是最重要的目標，其余兩項則是實現該目標的手段。

巖倉使團出訪歐美后，日本清楚地認識到在弱肉強食的殖民體系中，軍事力量是國家獨立富強的根本保障，在這種認識主導下，軍事需求就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

在“殖產興業”過程中，日本政府利用國家資金重點發展軍事工業和相關基礎產業。

內務省創辦的千住呢紗廠、愛知紡紗廠等國營企業，一方面滿足民用需求，另一方面為軍隊提供軍裝等物資。

而且，政府對礦山開發和鐵路建設的重視，主要考量也是軍事運輸和軍工生產的需要。

至19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工業革命已席卷幾乎所有工業部門，但軍事工業始終處于優先發展地位，這從國家預算分配中可見一斑：到1892年，日本軍費預算占全國預算的40%以上。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還通過多種非常規手段擴充軍費，如發行海軍公債，號召全國各級官員捐出薪俸的10%，甚至天皇也多次下詔節省宮廷開支，將每年節約的30萬元劃撥海軍。

這種全民性軍事動員的經濟模式，使得日本經濟從起飛階段就與軍事擴張緊密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共生關系和惡性循環——軍事擴張需要經濟支持，而經濟發展又依賴進一步的軍事擴張。

3、日本明治維新的社會文化改革貫穿著強烈的軍國主義價值觀

在“文明開化”的口號下，明治政府推行了全面的社會文化改革，包括引入西式教育、改革服飾發型、采用西方歷法等。

但實際上，在這些表面上的開化措施背后，貫穿著對國民思想的嚴格控制和軍國主義價值觀的灌輸。

明治政府把教育改革作為塑造國民精神的關鍵手段，取消了以儒學為中心的封建教育， 效法 西方建立起包括小學、中學和高等學校在內的教育體系，并努力在全民范圍內普及初等義務教育。

但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與西方教育注重批判思維明顯不同，特別強調忠君愛國和武士道精神的培育。

1877年建立的東京大學，其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培養忠于天皇的官僚和技術精英。

與此同時，明治政府還通過一系列法令和規范，將傳統武士道精神轉化為全民道德準則。

1882年發布的《軍人敕諭》就要求軍人把天皇當作“神”來崇拜，并以“武士道”精神作為軍人的行為準則，這實際上就是一種軍國主義價值觀的灌輸。

要注意的是，在推行這些改革時，明治政府采取了極端保守的社會控制策略。

一方面，它積極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模式；另一方面，它又通過神化天皇、強調民族優越論，強化傳統價值觀念。

這種矛盾做法反映了一個后發近代化國家的困境——既要變革以適應新時代，又要維持統治合法性。

而軍國主義正是解決這種困境的“最佳方案”，通過對外擴張轉移國內矛盾，通過對天皇的神化維持政治穩定。

日本明治維新

二、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形成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形成并非偶然，它建立在一整套系統化的思想理論基礎上。

從幕府末期到明治時期，一批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并發展了一系列侵略擴張理論，這些理論不僅為軍國主義提供了“合法性”依據，而且深刻塑造了日本的國家發展方向。

在這些思想的熏陶下，對外擴張逐漸成為日本統治集團的共識，并為后續的侵略行動提供了理論指導。

1、日本早期侵略擴張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源流可追溯至封建時期的武士道精神和領土擴張意識，早在安土、桃山時代，武將豐臣秀吉就曾提出“大陸政策”理念并付諸行動，試圖通過武力征服朝鮮和中國。

然而，軍國主義思想的系統化與理論化主要發生在幕府末期，以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為代表的思想家構成了其核心譜系。

佐藤信淵（1769-1850）是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早期奠基者。他在《宇內混同秘策》（1823年）中明確提出，日本兼并亞洲各鄰國是上天賦予的使命。

佐藤主張，經略中國是兼并亞洲的最基本條件，他甚至還具體擬定了進攻中國的實施計劃，將日軍分為進攻南京和北京兩大集團，并詳細規劃了進軍路線。

佐藤的軍事理論打著遏制俄國、英國擴張，“保衛日本國防”的旗號，企圖通過占領中國，進而向全亞洲擴張，最終稱霸世界。

而吉田松陰（1830-1859）的思想則對明治時期的政治領袖產生了更為直接的影響，作為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宣講“尊王攘夷”思想，提出了通過攻擊弱鄰補償西方侵略之害的“得失互償論”。

吉田松陰在《幽室文庫》中進一步闡述了他以鄰為壑的擴張思想，深刻影響了日后成為明治政府重要支柱的木戶孝允、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等倒幕維新領導者，使得明治政府的政策亦深受其民族擴張主義思想的影響。

2、日本大陸政策的理論與戰略構建

隨著明治政權的鞏固，軍國主義思想進一步系統化、政策化，其中最核心的體現便是“大陸政策”的形成與發展。

大陸政策指“不甘處島國之境”的日本立足于用戰爭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國、朝鮮等周邊大陸國家的擴張政策及理念，它成為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主要特征和表現。

實現大陸政策理論與實踐結合的關鍵人物是山縣有朋（1838-1922），他是吉田松陰的學生，被稱為“日本陸軍之父”，一生處于日本軍事權力的核心圈內，竭力推進日本軍隊近代化，主張“強兵”乃“富國”之根本。

1869到1870年，山縣赴歐洲考察軍事制度，回國后主持制定《征兵令》，設立直屬于天皇的參謀本部，并奏請頒布《軍人訓誡》《軍人敕諭》，為發動對外擴張戰爭做好了軍事準備。

為了制定“大陸政策”及侵華計劃，1879到1880年，時任參謀本部部長的山縣有朋派遣部下桂太郎、福島安正等人潛入朝鮮和中國沿海刺探情報，寫成題為《與清朝斗爭方策》的小冊子。

該文件設想派遣三個師團占領大連灣并襲擊福州，“一舉攻下北京，迫訂城下之盟”。

福島安正還把有關清軍的兵力、素質、士氣的情報整理成《鄰邦兵備略》六冊。

山縣有朋綜合這些報告形成“日本的軍事戰略”，表明“本邦在海陸攻戰方略方面，業經初步規劃”。

1890年，山縣有朋以首相名義寫就關于“大陸政策”戰略構想的《外交政略論》，提出了影響深遠的“主權線”與“利益線”理論。

他在固有領土疆域的“主權線”外側，設想出一條“利益線”，那里是“勢與鄰國接觸，而與我主權線之安危緊密關聯之地區”。

他強調“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經常立足于形勝之地位”。

他指出，日本“利益線的焦點”是朝鮮，這一理論出臺，標志著日本“大陸政策”戰略構想的基本成型，并為后來日本歷屆內閣及軍國主義者所繼承。

3、日本軍國主義思想體系的整合與固化

明治中后期，隨著日本國力的增強和對外擴張的初步得手，軍國主義思想進一步與傳統價值體系和學術理論相結合，形成了更加系統化、理論化的軍國主義思想體系。

一是皇國史觀。這種歷史觀認為日本是“神國”，天皇是神的化身，萬世一系，因此日本民族優越于其他民族，有權利和義務統治其他民族。

二是武士道精神。明治維新后，武士作為一個特權階級雖然被廢除，但武士道精神卻被有意識地保留并推廣為全民道德，這種精神在軍國主義體制下被扭曲為對戰爭的狂熱和對死亡的漠視。

三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明治思想家將西方引入的社會進化論扭曲為“弱肉強食”的侵略理論，為對外擴張提供“科學依據”。

四是國粹主義。在全面西化的過程中，日本出現了強調保存國粹的思想潮流。這一思潮形成了排斥西方文化價值、強調日本獨特性的國粹主義，進一步強化了對外擴張的“文化理由”。

實際上，日本軍國主義思想體系并非完全自發形成，而是明治政府有意識建構的結果。明治政府成功地將這些觀念內化為社會普遍價值觀，為軍國主義政策的實施創造了思想條件。

山縣有朋

三、日本從制度上推動軍國主義形成

明治維新后，日本在制度層面進行了一系列重大變革，這些變革表面上旨在建立現代國家制度，實際上是逐步構建了一套有利于軍國主義發展的體制。

從憲法安排到軍政制度，從教育體系到經濟結構，日本在國家制度設計上均體現出軍事優先和對外擴張的傾向，這就從制度上加速推動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

1、明治憲法與軍政體制為日本軍國主義提供了制度保障

1889年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即明治憲法）在法律上確立了天皇絕對主義和軍部特殊地位，為軍國主義的制度化提供了根本保障。

憲法規定一切權力歸天皇，天皇擁有立法、行政、司法以及軍事統帥權，甚至可以任意解散國會。

這種高度集權的專制體制，在近代憲法的包裝下反而更加強化，為軍國主義的產生提供了政治上的必要條件。

在軍事體制方面，明治憲法確立了“統帥權獨立”原則，即軍令權不受內閣干涉，直接隸屬于天皇。

這一原則始于1878年參謀本部的設立，該機構直接隸屬于天皇，內閣無權干涉其用兵、作戰事務。

1889年，明治憲法明文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從而在法律上確認了軍部獨立行使軍權的特權。

這意味著軍事決策被排除在政府管轄范圍之外，形成了所謂的“二重政府”，軍方可以繞過內閣直接實施對外擴張政策。

與此同時，日本還確立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即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必須由現役武官擔任。

這一制度由山縣有朋主導確立，為日本軍部控制國家發展方向奠定了政治基礎。

由于軍部大臣直接對天皇負責，而非對首相負責，內閣一旦不符合軍部意愿，軍部可通過召回軍部大臣的方式導致內閣垮臺。

這一制度使得軍部實際上掌握了國家政策的否決權，從而能夠持續推進對外擴張議程。

2、從軍事教育與社會控制體系上為軍國主義思想向社會滲透提供渠道

明治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軍事教育體系，旨在培養忠于天皇、具備軍國主義思想的軍官隊伍。

效仿德國，設立陸軍海軍學校，其中最著名的是陸軍士官學校和海軍兵學校。

這些學校不僅傳授軍事技能，更重視“精神教育”，即灌輸武士道精神和忠君愛國思想。

1873年，兵部省發布征兵令，實行征兵制，建立常備軍。

此舉不僅增強了日本的軍事實力，也為軍國主義思想在社會中的滲透提供了渠道。

在教育領域，明治政府通過《教育敕語》（1890年）等一系列文件，確立了軍國主義教育方針。

《教育敕語》將學校教育和國民道德的基礎確立為“忠君愛國”，要求國民在戰爭時期為天皇“義勇奉公”。

此后，日本教育逐漸偏離文明開化的初衷，轉而強調“忠君愛國”、“武勇忠義”等軍國主義價值觀。

在社會控制方面，明治政府通過國家神道的建立，將宗教納入為國家服務的力量。

國家神道將天皇神化，強調日本是“神國”，日本民族是“天孫民族”，負有統治世界的使命。

政府通過設立神社、制定祭祀制度，將神道提升為準國教地位，使其成為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

與此同時，政府壓制其他宗教和思想自由，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進行殘酷鎮壓，消除了反對軍國主義的潛在力量。

3、財政經濟制度明顯的軍事化傾向為軍國主義提供了經濟支持

明治政府的財政經濟制度也體現出明顯的軍事優先傾向，從國家預算分配來看，軍事支出始終占據極高比例。

到1892年，日本軍費預算占全國預算的40%以上。

在甲午戰爭前的20年間，日本政府總支出中軍事費用的比例平均超過30%，某些年份甚至達到45%以上。

這種高比例的軍費支出，擠壓了民生福利和其他社會發展項目的空間，使國家資源長期向軍事部門傾斜。

在產業發展方面，日本政府特別重視與軍事密切相關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

政府直接投資建立了東京炮兵工廠、大阪炮兵工廠、橫須賀海軍工廠等大型軍工企業，并扶持三菱、川崎等私營企業從事造船和武器生產。

這些企業在技術引進、資金獲取和政策支持方面享有特權，迅速成長為日本工業的骨干力量。

與此同時，與軍事關系較遠的輕工業和服務業則主要留給私人資本發展，形成了“軍事工業主導”的產業發展模式。

在財政稅收制度上，明治政府建立了以地稅為核心的國家財政基礎，為軍事擴張提供穩定財源。

1873年實施的地稅改革，將實物地租改為貨幣地租，稅率為地價的3%，無論豐歉均須繳納。

這一改革使政府獲得了穩定財政收入，其中大部分被用于軍事開支。

此外，政府還通過發行公債、增發貨幣等非常規手段為軍備擴張融資，如多次發行海軍公債，號召全國各級官員將薪俸的10%捐出，甚至天皇也帶頭節省宮廷開支支持海軍建設。

4、軍事法制與特權的確立為軍國主義鳴鑼開道

明治政府還通過一系列軍事法律法規，賦予軍人特殊地位和特權，使軍事價值觀滲透到社會各領域。

如，1882年頒布的《軍人敕諭》明確要求軍人把天皇當作“神”來崇拜，并以“武士道”精神作為軍人的行為準則。

《軍人敕諭》不僅適用于軍人，也被推廣為全體國民的道德規范，進一步強化了軍事價值觀在社會中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明治政府還制定了《軍機保護法》（1899年）、《治安維持法》（1925年）等一系列法律，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公民權利，壓制反戰思想和和平運動。

這些法律賦予軍方和警察廣泛權力，可以對所謂“危險思想”進行嚴厲鎮壓，從而消除了軍國主義政策的國內阻力。

這些制度安排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關聯、相互強化的有機整體。

憲法確立了天皇絕對主義和統帥權獨立，為軍部干政提供了法律基礎；軍事教育和社會控制培養了軍國主義思想的社會基礎；軍事化的財政經濟制度為軍備擴張提供了物質保障；軍事法制則壓制了可能的反對聲音。

這種制度性閉環使得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無法回頭。

中日甲午戰爭（油畫）

四、社會文化基礎與民眾動員為日本軍國主義獲得相當深厚的民意基礎

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與發展，不僅依賴于國家制度的支撐和軍事行動的推進，更有其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

明治政府通過系統的社會動員和文化塑造，日本社會逐漸被改造為支持軍國主義的重要力量。

從教育體系到大眾傳媒，從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軍國主義價值觀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使得對外擴張政策獲得了相當的民意基礎，這也是至今軍國主義難以從根本上消除的主要原因之一。

1、通過教育灌輸軍國主義思想

明治政府高度重視教育的社會控制功能，將教育作為培養具有軍國主義思想“忠良臣民”的關鍵途徑。

1872年頒布的《學制》確立了國家教育體系，開始推行義務教育。

然而，隨著軍國主義的發展，教育逐漸偏離了文明開化的初衷，轉變為軍國主義思想的灌輸工具。

1890年頒布的《教育敕語》將學校教育與軍國主義直接掛鉤，要求國民在戰爭時期為天皇“義勇奉公”。

《教育敕語》被分發至全國所有學校，要求師生在節日儀式上朗讀敬拜，將其神圣化、宗教化。

與此同時，教科書中大量增加軍國主義內容，如歌頌歷代天皇的“功德”，宣揚對外戰爭的“正義性”，強調武士道精神和忠君愛國思想。

日俄戰爭后，日本政府進一步強化了學校的軍事化教育。

1906年修訂的《小學校令》規定，男生須接受軍事體操訓練；1911年，文部省設立學生軍事訓練調查委員會，開始探討在學校普及軍事訓練的可能性；1925年，更是正式在中學以上學校推行軍事訓練課程，由現役軍官擔任教育。

于是，年輕一代從小就被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形成了對戰爭的狂熱和對天皇的盲目服從。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軍國主義教育的特點之一是將軍事價值觀泛化為社會普遍價值觀。

例如，“忠君愛國”、“滅私奉公”等原本屬于武士階層的道德規范，被推廣為所有國民應遵循的道德準則；軍隊的紀律、服從和等級觀念，被引申為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

這種價值觀念的轉換，使得軍國主義不再僅僅是國家政策，而是滲透到全社會毛細血管的日常生活方式。

2、通過媒體宣傳與輿論操縱為灌輸軍國主義服務

隨著大眾傳媒的發展，報紙、雜志等媒體成為軍國主義宣傳的重要工具。

明治時期，日本報紙發行量迅速增長，從1875年的約1萬份增加到1900年的超過200萬份。

這些媒體在報道戰爭和外交事務時，往往充當軍國主義的傳聲筒，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在中日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媒體通過夸大報道、虛構敵方暴行、美化日軍行為等方式，成功煽動了民眾狂熱的戰爭情緒。

例如，在甲午戰爭期間，《東京日日新聞》等報紙大量報道“朝鮮改革”的必要性和“中國威脅論”，為戰爭制造輿論；在日俄戰爭期間，媒體則大肆渲染俄國的擴張野心，強調日本是為“亞洲解放”而戰。

除了戰爭宣傳，媒體還通過連載小說、漫畫、照片等多種形式，塑造日本軍人英雄形象，美化日本侵略戰爭行為。

如《坂上之云》等文學作品，通過描寫日俄戰爭中的軍人形象，宣揚為國捐軀的精神；《冒險世界》等青少年雜志，則通過戰爭故事和軍事知識介紹，向年輕一代灌輸軍國主義思想。

政府也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加強對媒體的控制，壓制反戰聲音。

1909年頒布的《報紙法》賦予內務大臣禁止報紙發行的權力；1925年實施的《治安維持法》則規定對反對國體（天皇制）和否定私有財產制的主張進行嚴厲鎮壓。

這些法律有效地消除了媒體中的異見聲音，使軍國主義宣傳一統天下。

3、宗教與儀式對國家認同的塑造為軍國主義提供精神支撐

明治政府巧妙地利用宗教和公共儀式，強化天皇的神圣地位和國家認同，為軍國主義提供精神支撐。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國家神道”的建立，即將神道提升為準國教地位，使其成為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

國家神道的核心是強調日本是“神國”，天皇是“現人神”，萬世一系，因此日本民族優越于其他民族，有權利和義務統治其他民族。

這種教義通過神社參拜、學校儀式和軍隊生活等多種途徑向社會滲透。

特別是1879年創建的靖國神社，原本是為紀念明治維新的犧牲者，后來逐漸演變為祭祀戰死軍人的專門神社和精神圖騰，成為軍國主義精神動員的重要場所。

與此同時，明治政府還創造了一系列國家儀式和象征，如天皇誕辰的“天長節”、神武天皇即位日的“紀元節”等，通過這些全國性儀式強化國民的國家認同。

國旗（日章旗）、國歌（《君之代》）也被賦予神圣意義，成為軍國主義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軍隊中，宗教和儀式更是無處不在。

《軍人敕諭》被奉為軍人的圣經，軍人必須熟記背誦；軍隊中設有神龕，出征前要舉行祈禱儀式；甚至武器裝備也被賦予神圣色彩，如軍刀被視為武士魂的象征。

這種宗教化的軍事文化，使得日軍士兵產生了盲目的戰斗意志和犧牲精神，成為軍國主義擴張的精神鴉片。

4、社會組織的軍事化改造為軍國主義掃清障礙

明治政府還通過各種社會組織，將民眾納入國家控制體系，實現社會的全面軍事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鄉軍人會的組織。

在鄉軍人會由退役軍人組成，成立于1910年，旨在維持退役軍人的軍人精神，協助軍事動員和社會教育。

到1930年代，在鄉軍人會已發展成為擁有數百萬會員的龐大組織，遍布城鄉各地，成為連接軍隊與社會的重要紐帶。

此外，青年團、婦女會等組織也被納入軍國主義體系。

青年團對年輕一代進行準軍事訓練和軍國主義教育；婦女會則負責培養“軍國之母”，向女性灌輸“生育健壯士兵”和“支持戰爭”的思想。

甚至兒童也被組織起來，如少年團、少女團等，從小接受軍事訓練和軍國主義教育。

通過這些組織，軍國主義政府實現了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滲透和控制。

從生產勞動到社區活動，從家庭教育到休閑娛樂，幾乎所有社會領域都被納入戰爭體制。

這種全方位的社會控制，使得軍國主義不再僅僅是國家的政策選擇，而是成為了一種彌漫于社會各個角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圍。

這種社會軍事化過程并非完全依靠強制實現，也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民眾的“自愿參與”。

一方面是由于軍國主義教育的長期灌輸，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對外戰爭的勝利（如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帶來的民族自豪感和巨大的實際利益（如殖民地、市場），使得部分民眾確實從軍國主義擴張中獲得了心理和物質上的滿足。

這種“自愿性”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社會基礎的可怕之處，也是其難以從根本上消除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無條件投降

五、對外侵略助推日本軍國主義從理論走向實踐

明治維新后，日本迅速將對外擴張理論轉化為實際行動，通過一系列對外侵略戰爭，逐步建立起軍國主義國家機器和殖民帝國。

從最初的試探性侵略到后來的全面戰爭，日本的對外擴張呈現出清晰的演進軌跡和不斷升級的軍事暴力。

這些侵略行動不僅體現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特征，也進一步強化了國內軍國主義體制，形成了一種自我強化的封閉的惡性循環。

1、早期擴張與大陸政策的初步實施

明治政權建立之初，盡管國力尚弱，但已開始著手實施軍事擴張計劃。

1874年，日本以“琉球漂民被殺”為借口，發動了入侵臺灣的軍事行動。

這是明治政府成立后的第一次對外用兵，雖然最終在英國調停下，日本獲得50萬兩白銀的“賠償”后撤軍，但此舉開創了明治日本對外侵略的先例。

同時，在日本舉國看來，50萬兩白銀“賠償款”的甜頭，無異于證明了明治政府走軍國主義道路的正確性。

緊接著，日本明治政府就將侵略矛頭指向中國的藩屬國朝鮮。

1875年，日本派遣軍艦“云揚號”闖入朝鮮江華島附近水域，制造“江華島事件”，隨后于1876年迫使朝鮮簽訂《江華條約》。

該條約規定朝鮮開放港口，給予日本領事裁判權和自由貿易權，并宣稱朝鮮為“自主之邦”，否定清朝對朝鮮的宗主權。

這是日本大陸政策的第一步，旨在切斷中朝傳統關系，以此作為后續侵略中國的跳板。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將其改為沖繩縣。

清朝作為琉球的傳統宗主國，雖提出抗議但未能采取有效行動，這進一步助長了日本的擴張氣焰。

吞并琉球后，日本加緊策劃對朝鮮的進一步侵略。

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先后利用朝鮮的“壬午兵變”和“甲申政變”，擴大在朝鮮的勢力，并與清朝發生正面沖突，由此，日本挑起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

2、甲午戰爭與殖民擴張的升級

甲午戰爭（1894—1895年）是日本軍國主義形成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經過多年備戰，日本在1894年7月25日不宜而戰，偷襲中國運兵船，導致700多名中國水兵犧牲。

在隨后的戰爭中，日本陸軍和海軍均取得決定性勝利，最終迫使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

該條約規定中國割讓臺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后因三國干涉還遼，日本被迫放棄遼東半島），賠償白銀2億兩，并開放多個通商口岸。

日本通過發動甲午戰爭的無恥手段，獲取了巨額甜頭，進一步推動了日本軍國主義發展的進程。

首先，巨額戰爭賠款（相當于日本當時年財政收入的4倍以上）極大地促進了日本工業化和軍事現代化進程。

其次，割占臺灣使日本獲得了第一個真正的殖民地，積累了殖民統治經驗。

第三，戰爭的勝利極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民族優越感和擴張野心，使軍國主義思想在國內進一步蔓延。

戰后，日本與俄國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的矛盾逐漸激化，最終導致了日俄戰爭（1904-—1905年）。

在這場戰爭中，日本再次獲勝，通過《樸茨茅斯和約》奪得庫頁島南部、大連旅順租借地以及南滿鐵路的經營權。

日俄戰爭是近代以來亞洲國家首次戰勝歐洲列強，極大地提升了日本的國際地位和軍國主義者的自信，又反過來加速了軍國主義在日本的迅猛發展。

3、大陸政策的全面推進與戰爭機器形成

日俄戰爭后，日本加速推行大陸政策，全面擴大在中國東北的勢力。

1906年，日本成立了掠奪中國東北資源的大本營“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滿鐵），并于次年迫使清政府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獲得在東北南部的特權。

1907年，日本與法、俄簽訂秘密協定，把南滿和福建定為日本勢力范圍。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鮮，將其變為殖民地，這是日本大陸政策的重要一步。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為日本提供了進一步擴張的“天佑良機”。

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在給內閣首相與山縣有朋的意見書中興奮地表示：“這次歐洲大戰亂，對日本國運的發展是大正新時代的天佑良機，日本要舉國一致，利用這個天佑良機......確立日本在東洋的權利”。

日本借口“從中國排除德國的影響”而對德宣戰，迅速攻占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租借地，并于1915年向中國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總共五號的條款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露骨地表現了日本欲將中國殖民地化”。

雖然中國人民強烈反對，日本最終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凱政府于5月9日接受了前四號要求，這一天被中國稱為“國恥日”。

4、軍國主義體制的全面形成與對外擴張的加速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日本軍國主義進入全面形成階段。

1927年，田中義一內閣召開“東方會議”，制定了《對華政策綱領》，明確提出將中國東北與內地分離的方針。

1929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嚴重沖擊了日本經濟，軍部勢力趁機鼓噪對外用兵，通過武力爭奪世界市場。

1931年，日本關東軍策劃了“九一八事變”，隨即占領中國東北全境，并于次年扶植傀儡政權“滿洲國”。

這一事件并不完全符合日本政府和軍部的總體戰略部署，但在發生后日本政府和軍部仍然全力以赴地支持。

這表明日本軍國主義已經發展到無法約束的地步，軍事行動開始主導國家政策。

此后，日本軍隊內部圍繞中國問題形成了“統制派”和“皇道派”的對立，前者為相對的穩健派，主張繼續等待時機解決中國問題，后者主張迅速通過武力解決中國問題。

這一對立最終演變為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和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兩次軍事政變。

雖然政變被鎮壓，但軍部勢力成為左右日本國家政策的主要政治力量，其后的日本首相幾乎都只能由現役軍人擔任。

至此，日本軍國主義體制完全確立，整個國家變成一部戰爭機器，正式走上了邪惡的軍國主義道路。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在戰爭中，日軍展現了滅絕人性的極端殘暴特性，制造了南京大屠殺等無數慘案，體現了軍國主義思想的非人道本質。

隨著戰爭的推進，日本軍國主義最終與德、意法西斯結盟，發動太平洋戰爭，將侵略戰火擴大到整個亞太地區，直至1945年徹底失敗。

日本從1894年至1945年長達半個多世紀中，對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日本當局至今仍絲毫沒有悔罪表示，可以說，軍國主義已經深入日本的血脈之中，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日本都不會放棄走軍國主義道路。所以，我們至今還要對日本嚴加防范，因為他們的侵略和擴張本性不會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