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如何看高市涉臺謬論？臺灣問題，定義權必須在我們手里！

對話鄭永年：

如何看高市涉臺謬論？

臺灣問題，定義權必須在我們手里！

Dialoge 2025.11.17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

如何研判未來四年臺灣地區兩大主要政黨在兩岸政策上的分歧？

西方為何不再使用“民主-專制”敘事解讀臺灣問題？

如何看待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謬論？

大陸對臺工作有哪些新趨勢？

從“反獨”到“促統”這一戰略轉向，背后的核心驅動因素是什么？

編者按

2025.11.17

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是兩岸關系發展的歷史定論。從10月26日起，新華社連續三天發表署名“鐘臺文”的重磅文章，強調，國家統一、民族復興的歷史大勢，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臺灣當局把“武力拒統”的希望寄托在美日干預上。然而，近期蘭德公司在名為《穩定中美競爭》的報告中坦言：美軍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優勢已經失去，介入臺海得不償失，對臺海戰事不敢有所反應則必然造成美國威信盡失。美國軍事力量不足以支持“戰略清晰”，實際上已經不足以支持“戰略模糊”了。蘭德提議美國有條件地支持“漸進式統一”，明確表態“拒絕支持臺灣地區獨立、永久分離，或抵制和平統一”，揚棄在臺海的零和思維，以避免中美爆發全面軍事沖突。

統一進程的車輪已經開始滾動，統一的大勢不可阻擋。在此背景下，大灣區評論與鄭永年教授展開對話，深度解析臺灣問題的未來走向。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王希圣

對話時間：2025.11.10

大灣區評論：

11月1日，在國民黨全代會上鄭麗文就任國民黨領導人。她表示，國民黨“要承擔起撥亂反正的使命”和“維護兩岸和平”。在民進黨持續強化“抗中保臺”的背景下，如何研判未來四年臺灣兩大主要政黨在兩岸政策上的分歧？這種分歧將對臺海的和平穩定構成何種影響？

11月1日，國民黨領導人鄭麗文正式上任，她表示國民黨要承擔起“撥亂反正”的使命（圖源：網絡）

鄭永年：

臺灣地區歷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島內的問題，不僅僅是島內發展的問題，更是兩岸的問題。大陸民眾之所以會對島內的任何細微變化都表現出如此大的興趣和關切，就是因為他們把臺灣問題視為了自己的問題。這些年來，人們在臺灣問題上涌現了諸多分歧，是圍繞著臺灣問題的國際環境整體發生變化的結果。這些問題中的大部分分歧，其實來源于這些重大的變化。

首先，臺灣地區的國際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是美國（西方）的民主正處在一個深刻的危機之中。此前，美國（西方）盛行“歷史終結論”，認為美式民主（西方式民主）是人類可以擁有的最好的政體，也是最后一個政體。對當時的美國（西方）來說，臺灣地區就是一個“民主”的象征，在世界范圍內是“第三波民主浪潮”的產物，是西方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所以西方對臺灣地區的態度都是建立在“保臺灣就是保民主”“臺灣就是民主”等認知之上的。但現在，西方（尤其是美國）本身產生了變化，老牌西方民主國家也遭遇了史無前例的治理危機和民主信任危機。特朗普上臺后，美國政府呈現“新現實主義”和“整體交易觀”的風格，對臺灣的定位更是產生了一些變化。這就導致了臺灣地區的政黨政治隨之發生改變。

從臺灣內部環境來看，在90年代的“民主化”之初，島內老百姓對此心潮澎湃，用很大的熱忱來擁抱“民主化”，認為“民主化”可以造就一個更好的臺灣。但現在不同了，臺灣老百姓對所謂“民主”的熱情的高潮已經過去。因為他們看到了“民主化”實際上在很多層面沒有讓臺灣地區變得更好——黨內外黨爭、社會分化、過度受美國影響的民主——這一切反而造成了社會的過度分裂。在很多臺灣老百姓眼里，盡管民主賦予了老百姓選舉的權利，但如果可選項都是“爛蘋果”，這樣所謂的“自由的選擇”又有何意義？

第二，在經濟層面發生了變化，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無法“依靠”美國了。之前，美國在東亞對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扶持力度很大，使得臺灣地區深度嵌入西方經濟體（尤其是美國經濟體）。盡管大陸改革開放后，兩岸經貿關系非常密切，但是民進黨當局的行政政策更傾向于“依靠”美國。可以說，臺灣地區本身不是一個獨立的、自主的經濟體，其經濟的發展跟西方有很大的關聯——甚至成為西方市場的延伸，或者說是西方市場的一部分。

但是美國現在從經濟層面上對臺灣地區的認知和政策也有了變化。比如臺積電，特朗普要搞“再工業化”，就說芯片原本是美國的，放在臺灣地區太危險了，要強迫臺積電轉移到美國。臺積電作為臺灣經濟的核心支柱，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中都占據主導地位，對其經濟穩定增長有重要貢獻。如果被迫轉移美國，會對臺灣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不小的影響；而一旦臺積電轉移到美國，臺灣地區對于美國的重要性也將不再。

第三，在地緣政治層面也發生了變化。以前臺灣地區部分領導人總認為臺灣地區位于所謂的“第一島鏈”“第二島鏈”，幻想著（臺灣地區）是美國“永不沉沒的航母”。當然，過去的美國處于二戰后的輝煌時刻，即便在拜登時期還在中國周邊布局針對中國的“團團伙伙”，臺灣在其中仍處于重要的地緣政治位置。而現在的美國由于帝國擴張過度，早已無力支撐其龐大的盟友體系，也無力再去給其盟友提供所謂的“國際公共品”。特朗普甚至已經開始進行戰略收縮，和盟友說“不交保護費，美國就不保護你們了”。特朗普更側重于美國國內、周邊和“后院”。對臺灣地區，美國已經力不從心了，這是個大的趨勢。美國所謂“對臺灣的保護”本來就是之前部分臺灣當局的“癡心妄想”，現在這個“幻想”開始破滅了。

所以，無論從政治、經濟、地緣政治層面，臺灣地區所處的環境都在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很快反映在島內的環境。盡管民進黨政府一意孤行要繼續搞“臺獨”，但越來越多的臺灣人會對臺灣地區的未來有更加現實的判斷。尤其是這次中美元首會晤，對臺灣島內造成了新一波沖擊。在這樣的背景下，圍繞著“統”“獨”問題，臺灣黨內的政治力量也一定會隨之分化和重組，這是不可避免的。

比如鄭麗文，雖然有民進黨的背景，早期對“民主化”有過很多向往，但她現在所表述的話語方式跟以前有著根本性的變化，并且她代表的是臺灣新生代的一種趨勢。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有關（臺灣）黨內、有關兩岸統一的大的變動事件。如果中國大陸做得好，把握合適的時機，臺灣的和平統一是可以實現的。

2021年，鄭麗文與蘇貞昌在立法院激烈爭論 （圖源：中時新聞網）

大灣區評論：

您剛才提到鄭麗文的背景是從綠營轉到了國民黨。近來，有越來越多綠營背景的人士，如“館長”陳之漢、鐘明軒等接連訪問大陸，還出現了民進黨民意代表王世堅在立法機構的一些質詢被剪成《沒出息》短視頻的現象。如何看待這種現象和變化？

鄭永年：

首先，這種變化來自他們（民進黨部分人士）自身態度的轉變。我們要看到，盡管民進黨在爭取所謂的“獨立”，但是不同一代的人，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和理解是不同的。打著所謂“臺獨”旗號的這群人，也由起初的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m）和日本“皇民化”的一代，到后來反國民黨政治、反專制政治的一代。對新一代來說，比如像剛才說的鄭麗文，他們對國際環境和兩岸局勢的判斷，對“臺灣出路在哪里”的判斷，更多的還是基于一種現實主義的考量。

臺灣當局很多人都非常清楚，“臺獨”已經不可能了，一旦臺灣地區走向獨立，必然會發生戰爭，而一旦戰爭發生，臺灣就會面臨跟中國大陸完全不對等的情形。所以對臺灣來說，“統一”跟“獨立”兩個選項，選“獨立”肯定是死路一條；選“統一”，可能還會有多種選擇，至少可以在統一的路徑上做一個最好的選擇——這也是臺灣可做的最明智的選擇了。

第二，這種變化和“認同政治”的走到了“死胡同”有關。“獨立運動”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曾一度盛行，民進黨構建其所謂“臺灣民族主義”和臺灣的認同政治。但到底誰才是“臺灣人”？“臺灣民族主義”到底認同的是什么？

以前是日本殖民占領期間搞“皇民化”。在日據時期，除了那些像李登輝一樣的遺老，沒有多少臺灣人會真的認同日本身份。后來民進黨搞“臺灣民族主義”，把原住民身份也找了出來。但如果說閩南話的是“臺灣人”？那臺灣的原住民算什么？從源頭上看，臺灣大部分人，無論是先去的、還是后去的，都是從大陸過去的。這又如何去看？因此，民進黨這種以意識形態的方式去構建民族主義的做法是很虛的。這一條路已經走到極端，走到“死胡同”去了。

如果臺灣非要搞“認同政治”、要搞民族主義的話，可能只能從“中華性”“中國性”（Chineseness）這一點出發。所以你看這些非藍營人士在心理層面和認同層面正在發生變化，這也是他們基于對臺灣的出路判斷的現實考量。

大灣區評論：

這次國民黨選舉中，有臺灣學者張亞中提出所謂“一中同表”。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也曾提出所謂“大一中框架”。這些表述的共同之處在于試圖把臺灣地區和中國放在對等的地位來看。這種表述與我們的“一國兩制”有何區別？您如何看待這些方案的可行性？

鄭永年：

國民黨所謂的“一中同表”，即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臺灣地區是所謂的“中華民國”。對于這種表述，鄧小平先生以前就曾明確表達過反對，認為這是在搞“兩個中國”。而我們的“一國兩制”，即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兩邊都屬于中國，是“一個中國”——只是制度上有所不同。

因此，島內的這些論述還是要看具體內容。他們提出這些表述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要為臺灣多爭取一些利益。但這些論述與我們的“一國兩制”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不可以混為一談。

大灣區評論：

近期西方不少智庫都對臺海問題透露出與以往戰略不太相同的論調。比如蘭德公司發布《穩定中美競爭》就對臺灣問題主動釋放積極因素；布魯金斯學會的《避免戰爭：為臺海沖突未雨綢繆》，強調的是大國競爭的邏輯和戰爭的恐怖，而非民主與專制的價值對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危險的十年：應對中國在臺海的挑戰》，將臺灣問題置于中美戰略競爭的大框架下，討論的是權力政治和戰略選擇，而非意識形態的優越性。在臺灣問題上，西方似乎正在釋放不再用“民主-專制”對抗來解讀臺灣問題的這一信號。如何看待這樣的變化？

鄭永年：

首先，“民主”和“專制”這種二元對立的說法，本身就是美國（西方）在“自欺欺人”。美國（西方）所說的“民主和平論”（即民主導致和平）或者“專制戰爭論”（即專制導向戰爭）更是倒果為因。西方的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根深蒂固，這導致西方民主本身就具有虛偽性。盡管他們一直在講所謂的“民主和平論”，但歷史地看，一戰、二戰這些最大的戰爭都發生在這些民主國家。

美國士兵看著二戰期間被搶來的藝術品（圖源：紐約時報）

第二，就算是成為了民主政體，如果得不到西方的承認一樣會被排擠在外。一個最明顯的案例就是俄羅斯。從彼得大帝到普京早期，俄羅斯一直幻想成為西方國家，加入西方陣營，但遭到了歐洲的“拒絕”。歐洲拒絕的根本原因就是鑒于俄羅斯的擴張歷史表現，如果允許俄羅斯加入（西方），俄羅斯很可能會成為整個西方的主導者；如果拒絕其加入，那么俄羅斯就是西方的對立面。也正是歐洲的這一認知和立場導致了蘇聯解體之后的北約大擴張，繼而導致了俄烏戰爭。80年代美國制裁和打壓日本、德國、法國這些民主國家，也是同樣的邏輯。

解析了“民主”和“專制”的本質，再回來看臺灣問題。臺灣問題本身就不是“民主-專制”的問題。這里要強調，國家統一的命題跟民主的命題是毫不相關的。國家統一是國家統一，這是一個主權問題，不是一個政體的問題。是民主國家要統一，不是民主國家也要統一。

此外，還要注意，其實“主權”這個概念也是西方提出來的，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主權至高，不得干預（他國）內政。可實際呢？北約轟炸南聯盟，于是他們在南斯拉夫問題上提出了“人權高于主權”。后來又變成了“民主高于主權”，他們用“大中東民主計劃”來推翻人家的政權，推翻原來的秩序，把美國式秩序或者美國所希望看到的秩序強加給別的國家。所以你看，無論是“主權”還是“民主”，這些口號都成為了西方作為借口的一種方式而已。

臺灣問題對中國而言是主權問題，主權問題沒有任何妥協和退讓的空間。中國的國防現代化也向世界證明了我們統一的決心。我們一直秉持“止戈為武”的傳統，隨著中國國防現代化的發展、中國軍事力量的崛起，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大。所以你剛才所說在美國智庫、社會層面、政策研究界的這些變化，并非無緣無故的，而是美國（西方）迫于現實的一種調整。這種認知的變化已經開始了，以后也會成為一種趨勢。

大灣區評論：

特朗普前段時間爆料稱，得到中方“任內不動武”的保證，如何解讀這一信息？

鄭永年：

當然我們都不知道具體內情。但中國大陸隨著繼續崛起和越來越強大，會越來越具備條件來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對此我有信心。

臺灣問題，盡管我們說它是主權問題，但臺灣地區跟大陸的力量是完全不對稱的，之所以成為問題，本質上還是因為有美國因素的介入。如果中美關系穩定了，臺海局勢就能穩定下來。

美方以前看臺灣問題，就是從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三方面來看的，所以從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到前總統拜登，美國一直在強調臺灣所謂的“民主”價值。但正如前面所討論過的，現在有了變化，到了特朗普，他作為一個商人，其意識形態色彩并不重，對“民主”看得也不是很重。這種“新現實主義”風格，讓他認為過去“民主-專制”的對抗方式不是最優選項。對他而言，如果能用“交易”的方式給美國帶來一定的好處，那么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也會成為一種可接受的（acceptable）途徑。

大灣區評論：

王毅外長近期與德國外長通話時提及“中國曾無條件支持德國統一”，以此呼吁德方反對“臺獨”。您認為這種基于歷史經驗的“共情式外交”能在多大程度上爭取歐盟在臺海問題上采取更中立、謹慎的立場？

鄭永年：

王毅外長的表達當然比較nice（友好）。我個人有些不同的看法，在臺灣問題上，中國的統一是中國自己的事情。德國支持，我們要統一；德國不支持，我們也要統一。并不是說國際社會同意了，我們才能去解決臺灣問題，不同意就無法解決了。如果一直有反對的聲音，豈不是永遠都解決不了臺灣問題？

在中國外交里，對臺灣問題的表述是一個核心，因此每次和外國對話都要涉及，這是外交的需要。王毅外長強調臺灣是我們的主權問題，這樣清晰的表述也是需要的。但是這并不是說我們需要爭取其他國家的同意。“統一”與否，這是我們自己的決定，這是我們的核心主權利益，是不可交易的。其他國家無論是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這都是我們必須做的，這一點還是要向國際社會說清楚。

從其他國家的視角看，德國的統一有沒有征求其他國家的同意？美國內戰的時候，有沒有去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意？我們是理性的，知道以怎樣的方式來解決臺灣問題是最好的，是最符合我們的國家利益，最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這不是說美國能說了算，德國能說了算的事情，或者任何一個其他國家說了算的問題。

對臺灣的定義，應該由我們自己來定義，不需要其他國家來定義。對臺灣的定義權，對臺灣問題解決方式的定義權，都要牢牢掌握在我們自己手里。中國從來沒有放棄過對臺灣的定義權，也永遠不會放棄對臺灣的定義權。

大灣區評論：

近期高市早苗在國會答問時稱，中國大陸對臺灣出動軍艦并使用武力，可能構成“存立危機事態”情形。暗指日本自衛隊將可以就此行使集體自衛權。如何看待這種“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態度？

鄭永年：

高市早苗的表述跟以前的安倍晉三等幾任首相、右派政治力量的表述沒有本質區別，只不過是前面幾位沒有像高市那樣公開和張揚罷了。我們都知道日本對臺灣的殖民歷史。日本對殖民地耿耿于懷，還是放不下“殖民心結”。

10月28日，在日本橫須賀美海軍基地停泊的“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上，美國海軍上將迎接到訪的特朗普和高市早苗（圖源：法新社）

對于“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種論斷，其實還是要看實力政治。無論你（日本）是否把臺灣問題看成是“自己”的事，無論你（日本）是否理解臺灣問題，兩岸統一在客觀上還是會發生的，因為中國有這個實力去達成統一。反觀日本，現在日本的老齡化、整個社會結構所出現的問題，真的有能力去干預臺灣問題？內部結構性問題得不到解決，日本最終會是一個不戰自敗的國家。1980年代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是一副看起來不可一世的樣子，后來還不是被美國打壓下去了。石原慎太郎當時寫《日本可以說不》——可以向美國“說不”，結果馬上被美國“收拾”了。前段時間美日會晤時高市早苗“祈求”美國的姿態，害怕被美國所拋棄的樣子，哪里還有什么民族骨氣？

所以這些政客的聲音，很多是為了滿足他們國內政治的需要，我們聽聽而已，不要太當成為事情。在臺灣問題上，日本支持或不支持、認同或不認同，我們都要掌握自己的節奏。當然也要指出，日本也不是一體的，很多老百姓對戰爭也有非常深刻的反思，我們不要把每一個日本人都看成是像高市早苗這樣的右派，想要促進中日友好的人也是很多的。

大灣區評論：

近來大陸在兩岸關系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包括四中全會公報、臺灣光復紀念日，以及新華社連發了三篇“鐘臺文”署名文章等。對于這一系列的“組合拳”，您認為釋放出了哪些政治信號？又反映出大陸對臺工作的哪些新趨勢？

鄭永年：

我們一直在提要實現“中國夢”，這個前提就是國家必須要統一。現在我們離實現“中國夢”越來越近。這次四中全會再次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分兩步走，到2035基本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到2050全面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夢”的核心內容。所以，國家統一問題必須提到、也應當提到、也有能力提到國家的議程上來。

盡管臺灣黨內在變化、美國在變化、國際環境在變化，如剛才所說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但總體上說，無論是地緣政治層面、意識形態層面、經貿層面，我們都已有了相當的主動權。基于中國在國際環境和國際地位上的變化，我們對國家統一問題也要與時俱進地推進了。

近代以來，亞洲大部分國家都淪為過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當日本人把沙俄打敗的時候，那個時候亞洲國家都是非常開心的，認為終于有亞洲國家強大起來，打倒了西方列強。但日本最后自己也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以“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義到處侵略，給亞洲國家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的崛起，跟美國、蘇聯、日本不一樣，我們倡議的是包容式的多邊主義。我們不僅自己發展起來，還要幫助其他國家和地區也發展起來。所以中國的崛起，達到現在的國際地位，很多臺灣老百姓也是會感到非常驕傲的。

2025年10月10日，即將卸任的日本首相石破茂發表關于二戰的“首相感言”，提出政治不能迎合輿論或為取悅民心而損害國家利益，應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與排外情緒（圖源：路透社）

大灣區評論：

過去我們的工作重心是“反獨維穩”，而現在戰略天平正在向“主動促統”傾斜。從“反獨”到“促統”這一戰略轉向，背后的核心驅動因素是什么？

鄭永年：

國家的統一大業，這是每一代領導人、每一代中國人都不會忘記的重要使命。只是說在不同的條件、不同的情況下，要怎么做的問題。關于如何和平統一的問題，從改革開放開始，每一代領導人都在不斷調整政策，思考一個更好的解決方式。但是，哪怕是大陸最弱的時候，也不會允許臺灣地區“獨立”的發生。現在的中國變得更加強大，我們就更要追求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更要考慮到臺灣老百姓的福祉，這點非常重要。

所以這不是一個轉型，而是“是時候”要主動地、積極地來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節點。想要實現“中國夢”、實現中國崛起，就必須要解決統一問題。

大灣區評論：

要讓國際社會和島內民眾接受統一，一個清晰且有吸引力的“統一后”治理藍圖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如何向世界講述“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

鄭永年：

首先，“一國兩制”是中國自己的創新，世界上哪有其他國家會采用這樣的方式？歷史地看，中國一直都提倡“和而不同”。哪怕是在清朝時期，對新疆、西藏、云南、廣西，還出現“一國幾制”的情況。這就是中國文化獨有的魅力。

對于“一國兩制”，以前有香港、澳門的方案，是“1.0”版的。現在的臺灣也可以有臺灣的方案，可以是“2.0”版的。關鍵在于臺灣地區跟大陸怎么談的問題。大家不要忘記，“一國兩制”本身的提出，前提就是要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如果大陸要用武力進行統一的話，結果肯定是“一國一制”，而不是“一國兩制”。

至于未來統一的方式，我們其實可以向德國學習，效仿兩德統一的模式。主要就是三條：一是臺灣公民無論是以何種方式到祖國大陸，都可擁有中國的國民待遇；二是要統一貨幣對等化。人民幣跟臺幣是匯率是1:4左右，如果臺幣可以對等人民幣，對臺灣民眾來說將是重大利好；三是可以借鑒德國的“團結稅”“統一稅”的方式，用社會經濟的方法來進行調節。當然不是說要簡單模仿德國模式，而是說可以更多地用社會經濟的方式來推進統一。

現在國民黨進入新生代，更具現實主義，也沒有多大的歷史包袱。這個時候大陸的立場就非常關鍵。對統一和“獨立”的態度，也要更明確。對“臺獨”的勢力就要懲罰，對支持統一的群體，就要鼓勵。下一步確實是要加快“統一”的進程了，現在國際局勢變化還是蠻快的。我們不能無限期地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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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對話整理 | 馮簫凝 王希圣

校對｜周宇笛

排版 | 詹蘊第

初審 | 覃筱靖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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