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中國人來講,日本的輪廓是清晰的,它是依照《開羅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在戰后確定的,是那四個清晰的本州、九州、四國、北海道大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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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個認知跟日本人自身對地理的看法,還有很大的鴻溝。這個鴻溝,不是因為謊言而形成的,而是由不同的歷史記憶、法律文本以及地緣政治的感觸所填充。
我們得回到那個征夷大將軍職位,還在發揮它字面意義的年代。和族政權認知里的日本,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不包括北方,那片被叫做“蝦夷地”的地方,是阿伊努人的家園。
1868年明治維新以后,那種模糊的界限,很快就被國家意志強化了。1899年的《北海道舊土人法》,幾乎是同一時期美國《道斯法案》(1887年)在東亞的體現,它們都以保護和同化為幌子,干著剝離原住民土地和文化的壞事,這是19世紀帝國構建時的全球標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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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夷地”由此變成了“北海道”。歷史的奇特之處在于,當年的同化法律,過了一百二十年后(2019年),才被一部首次承認阿伊努人是原住民的新法律所替代,這一百二十年,足夠讓地理空間完全變成法理國土,也足夠讓開拓的記憶,把被開拓的傷痕所遮蓋了。
視線轉向南方,這個邏輯則完全不同了。要是說向北是大陸邊疆邏輯的延伸,那么向南(琉球群島)還有向東(小笠原群島)的擴張,就是完完全全19世紀海權論的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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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王國,而且設立了“沖繩縣”。二戰結束后,這一地區便處于美國的托管狀態下,核心轉折點,出現在1972年的沖繩返還,當時美國移交的是施政權,至于主權問題,則被美方以剩余主權的說法,含糊其辭地一帶而過。
法規里這種精巧的劃分,構成了戰后東亞地緣政經的根基。琉球群島,尤其是沖繩,它的地理價值并不在自身,而在于它是第一島鏈中樞的戰略地位。根據美國國防部的數據,此處聚集了駐日美軍基地的絕大部分。
所以,日本人眼里“沖……”的歸來,從戰略層面來看,是美國冷戰布局的調整;在法理層面,它始終處于施政權和主權的微妙差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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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那片梗在喉嚨的“北方四島”。1945年8月,蘇聯向日本宣戰,并且占據了國后、擇捉、齒舞、色丹這四個島嶼。
1951年的《舊金山和約》,成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的關鍵。日本在第二條C款里,聲稱“放棄對千島群島……的全部權利、權益以及請求權”。
問題是,這個千島群島是不是包含那四個島嶼呢?在這個合約里面,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地理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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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由美國主導、把中蘇排除在外的和約,在戰略性方面比較模糊,給日后的地緣博弈,留出了充足空間。這片有爭議的海域不只是歷史問題,更是現實經濟利益,它是全球一流的漁場,還被認為蘊含著可觀的能源和稀有金屬。
所以中國人眼中的日本,是1945年戰敗定局下的產物,清晰又穩定,是依據國際公理的。
而在日本人眼中的日本,日本是個復雜的動態集合體,這里面有19世紀帝國擴張留下的既得遺產(北海道),還有戰后美國基于地緣政治歸還的統治權(沖繩),還有因法理模糊一直沒法放下的“主權聲索”(北方四島)。
認知上的這些差異,最后都在地圖上展現出來了,地理并沒有變化,可是每個人心里的界限,已經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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