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談自己如何寫文章

文/楊發金 佟曉瑩

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受到尼赫魯總理歡迎。右二為喬冠華

喬冠華在外交部工作27年，曾主管美國、蘇聯、西歐和聯合國事務，對外交各方面工作非常熟悉。他曾參加板門店朝鮮停戰談判；出席兩次日內瓦會議；陪同周總理訪問亞非歐14國；與蘇聯副外長進行馬拉松式談判；1970年由他起草的“五二〇聲明”震動世界；1972年與基辛格談判并草擬《中美聯合公報》；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聯合國會議并發表講話；等等。

喬冠華經常受命起草或組織撰寫重要外交文件，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好評。有國際媒體稱他“具有哲學家的頭腦、外交家的敏捷、歷史學家的淵博知識、文學家的美妙語言”。他正是具有這樣的特點，文章才名揚四海，值得反復閱讀。他的寫作技巧值得學習。

筆者整理出喬冠華在不同年代講述如何寫好文章的體會，以饗讀者。　　　

談怎樣寫國際述評　

喬冠華說：

我談一談，我是怎樣寫國際述評的。這個國際述評一次大體上是五千字，多者七八千甚至一萬字。兩個禮拜一次。雖然數量并不大，但要寫好這點東西，確實還是要花點心血的。許多同志問我：“你是怎樣寫國際述評的，寫作的方法是什么？”

我的寫作方法，其實和馬列主義通常所教導的方法，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的序言里邊詳盡地敘述了他的寫作方法，我作為馬克思的學生，是兢兢業業地按照他的教導來做這個工作的。

第一個方面，是調查研究，收集材料。

如果收集材料是靜態的對象，還容易些；如果是一個動態的對象就困難了。所以不僅要收集書面的材料，中文的材料，外文的材料，而且盡可能收集活的材料。

大家知道，當時的外電都由國民黨收買壟斷了，然后由他們翻譯成中文，改編后再發給我們，實際上是宣傳他們的觀點，我們是看不到原件的。

而我是采取這個政策，任何一件事情發生，各種議論各種有關材料必須要弄到手，必須要看到。中國有句古話，我年輕的時候就印象很深，這話有點老古董，但有一定的道理，即“一事不知，儒者之恥”，意思是說，即使一件事情不知道，也是做學問人的羞恥。這是講書面材料。

在這里邊，我想特別提出來的要講反面材料，好像你在《新華日報》寫國際述評，《掃蕩報》就可以不看了，《中央日報》就可以不看了，這不對。其實正好相反，正是因為寫《新華日報》的國際述評，就必須仔細地看《掃蕩報》的評論，仔細地看《中央日報》的評論，仔細地看中間的《大公報》的評論，仔細地看當時同情我們的一些報紙的評論。并且一個字也不放過，各方面的意見都得要注意，都得要研究。我以為寫任何文章，不看對方的材料，憑自己主觀想法任意往下說，那是容易的。真正的言之有物，有對象，講個道理出來，那才是我們的精神。因為把反動者給我們蒙上的迷霧撥開，才能看到事物的真相。

這個也不要我多說了，馬克思、恩格斯這些導師，在不同的地方講過多少遍，只要能夠把事物原來的面目，原來的變化，把它內在的聯系搞清楚，問題也就清楚了。

這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作為一個小學生，努力去做，這一點我是問心無愧的，但是做得不夠，我也是很清楚的。

收集材料，對我很重要的不僅是書面材料，還有口頭材料。在重慶這個社會里，各種人物都有，我和他們接觸，可以聽到各種各樣離奇的、古怪的看法，但我都不輕視他們，都想一想：究竟這想法有無道理？為什么產生這個想法？它說明什么？這也是我寫國際述評的一個重要方面?？偠灾?，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要把問題弄清楚。

大家都知道二次世界大戰中一個很大的事情，就是盟軍在北非跟希特勒法西斯軍隊的戰斗。

當時大家都預料會有一場決戰，但后來并沒有發生。希特勒把他的十幾萬軍隊撤走了。像這樣的問題是難以預料的，但也可以設想。

這種設想往往是從談話中得到的。這叫弄清楚問題，調查研究。毛主席已講得很多了，我也不去多說了。

第二個方面，是表現方法。

這就是所表現的方法，馬克思說的表現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但是表現的方法往往決定于研究的結果。如我把這一段的國際形勢，發生的事件，它的來龍去脈，它總的方向搞清楚了，我怎么表現它，這里邊就要根據對象本身的具體情況來下決心。

有些時候寫的題目就是一個歡騰的主題。比如說蘇聯攻克柏林，這當然是一個高昂的基調了。表現方法最重要的點，要根據你要寫的對象的具體情況來定，但是除此之外，我愿意說這里邊也有一點作者的藝術手法。

就是如何表現，能夠讓人們看得放不下來，能夠讓人們看完以后，覺得津津有味。這就牽涉到一個作者用何種方法和態度來對待他的主題了。

比如說，我的國際評論中有許多文章看起來是文藝體，但實際上這些主題都是掩飾性的，都是和它的內容分不開的。

我和所有的廣大讀者一樣，是用滿腔的熱情來寫這些文章的。我經常想到屈原的那兩句詩：“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在我的感情上，當時的反法西斯戰爭，就像我們在天上拿著掃帚星掃盡了人間的污穢，舉起長劍來保衛新的時代。一句話，我不寫干巴巴的文章。我覺得寫干巴巴的文章沒意思。

表現方法不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平鋪直敘也是一種方法。直抒胸臆，在魏晉時代，這也是一種文風??！

但當我們處理一個復雜的主題，牽涉的方面很多，那你就必須要考慮到怎樣表現前后語言、標題，必須要放到第一位來考慮。就我來講，往往因為幾句話想不出來，花了好幾個鐘頭的時間想，這樣的事是經常有的，有時會一下子想不出既恰當，又能表達人們情緒的文字。

后來寫得多了，也有一點即興賦詩的味道，帶有一點油滑的味道，這是不好的，但這樣的述評不多。

整整兩個禮拜都是我積累資料、考慮問題的時候。我記得好像是禮拜六發表，禮拜五晚上寫好。這就告一小段落。禮拜六又開始了新的觀察。

過了兩個禮拜，又到了禮拜六，我又開始了。

所以，我去報館除了編黨刊，寫別的文章，多數的時間除了看國際問題的材料外，還考慮下一篇文章如何寫法，抓什么主題，要揭露什么，要采取什么樣的辦法，能夠揭露當時國民黨的黑暗。在當時允許的條件下，有時候行不通，就被他們開天窗，刪掉了。

發表了就準備下一期，如何寫法甚至某些造句，我都想好了。都是材料擺在旁邊，因為我不做筆記，打點記號，查起來很容易。我寫以前有個習慣，我希望在我寫文章以前，我有兩三個鐘頭，什么事情都不做，除掉我要寫的文章外，什么問題都不想，就想我要寫的東西。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在1943年秋天八九月間，因為化龍橋是在郊外，在山坡上，各式各樣的野花都很多。當天晚上我就寫了，要贊揚、要歡呼紅軍的勝利了。我在一條小路上一個人慢慢地散步。忽然從一片叢林里發出一陣香氣，我進去一看是一叢桂花，桂花開了，然后我又繼續散步。我得到這點也可以說是靈感吧！我就想起了兩句話，因為前一年，1942年的八九月，我還在從曲江來到重慶的途中，當時蘇軍的勝利還沒有被全世界的人所認識。到1943年蘇軍快要反攻到蘇聯的國境了，勝利可以說是震撼世界了。所以我想這篇文章的開頭應該這么寫，就是：忽然之間桂花開放，天南海北只要有桂花的地方，桂冠都應戴在偉大的蘇聯紅軍的頭上。當時是用類似這樣的語言。

這個問題就是把這個主題的來龍去脈搞清楚，表達的方法也想清楚，甚至關鍵的語言，然后拿一張紙寫上一、二、三、四，大體上每一段寫什么。文字只要你有強烈的時代激情，你寫出來的東西就帶感情。

我大體上說寫是簡單的，容易的。比如說，一般情況下五千字，順利的話，我三個鐘頭寫出來了，也不需很多改動，文字比較粗糙一點，但也還通順，花不了很多時間。但有時也像長江的流水一樣，碰到礁石，過不去了，要想很久。我的經驗就是這樣，收集資料，弄清楚事物的來龍去脈，它的前后左右的聯系，特別是它內在的聯系，相互之間的關系，這是最重要的，這要花十分之九的時間。根據你所掌握的材料，你要想好，怎樣來表現它，表現得引人入勝，叫人喜歡看。至于寫本身，包含文字在內我看也需認真琢磨。因為只要你是本著滿腔熱情來寫這些東西的時候，你的文字自然就帶上了感情。就我來講，為了表達一個思想，我不惜用一切的比擬，古今中外，文學上的比喻，我能夠用的，我就拿來用，這都是工具嘛！就像打仗一樣，要攻破這個敵人什么武器都用，只要能夠有點結果的都用。

我在表現方法的問題上，在說明問題的時候，我是采用一切可能的辦法把問題說清楚，使它深入人心?？戳艘院蟛粫?，或很難忘記，或者說印象很深，經常能夠想到。

這就是我寫文章的粗淺的體會經驗?！?/p>

1974年秋，喬冠華（左二）夫婦陪同基辛格夫婦訪問蘇州

談外事文稿的寫作　

1958年1月31日，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批評了“現在許多文件的缺點”，認為“看這種文件是一場大災難，耗費精力又少有所得”，號召“中央各部、省，專區，縣三級，都要比培養‘秀才’”，寫好文件。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喬冠華，深感毛澤東這一指示的重要性。因為“文字工作在外交工作中占相當大的比重?，F在，文字工作的量非常大，還可能越來越多”。而外事文稿帶有共同性的問題是：框框多，從內容、結構到語言，成套“設備”，搬來搬去，不敢越雷池一步；求全、煩瑣、寧多勿漏，概括性不強，抓不住中心；不區別對象，該虛而實多，該實而虛多?！叭绮桓淖冞@種狀況，就混不下去了。首先是壓得喘不過氣來?！?/p>

后來，喬冠華曾在外交部召集的關于改進外事文稿起草工作的座談會等場合，講了自己的寫作體會。

關于搞文件的方法　

喬冠華先講了“搞文件的一般方法問題”。他說，第一，要把每一個有關的材料認真、仔細、反復搞清楚，徹底掌握敵、我、友三方面的情況和前后左右各方面的關系。特別是寫辯論性文章，一定要徹底掌握對方的論點，否則就不能擊中敵人的要害。這就是馬列主義。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下苦功夫，沒有別的捷徑。1953年搞中印邊界問題的文件時，我把關于尼赫魯的材料反復地讀，上床睡覺時都在想。在搞材料方面，我們有的司不錯，有些司搞大事記，國際司搞問題小傳，都值得學習。第二，要從材料中跳出來，動腦筋想一想，要像害了相思病一樣地想，然后才能發揮，才能使材料和觀點結合起來，和我們政策要求結合起來。為什么1965年關于中國支持印度尼西亞退出聯合國的聲明和關于越南問題的幾個聲明，都能有些生氣呢？就是因為這個緣故。發表聲明，要能調動自己，鼓舞朋友，打擊敵人，才能起到作用。第三，每個文件都是戰斗，爭取誰、反對誰、孤立誰，要有對象。反對敵人，要在具體問題上具體反對，不是空談反對，要提出矛盾，解決矛盾，這才有力量。根本問題是要帶著政治感情去寫，這樣才不致冷冰冰，才能有戰斗性，氣勢才能壯。氣勢壯是什么意思？在太空中不可能氣勢壯。第二次關于越南問題的聲明（指1965年2月12日），是我晚上看了游行，在心情激動的情況下寫出來的。不看游行，有幾句話是編不出來的。因此，寫文件的人一定要參加些對外活動。

多人討論，一人執筆　

喬冠華說，關于工作方法，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大家先在一起議，然后一人執筆，一氣呵成。另一種，大家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語地湊。我傾向于第一種辦法。不管哪一種，在寫好之后，都要大聲念幾遍，聽聽像不像話。寫的當中可查看材料，但不能抄?？傊?，我們起草文件，既要集中，又要民主。準備醞釀要用十分之九的時間，寫只要用十分之一的時間就夠了。寫文件要有根據，但不要受束縛，要有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精神。

要言不煩　

喬冠華就日常面廣量大的幾種外事文稿，分別講了如何改進的意見。

“關于來往電報”，他說，我們起草的電報，長得很，不得要領。是否需要那么長呢？有些需要，但絕大部分確實可以短一些。有些電報雖然長，但該說的話卻未說，或說不清，廢話講了一大堆，關鍵的話一句也沒有。最近（周恩來）總理要求外交部每天搞電報摘要，就是因為電報太長了。從我這里過手的電報，我的主要工作是刪。批復電報，把擊中要害的話，說一句兩句就可以了，不應該把來電照抄一遍，或把不必要的話硬往上加。其次，還要提倡是非分明，什么該干，什么不該干，這就是毛主席說的旗幟鮮明，否則對大使毫無幫助。

怎樣才能達到旗幟鮮明而又擊中要害呢？這里有個工作方法問題。司長們要親自動手，每天上班后，應把主要的電報和材料看一下，再把有關同志找來一起研究，哪個該復，哪個不復或者幾個一并答復；如果需要答復，應該怎么答復。不能按現在的辦法，司長在電報上一批：某某處辦。科員就把來電一抄，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寫上，司長一批就送上來。在起草給使館的復電時，需要慎重，但意見成熟了，要誠懇提出，要講得扼要些，是非分明。對具體事情要給大使多點回旋余地，但原則的、刀口上的問題，一定要說清楚。我們要考慮到，不能從北京指揮一切，不能對使館提出的一個個具體問題都發指示，這是對大使的不尊重，也很難辦。我這樣講，不是說該復的也不復了。我所反對的是：空話連篇，不切實際。這是一個革命化的建議，希望大家認真研究。有些使館的來電，也是廢話連篇，說不清楚。有的使館一份電報兩三萬字，是浪費，毫無必要。1966年2月初，加納發生政變，駐該國的使館3天來了37份電報，共約8000字，人們看了還不知究竟發生了什么事。還有的使館在來報中事事請示，根本不提自己的意見，我們只好每報一復，每復必長，勢必增加電報量。有些事是必須請示的，有些事有把握不一定請示，事先或事后報告一下即可。我建議給各使館發一通報，請他們今后注意。有些事如果把握不大，可在電報中提出自己的意見，寫明“如有不妥，請指示”。這樣，國內接到來電后，即可不必事事答復，如認為不妥時再復。

“關于內部請示報告”，喬冠華說：主要問題是啰唆有余，概括不足，刀口上的東西、關鍵性的話說不清楚，各個司都有這個毛病。司里寫的請示報告，對象是部里，是中央。一般說來，中央領導同志只希望看到概括的情況，用不著具體細節，因此要簡明扼要，生動活潑，如見其人。如果啰里啰唆，對中央領導同志是個大災難。

司里送上來的東西，有時候密密麻麻，東改一句，西改一句，讀起來既費力，又乏味，毫無概括性和判斷力。如何判斷？那就要從政治上來分析，哪些事應向中央突出講，哪些事可不講或少講。什么是政治？少奇同志說，政治就是要會區別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我們應努力這樣做。關于概括，喬木同志有篇文章《短些，再短些》，對我們非常需要。《外交業務通訊》1965年第6期已轉載，希望大家好好看看。

“關于起草對外講話稿”，喬冠華說，一句話，要寫得短些。大家寫出來要像話，不要不像話?，F在的問題是只講一般化的道理，句子又長又硬，不口語化。陳老總（陳毅）批評我們一個稿子“長句硬如鐵，念稿要出血”。為什么會這樣？就是沒有設身處地為講話人想一想，只是認為寫出的東西，政治上不出錯誤就可以了。這樣是不行的。今后我們要寫得句子短些，要像個話。我們那個受（陳老總）批評的稿子，后來修改得很好。這說明我們不是沒有能力，只要很好地為講稿人想想，是可以寫好的。我起草文件的經驗是，不管在什么情況下，事情多么急，天已多么晚，我總是在寫好后，從頭到尾再念幾遍，聽一聽，像不像話。

1971年10月25日，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11月15日，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率領中國代表團首次出現在聯合國會議大廳，他用大笑回答記者問他現在感覺如何的問題

打官腔就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講得太多”　

喬冠華說：毛主席批評我們外交部起草的給本·貝拉的信是打官腔。什么是打官腔？打官腔就是不看對象、時間、地點和具體情況，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講得太多。后來毛主席要我起草。其實我也沒有什么妙方。第一，先把本·貝拉最近的講話重新翻一遍；第二，把毛主席最近同阿爾及利亞客人的談話認真地看一看；第三，再仔細想想需要講些什么。這樣，就可以了解阿爾及利亞最近的情況，本·貝拉的思想情況，毛主席講了些什么，以便對癥下藥。我寫好后，毛主席采用了。但信的靈魂（幾句話）還是毛主席自己加上去的。因此，寫文件必須注意具體對象。一般性的話可不說。我們現在許多文件不疼不癢。為什么？就是未抓住具體矛盾，沒有靈魂，盡是些大話、空話。最近一個月內發表了四次關于越南問題的聲明，每一次都要把那一次的特點、政治動向概括進去，否則必然重復。

1965年1月10日，關于我國支持印度尼西亞退出聯合國的聲明，在起草的時候，來了蘇加諾的講話。這就不能不針對蘇加諾所講的，抓住他的幾句好話，用在我們的聲明上。這樣文章才能有靈魂，才能有戰斗性。靈魂就是抓當時具體情況下的具體矛盾，并且找出解決這個具體矛盾的辦法。官腔是不會犯錯誤的，問題就在于官腔太一般化，不看時間、地點、對象，說了不解決任何問題。

求全是書生氣 　

喬冠華說：有人還有一個毛病，就是求全思想，一句話四面八方都照顧到。我看世界上沒有人能做到這一點。對這種人，只能說他是書生氣。突出一個思想，不是排斥其他思想；把什么話都說上，等于沒有思想。句子長是個迷信。毛主席的語言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深入淺出，句子短，有風趣，來自廣大群眾，讀起來就很親切。建議大家學習一下毛主席《對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

如何起草對外聲明　

“關于起草政府聲明”，喬冠華說：我們部里處理一般文件，有一定水平?！靶虑闆r”“外事調研”，基本上過了關，當然深度還不夠，有待繼續提高。但是搞公開對外表態的文件如聲明則較吃力。吃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后要有意識地注意提高，在政治分析方面再努把力。對外聲明，是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的活的體現，要有論辯，要有發揮。部里如果要司里起草，要給司里必要的幫助?，F在的情況是，部里要司里寫，司里要處里寫，但處里不知道中央精神，只好以老文件為師。今后再搞這種文件，第一，領導上要親自抓，必須給下面同志具體幫助。第二，必須給起草文件的人一定政治待遇。叫人家寫，不給材料看，寫不好又說人家不行。這是不對的。今后對寫文件的人，要不以級別限制，多給文件看，平時多吹風。這不叫特殊。我們不能單純地只怪一方，說你起草的文件不能用。亞非司實行司、處、科員三結合（寫作）的辦法很好。各司可以學習他們的經驗。我們這些人為什么寫出的東西好一點呢？就是看的材料多些，聽的多些，別無竅門。第三，就是要有革命的頑強性。寫的東西領導上批評了或否定了，不要泄氣，沒有一個人下筆即能成章。搞一次文件，就是打一次仗。捷徑是沒有的，主要在于刻苦學習。如果本身有一定寫作條件，也還要經過刻苦努力的過程。我每寫一個稿子，總要反復考慮，即使晚上躺在床上，還要想一想哪一句、哪一字用得不對，如果中央、毛主席有改動，更要反復地想：為什么要改？如果每次都能這樣想，時間久了，慢慢就會進步。我們起草文件要抱滿腔熱情，像唐僧取經一樣。要革命，否定了自己稿子有什么關系？否定了，經過思考、體會，即可提高。

喬冠華說：最后，提一個希望。希望重要文件到我手后，能有一定的回旋時間。第三次關于越南問題的聲明，其中美國企圖炸出一個體面的和平談判來，警告美國不要認錯對象這兩段，就是在中午的回旋時間內“回旋”出來的。

在喬冠華關于改進外事文稿起草工作座談會講話后，外交部曾連續幾天，分地區司、其他單位兩個片開座談會討論：為什么寫不好？怎么改進？提出了五項措施：一、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戰斗風格和深入淺出、生動活潑的語言文字；二、有組織有領導地學習領導上批改過的文件和一些范本，不斷總結經驗；三、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發動大家動手寫，進行實戰練兵，同時司、處有重點地培養一些寫手；四、目前首先要求起草文稿做到重點突出，文字通順，精練簡短；五、改進寫作方法，上下結合研究，然后指定一人執筆，反復修改，九分醞釀一分寫。

此后，外交部的外事文稿寫作不斷得到改進和提高。

本文為《黨史博覽》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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