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克·卡爾森、尼克·富恩特斯與右派的“Groyper”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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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幾周之前，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還只是極右翼網絡小圈子里略有名氣的煽動分子，基本屬于邊緣人物。現在完全不是這樣了。最近，他的名字和臉頻頻出現在各類主流媒體上，身旁通常伴隨著“種族主義者”“卑鄙”“惡心透頂”之類的字眼。還有評論員干脆罵他是個“吃鼻屎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否認納粹大屠殺的人。

然而，盡管背負著這樣臭名昭著、帶有強烈污名的名聲，富恩特斯最近卻仍被請去和塔克·卡爾森（做了一場長達兩小時的輕松對談。卡爾森可以說是當今全美最具影響力的保守派媒體人物之一，他為富恩特斯提供了一個格外友善、正面亮相的舞臺。那一刻實在令人震驚: 一個公開稱贊希特勒、惡毒抨擊猶太人的人，正與主流特朗普主義事實上的代言人面對面地坐下，愉快地聊著天。

這場卡爾森與富恩特斯的會面絕非偶然的孤立事件，更合適的理解方式，是把它看作保守派政治深層變遷的一種癥狀。我們正在目睹的是，美國右派內部一條古老的思想支流正在卷土重來，并試圖爭奪整個運動未來的主導權。這條支流可一路追溯回上世紀九十年代帕特·布坎南的總統競選，再往前可抵達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查爾斯·林德伯格的“美國優先”運動，其核心理念是: 右派應當是一支以血統和出身界定的族裔民族主義聯盟，對移民幾乎不留空間，對猶太人等宗教和少數族裔也容納有限。

幾十年來，這套愿景被壓制在共和黨邊緣，并被黨內領袖公開否認。如今，它正在堂而皇之走到臺前。卡爾森與富恩特斯的友好會面發出信號，說明右派內部某些根本性東西已經發生了變化。以往只限于極端邊緣的言論，如今在保守派核心人物那里，正被容忍，甚至被正常化。

尼克·富恩特斯本人則代表了這一傾向毫不掩飾、極端化的一端。二十多歲的他通過網絡在憤懣的年輕男性中積聚起追隨者，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幸災樂禍的挑釁者和意識形態家。他出身芝加哥郊區一個中產家庭，少年時代就是特朗普的狂熱支持者。按照他自己的敘述，他曾因被指控反猶而遭主流保守派“封殺”，其中最突出的是評論員本·夏皮羅對他的切割，之后他索性全盤擁抱“壞小子”的角色，成了自封的“格羅伊珀軍”（Groypers）領袖。

這個“格羅伊珀軍”是一個誕生于互聯網的極右翼亞文化，專門用來沖擊保守派建制的邊界。“Groypers”的名字來自一只和“青蛙佩佩”（Pepe the Frog）類似的卡通蟾蜍表情包，它以冒犯性幽默、網絡釣魚和各種越界惡作劇為生存方式。其追隨者在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發送反猶和種族主義梗圖，經常用多重反諷來掩飾自己的仇恨，例如反復說“就是開個玩笑而已，你們怎么這么不開得起玩笑”。

Groyper 是“青蛙佩佩”（Pepe the Frog）迷因的一個變體。“格羅伊珀軍”（Groypers）的名稱就源自這一迷因，它指的是一個松散的團體，由白人民族主義者以及尼克·富恩特斯（Nick Fuentes）的追隨者組成。

在不少人眼中，這似乎只是孩子氣的惡作劇，而背后真正的陰險意圖，是推動右翼話語的“奧弗頓之窗”整體右移，讓極端觀點更容易被接受。正如作家約翰·甘茲所指出的，幾乎當下右翼圈中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在群聊、梗圖和信息流中，幾乎天天都會接觸到“格羅伊珀軍”的噪音，這些內容成了年輕右派一代人的背景噪音與日常配樂。

站在圈外的人，很難真正看懂所謂“格羅伊珀式”的這一整套氣質與玩法。那是一種高度依賴梗圖、整日浸泡在反諷當中的政治參與方式，始終踩在一種“隨時可以事后撇清”的模糊邊界上。在這些在線空間里，針對猶太人、黑人、穆斯林、女性或 LGBTQ 群體的辱罵性稱呼被隨意拋來拋去，順帶丟上一句“開個玩笑嘛”的眨眼式免責聲明。上一分鐘，用戶還在轉發粗鄙的大屠殺笑話，下一分鐘，他們就一本正經地討論某個“陰謀集團控制政府”的理論。整體效果，是一邊讓人對這種內容逐漸脫敏，一邊推動他們向更極端的方向滑行: 仇恨言論變成圈內人彼此建立關系的隨手小道具，而極端觀念則打著“幽默”的幌子，被悄悄塞進日常話語之中。參與者對外也對內反復強調，他們只是在反抗政治正確和左派的“取消文化”。

事實上，這種文化在2010年代末的興起，本身就源于對“管得太嚴”的一種反彈。當時，把“本不該說出口的話”說出來，成了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陣營內部的一種娛樂方式，也成了比狠的游戲，有評論者把它形容為一種所謂“based 儀式”，參與者要不斷說出比上一位更離譜、更不顧政治正確的言論，以此證明自己真的不受主流建制規范的約束。

然而，那些出于表演目的的“越界”，最終很容易演變成真心信奉。長期浸泡在有毒梗圖和冷嘲熱諷之中，會一點點腐蝕原有的道德護欄。時間一長，“用挑釁性辱罵來氣左派一把”和“真心認同充滿仇恨的世界觀”之間的界線就會開始模糊。那些最初還對自己解釋說“只是反諷”“只是釣魚”的人，會對殘酷變得愈發麻木，同時對離譜的陰謀論也越來越容易接受。正如甘茲所說，對這些“只是開玩笑”的偏執言論的不斷沉溺，會一點點消解人對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免疫力。這是一個漸進脫敏的過程: 一開始還拿毒氣室當笑話，最終卻對所謂“美國白人正在遭遇大替代”的論調頻頻點頭附和。

唐納德·特朗普崛起掌權，極大地加速了這一進程。此前邊緣的極右翼人物在2016年競選中以狂熱的興奮迎接他的出現，覺得自己的時代來了。特朗普破壞常規、毫不道歉的風格，從辱罵墨西哥移民，到試探式提出對穆斯林入境的全面禁令，再到不斷抨擊“政治正確”，讓一些本來在主流政治中禁忌的觀點突然獲得了正當性。原本深居晦暗角落的白人民族主義和“另類右翼”活動分子，忽然感到自己被看見、被鼓舞。2017年那場在夏洛茨維爾的游行，是這種壯膽情緒的高光時刻，手持火把的示威者高喊“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Jews will not replace us”），為避免歧義，在語意層面，“Jews will not replace us” 表面上只是“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實際說的是“我們這些白人絕不會讓猶太人把我們從主導地位上換下來”。而當特朗普在回應夏洛茨維爾事件時故意模棱兩可，說雙方都有“非常好的人”，這向極端亞文化清楚傳達出一個信號: 他不會強烈地把他們排除在外。

隨后在社會反彈中，許多公開的“另類右翼”領袖被趕出主流話語空間，“另類右翼”這個詞本身也大體失寵。特朗普本人從未完全接納他們最極端的綱領，有時還會在話語上與赤裸的偏執保持一點距離。但保守主義內部的文化轉變已經發生。年輕的活動人士和初級助手們，早已內化了另類右翼那套玩味越界、沉迷陰謀論的風格與心態。即便最張揚的白人至上主義者被逐出推特和臉書，他們的梗圖和態度仍然活躍在年輕“讓美國再次偉大”支持者的群聊和私密頻道里。到了特朗普任期結束時，曾經把極端邊緣圈限制在外的“防護欄”已經被撞毀。極端與主流之間的界線被打通，這個運動的免疫系統被削弱，只等下一次感染。

這下一輪感染來得很快。2022年底，埃隆·馬斯克收購了推特（現為 X），并移走了平臺上殘存的諸多限制。曾被封禁的極端分子一下子又拿回了擴音器，一股毒性極強的內容洪流再次被釋放出來。許多此前被擠壓到角落的觀點與人物又涌回保守派的信息流。此刻，大壩算是真正決口了。而這一次，這股洪水幾乎沒有遇到什么抵抗。隨著特朗普重新啟動重返權力的競選，同時圍繞疫情防控、種族正義抗議等議題的文化戰爭也進入沸點，極右翼的說辭在保守派社交媒體上得到熱烈響應。許多保守派，尤其是年輕人，已經對“說出那些不能說的話”的腎上腺素快感上了癮。如今，這一切在主流平臺上又觸手可及。

這一連串事件的疊加，帶來了一個醒目的變化。如今，在保守媒體中公開表達某些觀點已經成為可能，而這些觀點在不久之前還足以讓人瞬間身敗名裂。公開支持建立以族裔劃線的國家，赤裸地主張歧視那些不被視為“傳統血統”的美國人，甚至重新把對希特勒的道德定論拿出來當作爭論話題，這些念頭過去只會出現在新納粹的小圈子論壇里。可到了 2023 年，人們已經可以在塔克·卡爾森的一檔黃金時段訪談中，隱約聽到這些觀念的回聲。

這便把我們帶回到那場卡爾森與富恩特斯的對話。在那次對話中，富恩特斯用既耳熟又令人戰栗的方式，系統闡述了他對美國猶太人的一整套控訴。他以平靜、近乎學院式的口吻聲稱，由于猶太人有著長期作為無國家僑民、在不同國家之間保持緊密共同體紐帶的獨特歷史，他們不可能對美國保持完全忠誠。他堅持說自己并不懷有仇恨，只是在“現實地”談論身份政治，但言外之意再清楚不過: 在他筆下，美國的猶太人被描繪成一個凝聚成整體、追求自身議程的群體，而這套議程與美國整體利益并不一致。既然如此，富恩特斯接著論證說，白人基督徒美國人就大可不必有任何愧疚感，同樣可以按照族群身份來組織和動員自己。

卡爾森對此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反而順勢附和，說自二戰以來，白人美國人一直被教導要“憎恨自己”，等于是認同了富恩特斯那一套主張，認為右派現在也該搞一種有自我意識的白人、基督徒身份政治。在這一段交流里，偽裝被徹底扯下。反“覺醒”的民粹話語順滑地滑入了為白人民族主義辯護的論證之中。在某些特朗普主義圈子里長期存在的潛臺詞，此刻變成了明擺在桌面上的話。如果一個人真心相信政治就是不同族裔或宗教集團之間的零和對決，就像富恩特斯毫不掩飾所宣稱的那樣，那么多族裔民主在他眼里就會變成一個謊言，“無法同化”的群體也就成了國家的致命威脅。按照富恩特斯的邏輯，除非把這些群體從國家共同體中排除出去，否則國家就不可能真正健康、統一。這正是卡爾森與富恩特斯所共同加以印證的那套世界觀的最終指向，無論他們是否敢公開說出口。

批評以色列政府，或質疑美國對其支持，本身并不等同于反猶，許多人是出于對人權的真誠關切而提出質疑。然而極右翼最近對“以色列問題”的癡迷，源頭卻完全不同: 它根植于一種“血與土”的民族主義。像富恩特斯這樣的角色并不譴責以色列的不自由，事實上，他們往往把以色列視為理想的族裔國家加以欣賞。他們真正的不滿在于，美國保守派一直被告誡不能按照同樣的身份政治規則行事。在他們眼中，美國猶太人體現了一種把群體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少數族裔，所以美國的白人基督徒也應該開始照著做。如果猶太人被描繪成拖累國家的“全球主義”異物，那么隱藏的含義，就是國家擺脫他們的影響會更好。

仔細聽富恩特斯的那些獨白，就不難看出他是如何嫻熟地把毒藥摻進看上去頗為理性的論述里的。他一會兒講一些聽上去頗為道理的話，比方說人都有文化忠誠、僑民社群客觀存在，一會兒又切換回典型的反猶陳腔濫調，比如說猶太人“無法同化”、會在暗中與寄居國作對，在這兩類話語之間來回游走。他把整套說法包裝成一種“防御性回應”，意思是既然猶太人都在搞身份政治，那白人基督徒為什么不能照做。同時，卡爾森非但沒有提出質疑，反而不斷點頭附和、加以補充，比如順著他的話繼續說，自二戰以來，白人美國人一直被灌輸強烈的負罪感，以至于不敢為自己的身份辯護。這是一種扭曲的角色顛倒: 它把歷史上的主導群體塑造成被圍攻的受害者，號召他們去向一個長期處于弱勢地位的少數群體“學習如何為自己挺身而出”。通過這樣的敘事運作，原本赤裸的白人至上主義意識形態就被洗白包裝成了一種更容易被大眾接受的版本。

卡爾森與富恩特斯的組合，也凸顯出一種在極端政治中屢見不鮮的社會學式聯盟，即上層精英與被煽動群眾的合流。卡爾森是典型的美國老牌特權階層產物，繼承了家族財富，是前大使的兒子，受過精英教育，是華盛頓媒體圈里的地道圈內人。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富恩特斯，則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大學輟學生，自稱“非自愿獨身者”，在家中破舊的小工作室里開直播，滔滔不絕地發表他的怒氣長篇。他們來自截然不同的社會世界，卻因為在族裔民族主義和反猶世界觀上的高度一致，結成了一種極具威力的政治聯盟。這種搭配延續了美國公共生活中一個由來已久、令人不安的模式：有體面門面的建制人物，為煽動性極強的鼓動者提供合法性背書。過去我們就見過類似的組合，如今這一幕正在再次上演。

卡爾森擁抱富恩特斯引發的后果來得迅速而且耐人尋味，保守派世界內部正在圍繞如何回應而分裂。一些知名人物以憤怒和驚駭做出回應。可以說是全美最知名猶太保守派的本·夏皮羅，指責卡爾森在兜售那些威廉·F·巴克利曾經努力清除出運動的偏執觀念。（巴克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曾公開譴責反猶主義，并將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的極端分子趕出保守運動，盡管他本人的記錄并不完美。）電臺主持人馬克·列文則雷霆大作，強調右派不應為“崇拜希特勒的人”或仇視猶太人的人預留任何位置，他提醒聽眾，以前的保守派曾經把大衛·杜克和帕特·布坎南這樣的偏執人物排斥在外。按列文的話說，我們理所當然應該“取消”并剝奪此類人的平臺。

然而，這種舊式的“把關”沖動，即用清晰紅線把怪人清出門外，現在則在內部遭遇了強烈抵抗。史蒂夫·班農和其他強硬派人物，嘲諷夏皮羅和馬克·列文等批評者是與時代脫節的“化石”，認為他們從來就沒真正接受特朗普革命。他們不愿直面富恩特斯的反猶主義，而是試圖把注意力轉移到左派所謂的反猶上，例如指向那些批評以色列的進步派政治人物。在他們的敘事中，真正的威脅來自“全球主義者”和左翼，任何在右派內部指出偏執問題的人，都是在“背叛事業”。

就連保守派體制內的精英也顯得搖擺不定。一個令人震驚的信號來自傳統基金會這一共和黨建制支柱。該智庫主席凱文·羅伯茨一開始迅速替卡爾森辯護。在一段視頻聲明中，羅伯茨宣稱，作為“一名基督徒和美國人”，他的忠誠首先獻給基督，其次永遠獻給美國，并警告說，保守派對任何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外國，都不負有支持它的任何義務。他接著抨擊“全球主義精英階層”及其在華盛頓的代言人，聲稱這些人企圖壓制辯論，甚至控訴卡爾森的批評者組成了一個服務于他人議程的“惡毒聯盟”。其潛臺詞不難聽出: 羅伯茨在暗示有一群“不忠的精英”（這在美國語境中常被視為暗指所謂“猶太勢力”的常見政治隱語。）正在攻擊卡爾森。

隨即，反彈鋪天蓋地而來，傳統基金會的老一代理事與金主深感震驚，羅伯茨匆忙道歉并收回說法。但這場風波暴露了一條巨大的代際斷層。來自內部的報道描繪出這樣的場景: 傳統基金會里的年輕員工為羅伯茨叫好，反而疑惑他到底說錯了什么。很多人長期浸泡在新右派媒體生態中，對這些會令前輩觸目驚心的說辭毫不眨眼。一位資深保守派作者估計，右派陣營中四十歲以下的幕僚，有高達三成乃至四成人，對“格羅伊珀軍”世界觀抱有同情。無論真實比例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以前被視作絕對禁區的觀念，如今已經在新一代保守精英中擁有了不容忽視的受眾基礎。

簡單來說，右派對公開反猶的禁忌正在消退。這個運動的免疫系統已經受損，內部圍繞如何應對的斗爭才剛剛開始。從目前跡象看，新興的特朗普派建制更傾向于擁抱、或至少容忍那些原本不可說的東西，而不是加以拒絕。那些發出反對聲音的人，比如夏皮羅、列文以及少數共和黨金主，則顯得越來越孤立無援。

副總統J. D. 萬斯在這一點上格外引人注目，他刻意回避對卡爾森與富恩特斯的訪談，這說明有抱負的共和黨人看不到與這部分激進基本盤對立的任何政治好處。至于特朗普本人，則完全無意與那些向他靠攏的極端聲音劃清界限，他過去就從未真正那么做過。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少數老派人物覺得自己必須出面表態。特德·克魯茲憤怒指出，如果在有人說希特勒“非常酷”、揚言要戰勝“全球猶太人”時，你卻坐視不語，那你就已經在作惡中同流合污。林賽·格雷厄姆則說得更直白，他打趣道，自己屬于黨內“堅信希特勒糟透了”的那一派。單是這些話居然需要在今天的共和黨政治中被明明白白說出，就足以令人震驚，這清楚標示出話語邊界已經被推移了多遠。

這種激進化是否會葬送右派，還是會讓其憑借民粹怒火再攀新高，目前尚無定論。一方面，與毫不掩飾的種族主義者和反猶者結盟，從選舉表面邏輯看，似乎是在美國這樣一個絕大多數選民本能厭惡赤裸偏見的國家自毀前程。一個公開沾染尼克·富恩特斯式極端主義污點的平臺，很可能會疏遠共和黨贏得全國大選所必需的郊區溫和選民和中間派。現實中也確有跡象顯示，更廣泛的公眾，包括不少年輕美國人，對這種“格羅伊珀化”的轉向感到反感，也就是被格羅伊珀軍式的白人民族主義和反猶亞文化持續滲透、改寫話語邊界的過程。

但如果因此就斷定一定會自發出現逆轉，或認為這股狂熱會自動消退，那就太危險了。在一個高度極化的兩黨體系中，只要另一方足夠令人厭煩、遭到足夠多人的痛恨，一個極端派系仍然可能奪取政權。特朗普本人就曾在2016年被很多人視為不可能當選的邊緣候選人，卻在特定條件下成功走進主流。如果經濟危機或政治失靈將足夠多選民推向一種絕望的反建制情緒，那么一個被極右邊緣派全面主導的共和黨依然可能“默認獲勝”，尤其是當其公開代表人物學會在競選季暫時收斂最具放射性的主張時。

可以肯定的是，保守運動內部正在經歷一場深刻轉型。邊緣與主流之間的界線幾乎已經消失。舊日的正統守門人，比如巴克利和克里斯托那一代，要么離開舞臺，要么被邊緣化，他們的警告基本無人理會。新動能，無論好壞，來自富恩特斯這一類人物，或者來自那些愿意為自身目的去駕馭這股能量的人。許多昔日只在匿名論壇里悄悄流傳的觀點，如今已經在政治集會上被公開高聲喝彩，并由有影響力的評論員在主流話語中予以呼應。美國右翼內部那條曾被普遍認為早已沉睡的舊有思潮，不僅依然存在，而且正在這個兩大黨之一的內部節節上升，逐漸占據上風。

把這一切當作一陣自會崩塌的丑惡浪潮，或許會讓人感到一時安慰，覺得美國人終會本能退縮，這場高燒終究會退去。的確，也有跡象表明，許多選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新右派的各種過火表現感到厭惡。但自滿是危險的。政治話語的“可接受”范圍已經位移，曾經在右派陣營里不可想象的事情，如今已經發生。禁忌已被打破，潘多拉的盒子已經被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