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她世紀：女學生與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

“當男作家討論娜拉怎樣出走時，她們用作品建造了娜拉的行動。”

她們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批女作家；是第一批剪短發、上大學、自由戀愛的“叛逆女孩”；是勇于用“我”說話、勇于發表對社會的看法、勇于表達愛情、勇于內心審視，也勇于向傳統發出挑戰的新青年；是一百年前中國女性中的“遠行人”，是現代女性寫作的“持微火者”，是破開巖石的堅韌種子。

文學不僅僅只是文學，女性文學也不是孤立的，它與女性解放史、女性教育史，新媒體傳播、甚至與整個社會之于女性的想象都密切相關。學者張莉重返一百年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寫作的發生現場，重現中國現代女性作家的日常生活，還原具有“現代精神”的女性文本如何生成的歷史——一百年前的女性如何掙脫枷鎖？今天，她們仍在回答我們的困境。

以下是張莉老師為《開啟她世紀：女學生與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1898—1925）》所作的緒言。

女學生與中國現代女性文學的發生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代女大學生，是本書所關注的主角。

女學生與現代女性寫作發生的淵源，只有借助于梳理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批女作家的教育史、生活史及寫作史，才有可能被充分闡明。為此，我想要借助的是“社會性別”這一視角。只有當研究者進入歷史情境，采取“共時”的講述，“社會性別”才能成為一個有效的視角，研究也才會具有意義。換言之，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關注“中國環境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而不是時下女性文學研究中通用的借“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解讀“中國現代女性寫作”。

導論將勾勒出本書的主旨，并闡釋社會性別與女作家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我的結論是，通過重視社會性別及女性寫作實踐，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獨特性將被重新發現，“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與中國女性寫作之間的關系將獲得反思。有關現代女性寫作發生的研究，會為我們業已熟知的“女性寫作”發生史帶來某種修正和調整，進而豐富我們對現代文學發生史的理解。

現代女性寫作發生的歷史條件

1898年到1925年，有關女性的一切價值判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女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她們的身體被凝視，被討論，被批評，被試圖改造，她們從來沒有這樣被舉國重視。在這之前，中國女性普遍都生活在家內，遵從著“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女授受不親”的行為規則。但是，1840年后，情況逐漸發生改變——婦女們逐漸被知識分子“發現”，女性問題被認為是國家衰弱的原因之一。正是對女性問題的關注，開啟了晚清民初以來有關女性生活乃至整個民族國家的變革。

“婦女問題”經過自晚清以來近百年的使用，早已被常識化、本質化了。女性為什么會被講述為問題、如何被講述是值得關注的，但同時，“婦女作為問題”這個事件本身就值得關注。它提示我們，要求女性走出家庭，其動機是把女性作為“問題”看待和解決的。

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使她們放足、進入學堂讀書——雙足的解放為婦女們生育出健康、強壯的后代提供身體保證，進女校讀書使她們自食其力，以免成為男人的負擔，另外，這樣的經歷也為將來的國民成長提供一位知書識禮的母親。女學生的出現，其實是民族國家運動“福蔭”的產物，換言之，借由民族國家的想象，中國歷史上的新一代女性開始誕生。只有充分了解婦女被發現的歷史背景，女學生之于婦女史及現代史的意義才可以被理解。

中國歷史上現代意義的女學生——不是請私塾先生進入家庭，也不是名士文人在家中收的女弟子，出現在晚清。最早，她們出現在外國傳教士開辦的教會女校中。有資料可查的中國人自辦的第一所女校出現在1898年。之后，女學生（即從女子學校中培養出來的青年女性）越來越多，隨著1907年清政府《學部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26條和《學部奏定女子師范學堂章程》39條的頒布，女學堂在中國合法化，日益壯大的女學生群體也漸漸成為婦女中的文化精英階層。

女學生身份對于現代女作家的出現意味著什么？首先，女學生是中國第一群以合法的名義離開家庭進入學堂讀書的女性。這使幾千年只能在家內生活的良家女性進入了公共領域。其次，她們開始接受“家外”的、現代意義上的學校教育：她們被教育如何成為國民，為國家（而不只是為家庭）分擔責任。這些責任包括生育健康的后代、教育孩子為國效力、幫助丈夫處理社會事務以及在成家之前可以自食其力等。在學校，她們獲得了閱讀大量報刊的機會：她們不必每天被家長要求刺繡、學習家務；她們不再只閱讀與傳統女性行為有關的書籍；她們將有更多的渠道閱讀晚清民初不斷出現的報刊，這些報刊和書籍為她們提供林譯小說以及新鮮的資訊；她們還將在課堂上被要求寫作，作文內容通常包括如何看待國民身份、探討新女性形象、女性將來的義務、對旅行和家事的理解等。如果遇到一位開明的老師或校長，她們的文字及心得體會將以女學生某某某或某某女校學生的署名拿到報刊上發表，以顯示當時女學教育實績。

女性生活中出現的諸多新變化：走出家庭、進女校讀書、與同齡女性交流、出外旅行、參與社會活動、與男性交往……都是現代女性寫作發生的客觀條件。這些條件應該被視作女性寫作時必不可少的那張“安靜的書桌”。這里的書桌并不是實指，它象喻的是生存環境，不愉快的心情與環境將大大降低她們的寫作熱情。傳統社會中的女性在家內安靜寫作的可能性遠遠低于那些女校中的寫作者。家內的女性時常會被要求做飯、做家事、刺繡、帶孩子，即使父母、丈夫允許她們寫作，這件事也常常會被家務工作打斷。在女校，上述情況則不會發生——讀書、習作不會被認為是不務正業，尤其是在她們的國文課堂上。當然，“安靜的書桌”還隱喻了安靜思索、自由選擇情感歸宿的可能。在1898年至1925年的近三十年時間里，中國女性獲得了比她們前輩更多的生活自由，毫無疑問，她們所經歷的外面的世界，遠大于其母親。

作為新的女性形象，“女學生”不只代表著新的社會群體，還意味著新的女性審美標準的形成：有文化、引領時尚潮流、對情感及未來有非同一般的認識。女學生群體的出現，也意味著一種新的女性文化的開始。婦女們的文字獲得更多的關注——出版商和報紙編輯們喜歡刊登女學生們的文字、照片。這一時期婦女們的文字際遇與她們的前輩相比也要幸運得多。對于后者而言，指望出版商大量出版著作是困難的，她們的文字只會在親戚朋友的信箋以及與丈夫的兩地鴻雁傳書中出現，受眾顯然要少得多。從女學生身份出現開始，盡管刊登的目的各不相同，雜志們對于女學生文字的青睞從未停止。1919年后的新文學期刊也加入了樂意發表女作者作品的期刊行列。事實上，“一個社會采用什么樣的藝術生產方式——是成千本印刷，還是在風雅圈子里流傳手稿——對于‘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社會關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性因素，也決定作品文學形式本身”①。——傳播方式的變換意味著現代女作家即將出現。

到1919年，中國的初等小學女學生是190882人，高小女學生則達24744人，②這個數字遠遠大于十年前女學生數量。官辦的師范學堂由官方出資，為女學生提供學習費用，現代女作家廬隱、馮沅君、蘇雪林、石評梅、丁玲等，都曾經以師范女校學生身份獲得過資助。1922年至1923年間，中國還出現了兩所國立女子高等學校——北京女高師和燕京女大。政府開始資助青年女性出國留學，她們在日本、美國、英國學習醫學、師范、藝術史、文學等。這些進入高等學府就讀的青年女性，比普通的家內女性或中等師范的女校學生獲得了更多的閱讀、寫作、發表文字、進入社會領域的機會。了解這一教育史背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批女作家都來自當時女子高等學校和國外留學歸來的女大學生群體這一現象，便不那么令人驚奇了。

現代女性寫作者的產生

把婦女們從家內“解放”到學校，就能產生真正的現代女性嗎？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便沒有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真正意義上的完成。需要辨析的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發起的“不纏足”“興女學”運動與“五四”時期的女性運動有本質區別。康有為、梁啟超號召女性放足進入學校，是為了培養健康的國民。他們看重的是女性的生產功能。換句話說，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知識分子們看重的是女性的生產力，其實質就是“婦女的生物性再生產（生育）被等同為民族的生物性再生產（繁殖）”③，即健康的女性生育健康的國民，有學識的女學生將成為他日的賢妻良母。

新文化運動也號召婦女們從家庭中逃離，但看重的是對于個人自由意志的尊重。新文化運動對“婦女是人——有著獨立自由意志的人”的認識，對于女性運動發展至關重要。這無異于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對于婦女的發現，即發現她們的人格。

為數眾多的學者都發現了晚清民初以來中國女性身上發生的從外表到精神的一系列令人吃驚的變化。這真是一場有關女性身體的改造運動。在當時，這個運動常以“母親”與“女兒”的對比方式比喻。“母親”，她們裹著小腳，梳著傳統的發式，穿著長衫，目不識丁；而“女兒”們，腳是天足，發是短發，衣服的式樣也開始變短，以利于運動，她們上新式學堂，敢于公開演講，也有作品在雜志上發表。與此相應的是精神氣質的變化：“母親”的臉上的膽怯害羞被“女兒”臉上的活潑大方所替代。知識分子們以“舊女性”和“新女性”命名“母”與“女”，也暗示了新一代女性的出現。與舊女性迥異的人生觀、價值觀使這些新女性有別于傳統意義上的才女。現代女作家們無一例外的“新女性”身份，為新文學的寫作者都來自新的女性階層這一論斷提供了佐證。

對現代女性寫作發生的探源將使我們意識到，1917年開始的文學革命成為現代文學的起點，并不必然產生現代的女性寫作。女性文學、女性寫作有其自身的源頭和軌跡。現代女性文學的發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過程，她們的文字——“浮出歷史地表”后的文學作品的確值得書寫和銘記，同樣，她們浮出歷史地表之前的情狀——既豐富又模糊、既隱秘又誘人的空白之頁，也值得記憶與關注。

有必要借用伍爾夫的句式來講述現代女性寫作者的發生史：現代女性寫作者的誕生，要感謝兩場戰爭，一場是把婦女們從家內解放到家外的“賢妻良母”的戰爭，另一場則是在“五四”時代的“超賢妻良母”運動，它為婦女們的解放提出了“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人”的目標。如果說女性走出家庭進入公共領域只是為女性寫作提供了客觀條件的話，那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則為現代女性寫作提供了創作者——一批具有現代主體意識的女性。她們是勇于用“我”說話、勇于發表對社會的看法、勇于表達愛情、勇于內心審視，也勇于向傳統發出挑戰的新青年，是與男性青年并列走在時代潮頭的女性青年。

如果把中國現代文學理解為“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④，那么，這也就意味著女性寫作史不只是女性文學史，它還是現代女作者出現的歷史，是具有“現代精神”的女性文本如何生成的歷史。

現代女性作家的軌跡——逃離家庭、接受新文化教育、自由選擇婚姻、自由寫作，既是廬隱、馮沅君、白薇的生命經歷，也是丁玲、蕭紅等人的人生體驗。人的意識和女性意識的蘇醒使她們參與現代文學的書寫，并且，她們開創出現代女性寫作傳統的事實表明，“五四”運動之于女性文學的貢獻之一，在于它為現代女性寫作培養了一批有著獨立意識的寫作者。⑤

這樣的證明牽涉到以往人們對“五四”的理解。在諸多女性文學研究者看來，“五四”時代“女性文學之所以特別易于被主導話語同化或者取代”，是因為“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僅以人本身為目的的運動，‘五四’運動、婦女運動都是以民族問題為前提”。⑥

陳曉蘭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僅用西方理論和西方的眼光、標準評價中國的婦女和婦女文學，則會走向死胡同，至少會走向簡單化、僵化，淪為僅僅成為學術界婦女精英自得其樂的文字游戲而無助于中國婦女的現實。”⑦但是，她提出來的論據卻令人遺憾，在她看來，“五四時代，提倡婦女學文化是為了提高種族的素質，與男性進行交流。提倡婦女解放，把女人當人看，是以對弱國子民的反思和強國強種為目的的”⑧。

論據依據的并不是歷史事實，以“強國強種為目的”的婦女運動出現在晚清及民初，而在個人主義彰顯的“五四”時代，婦女是被當作人而非當作賢妻良母“解放”。那種以“強國強種為目的”的解放，恰恰正是“五四”知識分子們所嚴厲批判的。如果婦女不是妻子、母親，她本身有自己存在的意義嗎？在“五四”時代，無論是魯迅、胡適、周作人，還是葉圣陶、李大釗都使用了肯定句式。葉圣陶的《女子人格問題》就是直接針對把婦女當作“物”而非“人”的現象進行批判的，而胡適在《美國的婦女》中提出的“超賢妻良母”主義，實際上也是對于婦女本身有其生命意義和價值這一命題的肯定回答。

在中國，還沒有哪個時代能像“五四”那樣關注“婦女”的生存境遇，盡管當時并沒有出現如西方婦女史上杰出的婦女運動領袖，但是男性知識分子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及認識深度，卻并不像女性主義研究者所籠統批評的。

中西婦女史比較視野的引入

雖然這是一部有關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發生史的研究書稿，但是，它依然有著引入“西方”“世界”婦女運動史背景的必要。只有在充分了解“他者”的情況下，才能認清這個久已熟悉的、已成為定式的“自我”。

本書第一章講述晚清社會中的婦女問題時，引入了世界婦女運動史作為觀照。這里說的世界婦女運動史，指的是發生在歐美等國的婦女運動，而不是傳教士或留洋考察歸來的知識分子眼中的西方婦女境遇。強調這一點尤為重要。晚清敘述中的西方婦女與歷史現實中的西方婦女處境的對照，將使我們更真切地觸摸到“西方婦女”在晚清傳教士及中國知識分子話語中被“策略”敘述的命運——西方婦女的生活處境、婚姻愛情及就業被完美地建構為中國婦女努力學習的榜樣。與此同時，中國婦女曾經為家庭做出的貢獻都被貶抑，她們被看作是坐食者、分利者以及使國族衰弱的罪魁禍首。她們不僅僅被認為是處于黑暗世界的需要拯救者，其裹著的雙腳——曾被男人贊美為性感的標志，也被視為國家及男人的莫大恥辱。

無論是贊美或貶抑，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婦女，在這場政治敘事中都遭遇到了“變形記”的命運。作為流行的記敘模式，它顯現了晚清民初以來一個貧弱民族面對西方殖民過程中的“自我殖民”色彩。男性知識分子們感受到的中國婦女的屈辱處境與民族國家的屈辱處境在婦女問題上得到了從未有過的重合。這種經驗是第三世界國家所共有的。近來出版的《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一書中收錄的對印度、巴勒斯坦、土耳其等國家婦女問題的分析記述了與中國相類似的經驗。⑨

對發生背景的觀照，將使我們更能理解作為第三世界的中國女性的寫作內容中包含的對社會問題的巨大參與熱情。這也有助于理解現代女性的“政治寫作”。在中國，現代女性寫作是以“問題小說”開始的，代表作家謝冰心還引領了問題小說的寫作潮流。換句話說，盡管女作家對社會問題參與討論的作品被女性主義批評家們解讀為“被壓抑的女性意識”，但了解浮出歷史地表之前她們的處境——閨中女兒不能越雷池半步，只有家內生活的經歷；了解當時大部分讀者對于女性寫作的認識——它們是傷春的、自憐的、多情的、風花雪月的……那么，冰心、廬隱等作家對于社會問題的寫作熱情就將得到重新認識。這是從閨中女兒成長為社會人的勇敢，對社會問題發言正是她們的女性社會身份蘇醒的開始，而不是相反。喬以鋼教授在《靈魂蘇醒的歌唱——論五四時期的中國女性文學創作》中認為，“作為一個新型的創作群體，‘五四’女作家第一次打破傳統婦女文學的狹小圈子，在‘人’的意義上自我發現，將富于主體精神的女性意識滲透在創作中”⑩。

冰心

實際上，這樣的政治寫作也是女性身份本身變化引發的——民國以后的婦女，不只是妻子、女兒、母親，她們還是女性國民、女學生，到了“五四”時代她們還被認為是與男人一樣的人。女學生、女性公民、人，這種身份的轉化，使她們認識自我與世界的眼光發生某種變化。“因此，她的注意力，就從過去局限于住宅的、個人的中心，轉向非個人的方向，而她的小說，自然就具有更多的社會批評和更少的個人生活分析性質。”?借助于伍爾夫蝴蝶與牛虻的比喻可以看出，現代女性對于社會改革的熱情參與——熱衷做牛虻而不是蝴蝶的選擇，是婦女生活非個人化傾向的表現。關注社會并非跟女性意識對立，它們不應該被簡單解讀為“受壓抑”。

對于女作家作品的社會性，正如喬以鋼教授所指出的，應該將其視為“女性主體意識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種充實和拓展”：“因為當時的轉變并非來自女作家以男性思維、男性風采為范式的趨同，而是女性自身由‘人’的覺醒所必然帶來的社會參與意識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與現實劇烈碰撞的結果。也就是說，當政治斗爭成為社會生活重心所在，特別是當民族處于生死搏殺的戰爭狀態的情況下，女性主體意識十分自然地注入了參與社會進程的新內涵。盡管以傳統的性別眼光為尺度衡量，她們的‘女性味’大為淡化幾近不存，但就其本質而言，又是‘女性作為人’的現代女性意識合乎歷史邏輯的發展。”?

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與中國女性寫作批評實踐

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有關女性寫作的研究，尤其是現代女作家作品的分析、批評，大都是從民族國家、階級的社會學角度出發。在以魯迅、茅盾?為代表的一批批評論家那里，女性寫作價值借由一種男性的、社會學的文學評價體系得以彰顯。

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曾對中國女作家研究有過革命性貢獻。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于對單一政治標準的反撥，再加上國外女性主義理論的引進，一批研究者開始借助女性主義理論，對現代女作家的生活及寫作史重新闡釋，進而梳理出女性寫作傳統。正如許多研究綜述業已指出的，最早使用這種女性主義批評方法又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女性主義專著是《浮出歷史地表》?，這部著作顯示了強烈的女性主義精神和立場，兩位作者對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鮮明女性精神和女性體驗的作品進行褒揚，而對女作家放棄女性精神、表現出與主導話語趨同的寫作深表遺憾。也因而，借助于孟悅和戴錦華這兩位張揚女性精神與立場的學者的眼睛，現代文學史上的女性寫作呈現出了不同的景象。《浮出歷史地表》重估了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價值，這在20世紀80年代的女性文學研究領域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浮出歷史地表》開啟了追溯女性文學傳統的研究道路。

其后的許多女性文學研究者出版了大量女性文學研究著作?，在研究中表現了與《浮出歷史地表》相似的立場：以女性意識及女性體驗為評判標準。某種程度上，女性主義批評在最初進入中國時給當時的文學研究以“陌生化”效果，也成為對主流話語進行反思、批判的有力視角。陳曉蘭在《女性主義批評與文學詮釋》中總結性地把中國女性主義研究者們的研究方式概括為“沿著西方‘女性主義閱讀’和‘女性中心批評’兩種方式進行。不論是對男性作家作品進行的女性主義式閱讀，還是對個別女作家、作品的分析或對整個女性文學史所進行的宏觀論述，都是圍繞著女性意識這一中心命題展開”?。于是，“女性意識，包括作為女性的自我意識、個體意識、自主意識成為評判作家、作品的出發點和標準”?。

女性主義理論給女作家研究領域以嶄新的方法和視角，無可阻擋地成為“女性文學”研究中的經典“范式”。女性主義角度支配著大多數的女作家研究，其最終的指向可能是一個有關女性寫作的完滿假想：以女權與男權、邊緣與主流、弱勢與強權、個人與國家斗爭為線索，彼此對立沖突的動態圖景。

“一旦描寫的鏡子變成一種規定性的工具，那么鏡面便被陰云覆蓋。”?雖然女性文學研究在不斷地繼續，但內在的超越和突破卻沒有能真正獲得。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們認識到，盡管可能有著同樣的“女性主義”命名，但是否存在著統一化的女性和本質化的女性文化，卻令人懷疑。“審視不同女性之間的差異，包括民族差異以及同一民族內不同的階級、種族、種姓、性別等方面的差異，以便能更具體地分析女性的處境、制定行動的策略，以期在文化上呈現一個更復雜的世界”?，已經成為新一代性別研究學者們所關心的問題。

《浮出歷史地表》的作者之一戴錦華教授對中國性別研究領域過于倚重歐美理論的情況提出了反思，在她看來，當時對國外理論資源的引進、介紹值得反思。因為當時一方面是“將視野限定在歐美，主要是美國之上，一方面其選擇、評判的依據，卻基本上是中國本土的社會、文化需求”?。也就是說，對國外理論資源的譯介缺少充分自覺的“拿來主義”。這樣的結果是，“這些斷章取義、為我所用的國外理論，便在西化的總體氛圍中，被絕對化，乃至神圣化或普泛化，成為相對于中國社會現實的‘真經’”?。所以，戴錦華認為，一旦割裂了歷史，我們便可能忽略了西方女性主義理論自身的發生、發展脈絡，忽略了其表述背后的現實訴求。而這樣的歷史脈絡，實際上與我們自身的歷史脈絡存在巨大差異。

本書從歷史情境入手，從源頭進行的發生學研究，是女性文學研究的新嘗試。我的目的在于重新喚起女性文學研究的活力，希望將既定的前提與結論歷史化、問題化，在女性文學研究中引入反思的因素。當然，這里的反思不是一種推倒重建，而是在具體的研究中呈現。

女性與閱讀

本書的反思不只是體現在對中國女性寫作發生的重新認識上，還體現在對于女性寫作的整體認識上。現代文學的發生，不只是有關文學的發生，還是現代思想、文化、政治復雜建構的一部分。即使沒有閱讀過她們的作品，教科書上的“常識”也會使現代文學的愛好者了解陳衡哲對白話文寫作的探索、冰心對于母愛的熱衷、廬隱是個熱心的社會問題講述者、馮沅君是位新女性等諸如此類的“知識”。毫無疑問，現代文學的生產已然成為一種機制。不得不說，關于這些文學史上女作家風格的“知識”，是被建構的而非自然發生的。

如果說本書的上編（一至四章）關注的是現代女性寫作者的產生，那么本書關注的第二個命題則是現代女性寫作風格及范式的初步形成，探討現代女性對現代文學所做出的貢獻。對于女性文本的分析，我引入了傳播學及接受美學的某些理論。在我看來，對冰心、廬隱的閱讀不只是有關作品風格、內容及形式的閱讀，還是對新的女性/女學生形象的閱讀與接受。冰心等對于現代女性寫作產生的影響，不只是其文學作品風格的影響，還包括對現代女性氣質的影響。

在本書中，從閱讀、傳播的角度去理解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是必要的和有效的，它們被認為是“發生”的一部分。對女作家作品的接受、閱讀、贊美，既是對女性寫作的理解，也是社會對新“女性”形象的閱讀與接受（當時的女校教育培養出來的女學生讀者，也為書中女學生人物的消費提供了龐大的閱讀群體）。

如果把現代女性寫作看作是自足的系統，第一代女作家的作品顯然并不如之后的女作家作品令人滿意。但她們的聲名——在文學史及大眾印象中，看起來似乎遠比后來的許多同行響亮。“得風氣之先”只是答案的一個方面，現代文學發生期讀者與批評家們的參與熱情——互動性閱讀與討論、新文學期刊的大力扶持都功不可沒。女性寫作與男權之間的關系并非只是壓抑與反壓抑、敵對與反抗。相反，在中國現代文學發生期，如果沒有男性讀者及評論家的主動參與，女性寫作將面臨更大的困境。

現代女性寫作史不應該狹隘地理解為與男權對立的歷史，它們之間的關系遠比我們感知到的復雜。事實上，在現代女性作家出現的歷史中，男性批評家們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參與（主導）建構女作家的歷史，也開創了最初解讀女作家作品的歷史——當然，性別的盲視或壓抑也是不容忽視的。

如果把女性文學研究比喻為房屋，那么以女學生為視角的研究方式則應該被看作那扇隱秘的、能看到新鮮風景的窗戶，透過它，我們看到的風景將與往日不同——既可以看到現代女性寫作者身份生成的歷史，也將看到新的女性文學寫作方式的初步形成，那是獨屬于女性的語言、內容、視角及寫作方式的出現。通過這扇“陌生”的窗戶，我們將認識到現代文學發生史的豐富與復雜。

1898—1925的選擇

盡管1917年至1927年被普遍認為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個十年”，但就女性寫作而言，1925年前和1925年后的寫作有著重要的甚至是“質”的變化。1917年至1925年間的女作家——本書討論的女主角們，其作品包含著濃厚的女學生氣息。這些女作家大部分處于學校環境，尚未全面接觸社會，她們在作品中表達出的對社會、他人命運的關注，有著鮮明的“青春”“幼稚”的氣息。當然，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的女性寫作，其性別色彩尚未清晰，她們還沒有獨立深刻地意識到自我的女性身份。從個人生活而言，這一時代的她們都還處于情感空白期或熱戀期，尚未進入婚姻。就社會環境而言，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尚沒有大批進入公眾交往空間。因而，這一時期的女作家作品，從嚴格意義上講，并不是真正的女性寫作，而是女學生寫作，一個重要的表征是：此時的她們，樂于把愛情中的“我”與“他”說成“我們”，進而想象成為堅不可摧的情感堡壘。所以，并不夸張地說，她們是一群女學生作家。

1925年前后，情況發生了變化。冰心、廬隱、凌叔華、馮沅君、蘇雪林等人從大學本科畢業，她們走出了校門——或結婚，或生子，或去國外深造，或赴大學執教。也是這一時期，《娜拉走后怎樣》《傷逝》先后發表，表明當時的“女性解放”遇到了障礙。就女性寫作而言，廬隱們都不約而同地面向了“勝利之后”處境的思索：當她們走出家庭進入社會后，“她們”的路在哪里，“她們”的路該怎么走？

我以為，就整個現代女性寫作史而言，1898年至1925年時段的選擇更貼近女性寫作發生的課題。只有聚焦于這一時段，女性寫作發生時的女學生特色才會被重新重視與發掘。從文本成就看，盡管這一時期的女性文學成就不及后來，但現代文學史上女作家的出現及現代化寫作、讀者對女作家的閱讀期待、主流評論家對經典作品闡釋的模式，都在此時發端，這一時期包含的諸多可能要比我們一般理解的更為豐滿和復雜。

正如讀者將看到的，本書的結構既不是線性的，也不是網狀的。我更愿意把這樣的寫作認為是一種深度描述。對于現代女性寫作發生這一事件，我將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觀察，這樣的觀察既可以理解為通常所說的對文學的外部及內部研究，也應該被理解為社會學、文學、教育史及婦女史的交叉研究——與通常人們把女性寫作看作是一個文學現象相比，我傾向于把它看成是文化現象。

本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一至四章）描述的是晚清到“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史上第一代女作家們由閨中女兒到女學生，最后成長為女作家的過程，我將描述婦女們生活中出現的種種變化：家庭教育、新式學校生涯、閱讀資源、教育歷程、情感變化、大學生活、編讀關系、發表作品經歷……與此同時，她們和當時大部分的中國女性一樣，將經歷不纏足、興女學、剪發、新式學校生活、參與或見證學生運動、討論愛情話題、逃婚、抗婚或自由戀愛等。事實上，我試圖講述的是現代女性寫作者身份的生成史。

下編（五至八章）則關注的是現代女性寫作風格的初步形成及現代女性對現代文學史所做出的貢獻：青年女學生形象的自我建構與想象；女性知識分子視角的形成；書信、日記體形式的初步嘗試以及對于“第一人稱”從陌生到熟悉的運用；女性作品的出版、閱讀、闡釋的歷史描述。在本書中，1898年至1925年間陳衡哲、袁昌英、冰心、廬隱、馮沅君、凌叔華、蘇雪林等人的寫作，被認為是現代女性寫作風格上勇敢的、多方位的嘗試，這些作品和它們的作者一樣，具有青春氣息和感染力——既青澀幼稚又熱情真誠，這些特點也恰好與當時女學生們的群體形象有某種相似，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時的“青年文化”和“青年文學”?特質吻合。

或許，這并不僅僅是一種巧合？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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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文寶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第73頁。

② 引處所引數字并不包括教會學校學生數。數字引自俞慶棠：《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女子教育》，載莊俞等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商務印書館，1931，第190頁。

③ 陳順馨：《導言一：女性主義對民族主義的介入》，載陳順馨、戴錦華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第9頁。

④ 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前言》，《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⑤ 錢理群在《試論五四時期“人的覺醒”》一文中認為：“辛亥革命時期的婦女問題是從屬于政治的，所強調的是婦女在政治上與男子的平等，即與男子一樣平等地擔負起對于國家、民族、社會的責任，共盡‘國民’的義務。……五四時期的婦女問題則服從于‘人’的解放這一時代的總主題的。”事實上，“五四時期發現的是婦女獨立價值。他們首先確認的婦女不是兒媳婦，不是我的妻，而是一個人”。見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第一卷），東方出版中心，1997，第328頁。

⑥ 陳曉蘭：《女性主義批評與文學詮釋》，敦煌文藝出版社，1999，第95頁。

⑦ 同上，第97頁。

⑧ 同上，第96頁。

⑨ “而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婦女解放運動則大都與民族解放運動、獨立建國相伴生；而且極為有趣的，大都首先由男性啟蒙思想家所倡導。婦女的悲慘命運與生存狀況或成為社會動員的有力方式之一，成為前現代或殖民時代社會暴行的最佳例證，成為傳播、印證現代性話語的成功途徑。因此，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尤其是其早期的婦女解放運動或曰國家民族女性主義話語，盡管無疑帶有戰前民族動員、戰后整合重建時所需的婦女勞動力的意圖，但女性主義作為國家民族主義話語的動員與實踐途徑之一，它與民族主義敘述及其實踐的關系，便顯然大不同于歐美女性主義。而更為有趣的是，男性啟蒙者的婦女解放話語，盡管間或用于反殖的社會動員，卻同時成就著一種對‘進步、文明’的西方的臣服……”引自戴錦華：《導言二：兩難之間或突圍可能？》，載陳順馨、戴錦華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第32頁。

⑩ 喬以鋼：《中國女性與文學——喬以鋼自選集》，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第143頁。

? 弗吉尼亞·伍爾夫：《婦女與小說》，載弗吉尼亞·伍爾夫《論小說與小說家》，瞿世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第57頁。

? 喬以鋼：《論中國女性文學的思想內涵》，載《中國女性與文學——喬以鋼自選集》，第143頁。

? 對于現代女作家的個案評價和研究，從“后五四”時代就開始了。魯迅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導言中對凌叔華和馮沅君的作品做出過經典的評價，這甚至成為后人研究這兩位作家的基本共識。胡適曾為中國第一位女作家陳衡哲的《小雨點》寫序言，并認為她是第一位用白話文寫作的女作家。另一位對女作家進行扶持的評論家是茅盾，他曾在20世紀30年代寫過《廬隱論》《冰心論》《女作家丁玲》，從一位編輯和評論家的角度，對三位作家做出了“五四”式的評論，認為廬隱是“五四”的產兒。對丁玲筆下“莎菲”小資產階級的評價，也代表了當時評論家們的階級立場。20世紀30年代，有五部以上有關現代女作家作品的評論集。這些都是當時共時性的研究著作。

?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初版。這部著作在婦女研究領域廣受關注。2004年7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

? 20世紀80年代對中國現代女作家進行系統評述曾有個高潮。不少女性評論者以女權主義的方式對中國現代女作家作品及生活都做了重新點評和理解。對女性寫作史進行了重新梳理并確立了女性寫作的范式。這些著作包括《中國女性文學新探》（盛英），《中國女性的文學世界》（喬以鋼），《顛躓窄路行》（劉納），《低吟高歌：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論》（喬以鋼），《中國現代女性創作及其社會性別》（樂鑠），《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李玲），《“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劉思謙），《走出男權傳統的樊籬》（劉慧英）等。

? 陳曉蘭：《女性主義批評與文學詮釋》，第84頁。

? 同上。

? 桑德拉·吉爾伯特、蘇珊·古芭：《鏡與妖女：對女性主義批評的反思》，載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第279頁。

? 陳順馨：《導言一：女性主義對民族主義的介入》，載陳順馨、戴錦華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第2頁。

? 戴錦華：《導言二：兩難之間或突圍可能？》，載陳順馨、戴錦華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第31頁。

? 同上。

? “青年文化”和“青年文學”是王富仁先生在《創造社與中國現代社會的青年文化》一文中估價創造社的意義時指出的。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發生期的現代女性寫作也有著類似的特點。

目錄

上編 現代女性寫作者的出現

第一章 女學生：民族國家視域下的新女性想象

一、發現婦女

二、作為生產力的婦女

三、“婦女解放”：一個問題的兩種看法

四、女子教育三十年

第二章 強健身體，活潑精神——女學堂：改造婦女的場（1898—1918）

一、學堂里的放足運動

二、修身

三、課余生活

四、必要的注解：融入或抵抗

第三章 叛逆、獨立、浪漫的青年一代——“五四”：對婦女問題的再認識（1919—1925）

一、婦女人格問題討論

二、剪發運動

三、愛情自由

四、男女同校與社交公開

五、“五四”時代的女大學生

六、對現代女性教育的反思

第四章 從女學生到女作家

一、林譯小說的愛讀者

二、閱讀塑造新女性

三、國文教師

四、熱愛文藝的女學生

五、新文學期刊的大力扶持

下編 現代女性寫作風格的初步形成

第五章 女學生形象：一種自我書寫與建構

一、晚清小說中的女學生形象

二、女學生筆下的新女性們

三、女學生：女人的青春歲月

第六章 女性知識分子視角的初步形成

一、社會人的自覺

二、“我們女人”

三、發現兒童

第七章 第一人稱與女性寫作

一、作為旁觀者的第一人稱

二、日記、書信體形式的采用

三、自白式寫作

第八章 被闡釋的經典——第一代女作家作品閱讀史

一、“冰心女士”的接受史（1919—1949）

二、結集

三、批評家眼中的女作家

四、進入新文學大系

【相關作品】

《開啟她世紀：女學生與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1898—1925）》

作者：張莉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5年10月

這是一部有關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發生史的研究論著。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代女大學生、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是本書關注的對象。回到一百多年前的文學現場，結合社會史、教育史、婦女史等背景，本書重現了中國最早一批現代女作家走出閨房、走進學堂、走進社會、開始文學創作的過程。從源頭進行的發生學研究，是女性文學研究的新嘗試。

本書研究的既是中國現代女性寫作者身份的發生史，也是中國現代女性寫作傳統的生成史。這是源頭：百年現代女性文學的歷史帷幕由此鄭重拉開。

【作者簡介】

張莉，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第五屆最受研究生歡迎十佳教師，“持微火者·女性文學好書榜”主辦人。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副主任，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著有《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1898—1925）》《小說風景》《持微火者》等。主編“百年文學中的北京”、《飛鳥與地下：2024年短篇小說20家》、《無窮的彼處：2024年當代散文20家》、《平靜的海：2024年中國女性小說選》、《有情：2024年中國女性散文選》等。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