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警告：OpenAI已經卸下偽裝...

作者 | 熊節

2025年5月13日，一家美國聯邦法院發出了一項令人震驚的命令。該命令要求OpenAI“保存并隔離所有用戶活動記錄”，即使用戶或企業希望刪除這些記錄。這項命令意味著，從那天起，全球超過3億用戶每天發送的超過10億條與ChatGPT的對話，正在被無限期保存——即使用戶點擊了“刪除”。

該命令源于《紐約時報》對OpenAI提起的一起版權訴訟。但法院的理由令人不安：“刪除數據的用戶很可能是試圖抹去痕跡的版權侵權者。”換言之，行使刪除權——一項基本的隱私保護——正被法院視為犯罪嫌疑的證據。

OpenAI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Sam Altman）在社交媒體上警告稱，這一決定“損害了用戶隱私”并“開創了一個糟糕的先例”。但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是：這些被強制保存的對話中包含什么？用戶向ChatGPT傾訴的醫療癥狀、財務困難、職業規劃、個人秘密——所有這些“都可能被出售或贈與，被黑客侵入，或泄露給執法部門”。

OpenAI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Sam Altman）在社交媒體上的回應

這并非假設性的威脅。2023年，三星員工通過ChatGPT泄露了公司的機密源代碼。這家韓國公司的律師警告說，這些數據“無法恢復，因為它們現在存儲在屬于OpenAI的服務器上”。蘋果、亞馬遜、摩根大通、高盛、德意志銀行……從科技到金融，從健康到法律，一長串名單揭示了：全球最大、裝備最精良的公司都在限制員工使用ChatGPT。研究顯示，近70%的公司為保護機密信息而阻止使用此工具。

如果連這些擁有最先進網絡安全團隊的跨國公司都無法安全使用ChatGPT，全球南方的政府和企業又怎能做到呢？

企業監控僅僅是冰山一角。當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這位揭露美國大規模監控計劃“棱鏡”（PRISM）的舉報人——發出警報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問題遠比企業數據泄露嚴重得多。

愛德華·斯諾登

PART 01

從“棱鏡”到ChatGPT：監控的升級

2024年6月，OpenAI任命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前局長保羅·中曾根（Paul Nakasone）將軍為其董事會成員。愛德華·斯諾登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自被迫流亡以來最嚴厲的警告之一：“他們已經徹底撕下了面具：永遠不要信任OpenAI或其產品。這是對地球上每個人權利的有意識的、精心策劃的背叛。你們已經被警告了。”

“棱鏡門”披露者斯諾登警告：OpenAI已經卸下偽裝……

斯諾登并非空穴來風。2013年，他冒著巨大的個人自由風險，揭露了NSA的“棱鏡”計劃——一個直接從谷歌、Facebook和蘋果等科技巨頭收集數據、在沒有司法授權的情況下進行大規模監控的計劃。“棱鏡”丑聞引發了全球震蕩，導致許多國家加強了隱私保護法律，歐盟也推出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

斯諾登現在警告說，ChatGPT是一個比“棱鏡”更強大的監控工具。為什么？“棱鏡”是被動地收集通信數據；ChatGPT則讓用戶主動提供他們最私密的想法。“棱鏡”主要收集元數據（誰聯系了誰）；ChatGPT收集完整內容——人們的思想、計劃、擔憂、秘密。“棱鏡”涉及數百萬用戶；ChatGPT擁有超過3億用戶，每天處理超過10億條信息。更關鍵的是，“棱鏡”的曝光引發了抵抗和法律改革；而ChatGPT的監控行為已被公之于眾，卻繼續被廣泛接受和使用。

一些評論家甚至稱ChatGPT為“有史以來最大的監控數據庫——NSA夢寐以求的數據庫”。

PART 02

OpenAI承認其在監視用戶

斯諾登的警告并非基于猜測，而是基于他對監控機器如何運作的深刻理解。更令人不安的是，我們甚至不需要舉報人來證明OpenAI在監控用戶。OpenAI自己的報告就已經承認了這一點。

2025年10月，該公司發布了一份題為《打擊惡意使用AI”的報告》。該文件自豪地宣布，自2024年2月以來，它“阻止并報告了”超過40個違反其使用政策的網絡。報告詳細披露，與中國政府有關的賬戶會使用ChatGPT起草大規模社交媒體監控系統的提案。據稱，俄羅斯組織試圖優化入侵病毒，以遠程訪問系統并竊取特權用戶的憑證。據稱，朝鮮黑客創建了旨在攻擊韓國的入侵內容。

OpenAI的聲明以及該報告的目錄頁

OpenAI將這些披露描述為打擊“惡意使用”的成就。但該報告無意中揭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真相：為了識別這些特定的“惡意使用”案例，OpenAI必須擁有并使用其常規監控所有用戶對話的能力。

思考其技術邏輯：為了發現一個據稱正在開發維吾爾人監控系統的中國用戶，OpenAI需要訪問和分析該用戶的所有對話內容；部署實時或近實時的監控系統；能夠分析內容并識別模式；能夠將用戶與特定國家或組織關聯；然后主動選擇披露哪些案例。

最關鍵的問題是：OpenAI只披露其認為是“敵對國家”（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的案例。那么西方國家呢？美國的盟友呢？該報告保持沉默。這種選擇性披露恰恰證明，OpenAI可以監控所有國家，但只選擇披露符合美國地緣政治利益的部分。如果他們能監控中國和俄羅斯，他們就能監控巴西、印度、南非——以及全球南方的所有國家。

2025年8月，OpenAI在一篇官方博文中公開承認，該公司正在掃描ChatGPT上的用戶對話，并向警方報告內容。具體機制是：用戶“計劃對他人造成傷害”的對話會被轉到專門的審查渠道，由經過培訓的人工審核員進行審查。如果審核員確定某個案例涉及“對他人構成迫在眉睫的嚴重身體傷害威脅”，該案例將被轉交給執法部門。

但標準何在？“對他人造成傷害”意味著什么？由誰來定義？這些標準會隨著政治環境而改變嗎？今天是“迫在眉睫的暴力威脅”。明天是否會涵蓋政治異見、墮胎咨詢、關于性取向的討論？

PART 03

言辭與實踐之間的驚人鴻溝

OpenAI的“官方執法部門用戶數據請求政策”明確聲明：只有在收到合法的搜查令后，才會披露用戶的對話內容。 但現實如何？OpenAI主動監控所有用戶對話（上文引用的報告已證明了這一點）；自行判斷什么構成“惡意使用”，主動向執法部門報告（而不僅僅是響應請求），并發布威脅情報報告公開披露用戶行為——所有這一切都無需任何法律程序。

歐洲監管機構已意識到這一點。2024年12月，意大利數據保護局以“在沒有適當法律依據的情況下處理個人信息”和“違反透明度原則”等理由，對OpenAI處以1500萬歐元的罰款。 隱私研究員Lukasz Olejnik在向波蘭數據保護局提交的17頁投訴中更為直接：“OpenAI似乎承認，ChatGPT工具模型的開發方式，在根本上不符合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的要求”。

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

這不是OpenAI的疏忽，而是其商業模式的根本問題。OpenAI對意大利罰款的回應暴露了其邏輯：罰款“幾乎是（在該國）收入的20倍”——這意味著該公司在該國賺的錢很少，但數據收集的價值是巨大的。罰款僅僅是收集數據的“成本”。

PART 04

與美國政府的戰略融合

OpenAI與美國政府的關系遠遠超出了普通的商業合作。從人事角度看，OpenAI董事會成員保羅·中曾根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前局長，負責美國的情報和網絡戰行動。另一位董事會成員威爾·赫德（Will Hurd）曾是中情局（CIA）的官員，并任職于In-Q-Tel（中情局的主要投資部門）的董事會。

保羅·中曾根，OpenAI董事會成員，日裔美國人，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局（NSA）局長，也是在任時間最長的美國網絡司令部司令和中央安全局（CSS）局長。

威爾·赫德，OpenAI前董事，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美國得克薩斯州國會議員。

從商業合作角度看，OpenAI推出了ChatGPT Gov，這是專為美國政府機構設計的服務。令人震驚的細節包括與美國總務管理局的一項協議。該協議為這些機構提供ChatGPT企業版，每年每家機構僅需1美元。這實質上是一種捐贈。

從技術整合的角度看，ChatGPT Gov允許美國政府機構將“敏感的非公開數據”輸入OpenAI的模型，進行絕密數據處理。OpenAI的GPT-4o通過微軟Azure集成到美國政府云中。這意味著承擔秘密工作職責的聯邦機構，包括國防部，可以使用GPT-4o執行不向公眾披露的任務。

一個揭示性的雙重標準：OpenAI堅稱不會使用美國聯邦雇員輸入的數據來訓練其模型，這為美國政府提供了“數據防火墻”。但在其他國家的用戶卻沒有這樣的保護。

每年1美元的價格不是商業交易，而是戰略合作。這9萬名政府用戶的1800萬條信息中包含什么內容？這些信息是如何被使用的？與此同時，中情局（CIA）也在開發自己版本的ChatGPT，名為Osiris，供美國18家監視機構的數千名分析師使用。 大型語言模型（LLM）與間諜活動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

PART 05

從“大規模監視”到“大規模窺探”

安全專家布魯斯·施奈爾（Bruce Schneier）警告說，AI使得監控發生了質變——從“大規模監視”轉向“大規模窺探”。 區別在于：監視是收集和存儲；窺探是理解和利用。傳統監視只能進行關鍵詞搜索；AI可以“理解”上下文和隱含意義，同時分析數十億次對話并識別復雜的模式。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指出，大型語言模型使得“被有效監控的通信數量將大幅增加”。

一個更隱蔽的威脅是訓練數據的污染。亞馬遜員工稱曾看到ChatGPT“模仿”了公司內部數據，雖然沒有完全復制——但“足夠令人信服”。 這意味著：即使你沒有直接輸入信息，ChatGPT也可以通過聚合他人的輸入來重建敏感信息。在全球南方國家，即使政府禁止員工使用OpenAI的系統，只要第三方（外國情報機構、跨國公司）使用它，ChatGPT就可能“學會”他們的國家機密。

外媒關于此事件的報道

PART 06

全球南方的數字主權危機

中國已完全禁止ChatGPT。2025年1月29日，印度財政部發布通知，限制政府雇員在公務工作中使用ChatGPT和DeepSeek等AI工具，理由是這些工具依賴海外服務器存儲和處理數據，導致政府無法控制敏感信息的使用。 巴西研究人員已向數據保護局請愿，要求調查ChatGPT違反巴西《通用數據保護法》（LGPD）的行為，指出OpenAI甚至會提供巴西公眾人物的個人稅號（CPF）。

但警惕不等于應對能力。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指出，全球南方國家正面臨“新一輪的數字殖民主義”。一個三重困境：數據主權喪失、技術依賴（芯片、模型、云服務均由少數公司控制）以及價值觀被強加（硅谷價值觀通過AI在全球范圍內植入）。 構建新的人工智能極其昂貴，而芯片的獲取受到嚴格控制。即使投入巨資，“你仍然無法消除對外國的依賴”。

PART 07

一個關于殖民主義的警示

AI時代權力不平等再現了歷史上的殖民模式：全球南方國家提供數據（原材料）。這些數據流入美國的服務器進行處理和利用。北方控制著處理能力，然后向南方出售AI服務（成品）。利潤和控制權仍留在北方。這不是比喻，而是經濟現實。作者的研究表明，僅谷歌一家，在2024年為其資產增加了價值360億美元的用戶數據。然而，關于數據價值的核算、權利的確定和利益的分配的國際討論幾乎不存在。

最深層的殖民主義是意識形態。定量分析表明，即使是本土的大型模型也表現出中等到高度的西方意識形態偏見——因為訓練數據集嚴重依賴英語內容，西方控制的信息源獲得了過高的權重。

PART 08

另一條道路：與中國的主權合作

全球南方國家通過自力更生獨立構建完整的信息通信技術體系的歷史窗口已經關閉。現實是：中國和美國在AI研發上的投入達萬億美元級別，而印度的IndianAI項目僅為12.5億美元。 但這并不意味著絕望。全球南方有兩個選擇：要么繼續使用美國的基礎設施，忍受數據攫取、意識形態灌輸和安全威脅；要么在維持和加強數字主權的條件下，與中國建立技術合作。

根據數字主權指數（DSI）的評估，中國是除美國之外唯一擁有完全數字主權的國家，DSI得分為4.25。 具體的合作路徑包括：第一，通過BOT（建設-運營-移交）等模式共建數字基礎設施；第二，合作開發數據要素，量化數據資產價值并談判互惠互利的機制；第三，互鑒治理經驗；第四，聯合培養人才，包含技術轉讓和能力建設。

PART 09

行動時刻已到

2025年5月，一家美國法院命令OpenAI無限期保存所有用戶對話。全球超過3億的用戶中，很少有人意識到他們的醫療咨詢、財務規劃、職業焦慮、個人秘密，現在被強制存儲在OpenAI的服務器上，可能“被出售或贈與，被黑客侵入或泄露給執法部門”。

2023年，當一位三星工程師打開ChatGPT尋求代碼幫助時，他以為只是在使用一個便捷的工具。他沒有意識到，他公司的秘密“現在技術上已掌握在OpenAI手中”并且“無法恢復”。三星可以禁止ChatGPT，蘋果可以開發自己的AI工具，高盛可以阻止這項服務。但全球南方的小企業呢？他們的政府部門呢？研究機構呢？他們有三星的資源嗎？有蘋果的技術能力嗎？

當愛德華·斯諾登說OpenAI是“對地球上每個人權利的有意識的背叛”時，他并非危言聳聽。他是基于對美國監控機器的深刻理解發出這一警告。當安全專家布魯斯·施奈爾說我們正從“大規模監視”轉向“大規模窺探”時，他揭示了監視性質的轉變：不僅僅是收集數據，而是理解、處理和利用數據。

對于全球南方國家而言，這不僅是隱私問題，更是主權問題。數據是新石油，AI是新基建。將數據和AI的控制權交給美國公司，就像歷史上將自然資源和基礎設施的控制權交給殖民者一樣。

2025年7月，金磚國家領導人通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宣言

歷史的窗口可能已經關閉，但選擇的窗口依然敞開。全球南方國家可以選擇繼續被動接受美國的數字殖民主義，也可以選擇與中國等國家合作，在采用先進技術的同時，維持和加強自身的數字主權。數字主權指數（DSI）框架提供了評估和跟蹤的工具。四項具體建議提供了一條行動路徑。所缺乏的不是方案，而是決心。

當政府雇員使用ChatGPT起草官方文件時；當企業使用ChatGPT進行商業規劃時；當研究人員使用它進行調查研究時，必須意識到：這些對話可能正在被OpenAI監控、分析，并與美國情報機構共享。

2025年5月法院命令的教訓是：即使你點擊“刪除”，數據仍可能被強制保存。三星案例的教訓是：一旦上傳，數據就“無法恢復”。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教訓應該是：數字主權一旦喪失，就難以挽回。

>End

本文轉載自“科工力量”，原標題《斯諾登警告：OpenAI已經卸下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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