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072 | 發生了什么

澤偉被轉去的Pavia監獄，情況未明（圖片來源：網絡）

周四那天，沒有如約接到澤偉的電話。

有些擔心，但更多地還是勸自己寬心，我跟媽媽說，可能澤偉只是遇到了一些程序性上的問題，畢竟在意大利的監獄，規則總是變來變去，許多事情也要看警衛的心情。

可周五下午，也沒有電話。

我有些著急了，會不會是我電話卡的問題？

請了在意大利的華人朋友幫忙撥打，果然撥不通我的電話。

折騰了一圈才弄明白，銷售給我套餐的工作人員，并沒有理解我的意思，我需要的是在中國接聽意大利的來電，她給我的是在意大利撥打中國的電話。

就這樣，才通了幾次電話，資費就全部用完了，欠費后便無法再被撥打。

回國待了一周不到，身體已經不自覺地習慣了這里的便利和確定性。

手機卡的事，又一次將我拽回意大利的回憶里，那些溝通不暢的窘迫與無所適從的迷茫，使得不安感再次撲面而來，如此具體、清晰而深刻。

或許，這便是傳說中的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吧。

給電話卡充值后，我連忙給爺爺發了消息：“請您轉告澤偉，我的手機卡先前出了些問題，害得他沒能打通電話，真是抱歉。現在問題已經解決，他可以隨時打給我，還請告訴他不用擔心。”

說是隨時，但我清楚，獄中打電話都需要提前預約登記，也就是說最早也只能等到周六，才能再聽見他的聲音了。

好在周五晚上爺爺應該會遞信，等我周六一早醒來，就可以看到他熟悉的筆跡了。

下周三，他還申請到了Teams視頻通話，我們一家人終于可以遠程見個面。

想著這些，我強迫自己按捺下心中此起彼伏的憂慮，在寂靜的夜里，和著自己緊張的心跳聲輾轉入眠。

周六約了去醫院，清早醒來，第一件事便是打開和爺爺的聊天框——沒有信件，只有一段長長的文字。

“親愛的，我有一個消息帶給你。昨天，澤偉從Busto監獄被轉走了，現在他在米蘭附近的Pavia城市的監獄。我不知道他被轉走的原因，或許律師能告訴你為什么。對于他的轉移，我深表遺憾，我不認識那里的任何人，無法幫你取得聯系。我把監獄的地址給你，或許你可以給他寄信。”

我死死地盯著手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那些文字攥取了我的意識，截停了我的呼吸。

平白無故的，為什么突然轉移澤偉？

他好不容易在布斯托的監獄，找到了一個相對安全的囚室，不用擔心被別人欺凌，也結識了幾位相處得來的朋友。

他是多么努力地在困頓中掙扎，強迫自己讀書、寫信、做飯，好不容易摸清了探視與通訊的規則。通過好心的志愿者爺爺，我們還得以建立起了書信的聯系。

到了新的監獄，人生地不熟，一切都要重頭開始。

我在網上查到，帕維亞監獄情況比布斯托還要糟糕，過度擁擠、設施老舊、衛生條件差、管理與人權問題等，比比皆是。

他會和什么樣的人一間囚室？新獄友語言能溝通嗎？能相處得來嗎？會不會又像剛開始到布斯托那樣被人欺負？

他身邊沒有任何錢，到了新的監獄，要如何購買需要的物品？

我送去的幾十本書，還有幾大袋吃的，監獄會允許他隨身帶走嗎？如果能，到了那邊有地方放嗎？會被其他人搶走嗎？

他能完成通話的申請嗎？他會像在布斯托時那樣，需要我的手機電話卡合同、女兒的出生證明等文件資料嗎？如果我沒能給到他，他會不會辦理不下來？

那里有志愿者嗎？以后我們還能互相寄信嗎？

最重要的是，為什么突然轉移他？同樣面臨引渡美國訴訟的老羅，已經在布斯托待了15個月了。我從未聽說過其他人被轉移走的情況，就連在監獄做志愿工作十多年的爺爺都一頭霧水。

我的頭腦里閃過太多的問題，重重地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深吸了幾口氣，先給律師發了消息，彼時意大利的時間已是半夜近12點，他秒回了我的信息，說第二天（周六）會去盡快了解情況。

緊接著馬上給米蘭總領事館留了言，等當地白天時間再去跟進。

又聯系了在意大利的朋友，不管怎么樣，等下我先寫封信，讓他們幫我通過郵局寄送給帕維亞監獄。

腦海中，是上周五分別時，澤偉的模樣。

他穿著我給他剪去帽子的那件棕色外套——他喜歡我送去的一切衣物，那是他跟外部世界的連接。

他的皮膚已經曬得黝黑，額頭處添上了幾道皺紋。小小的眼睛里噙滿了淚水，每說幾句，眼淚就直直流下，淌個不停。

他把我緊緊地抱住，不肯放手。仿佛一松手，我就會消失不見。

在文明世界里長大的澤偉，被真與善的理想澆灌的澤偉，身負冤屈卻依然仰望自由的澤偉——

我的雙臂不知該向何處張開，我的呼喚不知該向何處吶喊。

你在哪里？是否安然？

那些彷徨、無助、委屈、害怕，是否有人可以訴說？

“媽，我出門了，今天不開車，我腦子有點亂。”

在醫院治療時，醫生關切地問我疼不疼，我感受到疼痛，卻又不覺得疼痛。

所有洶涌的痛楚，早已沉入心底最深處，那里一片寂靜，無聲無息，漫無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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