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議員叫囂：簽投降書的是中華民國，新中國沒資格發表意見？

當地時間11月15日，日本保守派議員吉田康一郎在社交媒體上的一番言論，激起了許多國人的憤慨。針對中國駐日大使吳江浩“提醒日本勿忘戰敗國身份及對臺灣省殖民統治罪行”的正告，吉田竟拋出“簽署投降書的是中華民國，新中國沒資格發表意見”的謬論，更公然美化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宣稱其“文明程度獲國際公認”“臺灣人民喜愛日本”。這番言論絕非孤立的政客妄語，而是日本保守勢力長期秉持歷史修正主義、為軍國主義招魂的集中暴露，更折射出當前東亞地區局勢的深層隱患。

吉田康一郎的言論，本質上是對歷史事實的粗暴踐踏與對中國主權的惡意挑釁。從歷史維度看，日本對臺灣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1895-1945），是一部浸滿鮮血與屈辱的壓迫史，鐵證如山不容篡改。政治上，日本推行總督專制，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上任之初就頒布《臺灣總督府條例》，賦予總督立法、行政、司法、軍事全權，臺灣民眾淪為“二等公民”，連基本的集會、言論自由都被剝奪。

1895年至1902年間，臺灣民眾發起的抗日武裝斗爭達100多起，其中1896年的“云林大屠殺”中，日軍為報復反抗，燒毀村莊數百個，殺害平民數萬人；1930年“霧社事件”中，賽德克族同胞因不堪忍受日語教育、強制勞役等壓迫奮起反抗，最終遭到日軍用大炮、毒氣彈血腥鎮壓，1200多條生命倒在殖民槍口下，幸存者還被實施“集團移住”隔離管控。

經濟上，日本推行“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殖民掠奪政策，通過《臺灣糖業獎勵規則》等法令壟斷蔗糖產業，1905至1940年間，臺灣蔗糖年產量從10萬噸飆升至100萬噸，但70%以上被輸往日本本土，僅1937年一年，日本從臺灣掠奪的蔗糖就為其軍工產業提供了近30%的資金支持；米糧則實行“糧食配給制”，臺灣農民辛勤種植的大米被大量運往日本，島內民眾只能以雜糧充饑，1941年至1945年間，臺灣因糧食短缺餓死的民眾超過10萬人。

文化上，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全面推行“皇民化運動”，發布《臺胞改姓名辦法》，強制臺灣民眾改用“佐藤”“鈴木”等日本姓氏，違者將被剝奪教育、就業權利；學校全面禁止教授漢語，改用日語授課，課本充斥“日臺同祖”“為天皇獻身”等軍國主義思想，僅1943年一年，就有超過20萬臺灣青少年被強征為“學徒兵”“軍夫”，送往戰場充當炮灰。所謂“文明統治”“人民喜愛”，不過是殖民統治者掩蓋罪行的謊言，是對百萬臺灣抗日先烈的褻瀆。

而其以“投降書簽署主體”否定新中國話語權的邏輯，更是對國際法與歷史傳承的無知曲解：1945年日本簽署的《無條件投降書》明確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波茨坦公告》又確認《開羅宣言》“日本竊取中國之領土歸還中國”的規定，這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戰后秩序基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取代中華民國成為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是182個建交國公認的事實。

根據國際法“政府繼承”原則，新中國自然繼承了追究戰爭罪責、維護歷史正義的合法權利，更何況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殲滅日軍171.4萬人，占日軍總傷亡人數的75%以上，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中華民國政府僅是代表人民接受投降的執政當局，吉田的論調無疑是將新中國與中國歷史割裂，為干涉臺灣問題制造借口。

吉田的狂妄言論，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保守勢力近期的密集挑釁形成惡劣呼應，共同將東亞地區推向緊張邊緣。高市早苗此前公然宣稱“中國啟動武統之時，就是日本存亡危急之際”，這是日本政要近年來最露骨的涉臺干涉言論，直接違背中日建交公報中“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承諾；軍事層面，日本正加速打破“專守防衛”原則，推動修改安保法律、發展“對敵基地攻擊能力”，2023年國防預算突破GDP的2%，創下戰后新高；領土問題上，在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四島”）、獨島（日稱“竹島”）等問題上頻頻發聲，刻意激化與周邊國家的矛盾。這種全方位的挑釁姿態，終于引發了周邊國家的集體反彈，中國、俄羅斯、韓國、朝鮮四國近期紛紛亮劍，形成對日本的“四面牽制”態勢。

面對日本的囂張氣焰，中國采取了外交抗議與實際反制相結合的多層次應對。11月13日，外交部副部長“奉示召見”日本駐華大使，“奉示”這一罕見表述盡顯中方憤慨；14日，中國駐日大使直指日方言論為“戰爭叫囂”，提出嚴正交涉；14日深夜，外交部領事司發布安全提醒，建議公民近期避免赴日，直指涉臺言論惡化交流氛圍及在日公民遇襲案件未偵破的風險；中國海事局同步宣布11月17日至19日在黃海中部實彈射擊，以軍事演訓彰顯維護主權的決心。

俄羅斯則由聯邦安全會議秘書長紹伊古直接點破日本“美國附庸”的本質，指出其跟隨美國制裁俄羅斯、奉行歷史修正主義的行徑，導致俄日關系正常化需“數年努力”，同時強化南千島群島軍事部署。韓國在日本聲索獨島主權后，不僅召見日駐華大使抗議，更宣布在獨島修建設施宣示主權，民眾反日抗議此起彼伏。朝鮮則將日本定性為“千年宿敵”，警示其發展“反擊能力”、復活軍國主義對半島及東亞和平的威脅，軍方明確表示將強化國防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連日本倚仗的美國也露出“盟友裂痕”，特朗普曾暗示“美國沒把日本當盟友”，暴露了美日同盟的不平等本質，讓日本的挑釁失去了穩固的外部支撐。

日本保守勢力的囂張，根源在于二戰后對軍國主義的清算不徹底。與德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戰后經歷了徹底的去納粹化，戰犯受到嚴懲，政府長期深刻反省；而日本在美軍主導的改造中，出于冷戰需求保留了天皇制，大量軍國主義分子未受懲處甚至重返政壇。

天皇作為軍國主義精神象征的留存，讓日本形成了“反戰敗而非反戰爭”的畸形歷史觀——只承認自身是受害者，拒不承認加害者身份。這種歷史積弊與現實利益驅動交織，更讓歷史修正主義愈演愈烈：政治上，保守派通過美化歷史、煽動民族主義，轉移國內經濟低迷、老齡化等矛盾，鞏固執政基礎；軍事上，通過否認戰敗國身份、挑戰戰后秩序，為打破“和平憲法”、實現軍事正常化鋪路。日本的最終目的，是擺脫戰后軍事限制，重新成為軍事大國，而歷史修正主義正是其清除思想障礙的工具。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日本保守勢力的所作所為，再次警示我們：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縱容歷史修正主義就可能重蹈戰爭覆轍。維護東亞持久和平，需要各國凝聚共識、協同發力。

受害國應加強合作，通過歷史研究、文物展覽等多種形式，向國際社會揭示日本殖民侵略的真相，凝聚反對歷史修正主義的共識；面對挑釁需及時亮劍，以召見使節、人員往來限制等外交反制，讓日本保守勢力付出代價；同時要強化國防建設，以堅實的實力威懾軍國主義復活風險。更重要的是，要推動東亞多邊合作機制建設，在經濟、文化等領域增進互信，構建基于共同利益的和平架構。

吉田康一郎之流的狂妄言論，既是對歷史正義的挑釁，也是對東亞和平的警示。日本若執意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終將在孤立中自食惡果。而守護歷史真相、遏制軍國主義復活，不僅是受害國的責任，更是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