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迷霧：逆流、裂痕與堅守

導讀

上世紀80年代，全球化狂飆猛進，國際分工從產業間垂直分工演進為產品內垂直分工。但全球化過程中各國利益不一致，美國推行逆全球化政策，與全球貿易體系沖突，致使全球經濟碎片化。全球金融體系也面臨挑戰，美國巨額國債和美元武器化引發擔憂，可能導致美元危機。國際金融市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加劇金融風險。中國應加強金融監管，警惕資產泡沫。面對逆全球化趨勢，中國應高舉多邊主義旗幟，推動全球化服務于全人類。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者：余永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上世紀80年代，全球化進程狂飆突進，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全球產業鏈（或稱全球供應鏈、全球價值鏈）的形成，二是全球金融一體化，三是全球治理的加強。

二戰后，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是產業間的垂直分工，其核心特征是根據比較利益，以“整個產業”為單位的轉移和承接。發達國家專注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如重化工業、高技術產業；后發國家承接從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業、簡單制造業。“雁陣模式”就是這一模式的經典描述。

8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模塊化生產技術的成熟使電腦、手機等復雜產品可以被分解成多個獨立的部件，在不同地方生產后再組裝；信息技術與互聯網使即時遠程管理成為可能；大型集裝箱船、高速飛機等使得物資和人員的全球流動空前高效，距離不再成為障礙。由此一來，國際分工的形態從“產業間的垂直分工”深化和細化為“產品內的垂直分工”，國際分工的主流范式從“雁陣模式”演進為“價值創造環節分布”的全球產業鏈模式。

全球產業鏈的最主要特征是跨國公司的主導和不同國家在同一產品的不同生產環節的分工。總部設在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掌握資本、技術和品牌，是全球產業鏈的主導者和組織者。全球產業鏈內部則表現為“中心-外圍”或“高端-低端”的結構。發達國家占據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等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環節，而發展中國家則停留在加工、組裝等勞動密集型環節。全球產業鏈所創造的利潤按照資本和權力的全球布局進行分配。

圖片來源：新華社

參與全球化的各國利益或國家內部不同階層的利益并不總是完全一致。首先，跨國公司的融資和運營是全球性的，但其所有權和控制權往往仍具有明確的國籍屬性。處于全球產業鏈低端的國家希望提升本國在產業鏈中的地位，縮小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而處于產業鏈高端的跨國公司及其背后的發達國家則力圖把其他國家永遠鎖定在產業鏈低端。

其次，跨國公司賺取了全球價值鏈中的大部分利潤，而生產國往往只能獲得微薄的加工費。這導致了全球范圍內不同國家的財富分配不均。

第三，就發達國家自身而言，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跨國公司在生產成本較低的國家大規模投資設廠，發達國家則出現產業空心化和產業工人大規模失業。不僅如此，跨國公司往往把利潤隱藏在“避稅天堂”，從而使本國民眾無從受益。總之，由于發達國家政府未能合理分配全球化帶來的收益，其藍領階層成為犧牲品，致使國內階級矛盾激化，民粹主義興起，逆全球化思潮崛起。

最后，特別值得強調的是，在本世紀頭十年，由于中國的崛起，美國統治集團日益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開始以國家安全為由，對中國筑起“小院高墻”，在關鍵領域同中國“脫鉤斷鏈”。由于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重要地位，同中國“脫鉤”就意味著全球產業鏈的破裂、平行產業鏈的出現。

圖片來源：新華社

美國政府推行的逆全球化政策，必然同以世界貿易組織 (WTO) 為核心的、以推進貿易自由化為宗旨的全球貿易體系發生根本沖突。美國濫用“國家安全例外”條款，有意癱瘓WTO的正常運作，肆無忌憚地對其他所有國家發起關稅戰，使WTO的權威受到蔑視，其仲裁職能被癱瘓。

美國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轉向，導致了全球經濟的碎片化，即從統一的全球體系向幾個相對獨立、基于地緣政治聯盟的“經濟板塊”演變。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全球貿易體系將繼續向“意大利面碗”的方向演變：WTO依然存在，但被癱瘓；各種自由貿易區、區域貿易協定，關稅同盟同時并存可能成為全球貿易體系的發展趨勢。

面對美國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中國的立場有四點：第一，堅持多邊主義，堅決支持多邊貿易組織WTO的主導地位，堅持在WTO框架下推進貿易自由化，解決貿易爭端。第二，推進雙邊和區域性貿易自由化。截至2025年10月，中國已與30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23個自貿協定，形成了覆蓋亞洲、大洋洲、歐洲、拉美和非洲的多元化自貿區網絡。第三，對美國的貿易保護措施采取對等反擊，堅持有理、有利、有節，“以戰止戰”。第四，發揮體量大，有完整工業體系，龐大的優秀技術人才隊伍和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優勢，打破美國的技術封鎖，建立完整的、應變能力超強的、以本國為基礎的、如有需要就可以形成閉環的產業鏈。

逆全球化演進路徑并非線性，而是充滿巨大的不確定性（包括特朗普本人朝令夕改的特點）。中國和其他支持多邊主義和貿易自由化的國家應該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繼續捍衛多邊主義，堅持貿易自由化，爭取實現改善國際貿易的全球治理。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在全球貿易體系發展遭遇逆全球化阻礙的同時，全球金融體系也面臨嚴峻挑戰。國際金融體系包括兩大構成部分：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本構成要素包括：國際儲備貨幣、匯率制度、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國際金融機構。在當前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通過維持貿易逆差為全球提供流動性。自1982年開始，由于貿易逆差超過投資收入順差，美國成為經常項目逆差國或凈債務國，美元也就成為美國政府以自身信用做擔保開出的“借條”。由于其他國家接受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國可以不受貿易平衡的限制，直接用美元支付商品和勞務的進口，美國的海外凈債務隨之不斷增加。

衡量一國外債的可持續性有兩個重要尺度：經常項目逆差對GDP之比和海外凈債務對GDP之比。在不考慮估值效應的情況下，一國海外凈債務等于該國各年度經常項目逆差之和。海外凈債務對GDP之比越高，債務國以商品、勞務和其他形式的實際資源償還債務的能力就越差。在生產的逆全球化持續發展的同時，全球貨幣體系面臨的風險也在增長。

首先，不斷高企的海外凈債務是一顆“定時炸彈”。2006年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對GDP比為6%。當時經濟學家和金融市場都擔心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導致的海外資金突然停止流入，會引發一場國際收支危機和美元危機。雖然這樣一場危機并未發生，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對GDP之比由2006年的6%下降到年均3%左右（2024年為3.9%），但經過18年的積累，2024年美國海外凈債務和海外凈債務對GDP比已分別由2006年的1.8萬億美元和13%，飆升到26萬億美元和90%。兩者分別是2006年的14.4倍和6.9倍。

不難計算，按照目前的趨勢，美國的海外凈債務對GDP之比還會繼續快速上升，超過100%。一旦海外凈債務對GDP比達到某一閾值，外國政府和私人投資者將不再相信美國能以實際資源量贖回美元“借條”，履行債務償還義務。屆時它們就會把美元“借條”兌換成“真金白銀”，從而引發國際收支危機和美元危機。雖然無人能夠準確預測觸發危機的閾值，只要趨勢不變危機遲早是會爆發的。美國的債權人未雨綢繆，預做準備。

圖片來源：新華社

其次，美元的武器化進一步削弱了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元資產，特別是持有美國國庫券的意愿。2013年12月，英國《金融時報》時任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一篇社評中明確指出，中美一旦發生沖突，美國完全可能沒收中國的海外金融資產。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美國及其盟友立即凍結俄羅斯中央銀行的3000億美元外匯儲備，證明了沃爾夫的警告并非危言聳聽。

再次，新一屆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加劇了外國投資者的擔憂。一方面，美國政府想在不消除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即國內儲蓄不足的情況下，減少貿易逆差，那么就只能依靠美元貶值。另一方面，美國又不愿意放棄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但美國的高關稅政策必然導致通脹惡化，從而降低美元的實際購買力，進而使美債和其他美元資產的吸引力下降。外國投資者減持美債和其他美元資產，最終將導致美元貶值，從而動搖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特朗普政府“自毀長城”式的高關稅政策將加速以美元為錨的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終結。

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發展前景存在多種可能性：突然崩潰、維持現狀或三足鼎立。“突然崩潰”是指美元在短時間內喪失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國際貨幣體系由于匯率的劇烈波動而陷入混亂。1971年尼克松突然宣布關閉“黃金窗口”，布雷頓森林體系突然崩潰就是先例。“維持現狀”是指美元的國際貨幣作用下降，特別是外國投資者開始減持美元外匯儲備，但由于路徑依賴、網絡效應，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加之沒有其他貨幣可以取代美元的支配地位，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繼續存在。“三足鼎立”則是在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逐漸削弱的同時，歐元和人民幣——特別是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逐漸提升，“蠶食”美元的地盤，最后形成美元、歐元和人民幣三極化的國際貨幣體系。但無論最終結果如何，美元的霸主地位大概率仍將繼續存在相當長的時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確保中國海外資產安全是目前中國面對的突出問題，中國必須貫徹落實“雙循環”發展戰略，依靠內需驅動經濟增長。中國應該努力實現經常項目收支平衡，在通過多種途徑有序減持美元資產的同時，需為提高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創造必要條件。資本賬戶可兌換、龐大且流動性極強的債券市場、健全的法律法規、經濟增長、物價和匯率穩定、為地緣政治伙伴提供安全保證的能力等，都是促進人民幣發揮國際貨幣作用的必要條件。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三大債權國，完全可以根據具體交易的性質向交易對象提出相應要求。例如，中國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直接投資可使用人民幣計價和結算；這些國家可以持有一部分人民幣短期國債或存款；向中國借錢需要發行熊貓債。中國在多個方面具備實力，可以促成貿易伙伴或金融交易對象使用人民幣，從而加強人民幣國際貨幣作用。但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是漫長的，不能揠苗助長，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除了美國巨額國債和外債不可持續外，國際金融市場的各種泡沫也十分令人擔心。由于信息與通信技術和金融自由化、證券化及金融全球一體化迅速發展。世界經濟中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脫節的趨勢日益嚴重。這種脫節是全球經濟中一個重要的不穩定因素。

8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學家彼得·德魯克曾指出，金融市場的演化已經使金融走上一條追逐自身利潤的道路。在歷史上，國際金融活動從屬于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是攜手并進的。而現在，金融活動不再直接從屬于實際經濟活動的需要。事實上，自80年代初以來，國際資本在不同國家金融市場間的套利活動就已成為金融活動的最主要內容之一。“為金融而金融”已成為金融業的特點。2022-2023年間，全球年貿易總額約為31.55萬億美元；金融市場（僅外匯市場）日交易量為7.5萬億美元、年交易量約1875萬億美元。金融交易量是貿易的59倍。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不僅如此，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衍生品市場規模遠超基礎資產市場，高頻交易占據主導地位。國際金融市場各種新金融工具和金融活動的創新使資產泡沫更容易發生，金融體系變得更加脆弱。

由于美國國債的持續攀升，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和市場人士認為美國可能會發生債務危機，但這種危機將以什么形式出現，則存在許多不同看法。最普遍的看法是：投資者不愿繼續持有美國國債，美國國債收益率飆升，從而引發一場主權債危機。另一種可能性是美國股市泡沫崩潰，發生類似1987年和2000年那樣的股災。此外，大型金融機構的投資決策錯誤導致的危機（如2020年3月的股市熔斷危機和2023年3月的硅谷銀行危機），如果不是貨幣當局處置得當完全有可能發展為系統性金融危機。由于中國是美國最大債權國之一，我們對國際收支危機和美元危機的可能性格外關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殷鑒不遠。在這個領域，中國必須首先“把自己的房間打掃干凈”，通過體制改革，加強監管，提高金融競爭力，防范資產泡沫。其中關鍵的一條依然是：在條件具備之前，還不能實現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對于各種數字貨幣的出現，中國則應該加緊研究，確定應對之策。

總之，無論是在貿易領域還是貨幣金融領域，加強全球治理不可或缺，中國將在這兩個領域高舉多邊主義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遏制逆全球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使全球化服務于全人類而不是少數國家和少數特殊利益集團的私利。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Staying the course"

文章觀點于中論及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杜娟

編輯：張釗

實習生武昕欣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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