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海南囂張匪徒帶人攻打警局，自報姓名，催警方趕緊來抓

有這樣一個矛盾：上半生奮不顧身為國沖鋒，下半生卻成了萬人喊打的頭號通緝犯。他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這一步的？答案，藏在海南那段陰霾的歲月里。

1985年，年僅18歲的劉進榮被送進軍營。那時候的他，“冥頑不靈，性格乖戾，動輒跟人干架”。父母實在沒轍，只好把他塞進了部隊。可沒想到，這位“不良少年”竟被訓成了一名偵察尖兵：槍法精準，身體素質出眾，心理承受力也強得嚇人。迅速立下三等功，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時，他屢次深入敵后刺探情報，榮立嘉獎，是人人羨慕的“浪子回頭”的典型。

1988年春，他光榮復員，帶著那塊三等功獎章回到故鄉東方市。可現實給了他當頭一棒：好像沒人把他的“英雄”當回事。當地政府的答復很簡單：“政策不夠，建議你自己勤勞致富。”劉進榮賭氣創辦了小小的運輸隊，也想開個小商店，可都無一成功。他越折騰越失望，感覺社會把他送到戰場，卻不愿意給他一份穩定的飯碗。

窮則思變，念頭一轉：既然光靠自己打拼沒戲，不如“另辟蹊徑”？他重操軍裝舊本事，帶著幾名舊部混跡在村里，成了當地小混混的頭目。1988年3月，他因給小弟出頭，一怒之下失手捅死了人。此后，他消失進深山老林，躲了幾個月。他在林里對人說：“反正殺一個難逃一死，殺十個百個又如何？”于是，一個專門搶金礦、敲山搶寨的“東方幫”就此誕生。

他們取名“東方幫”，可并非威震四方，而是因為基地就在東方市。那片山多地廣，人煙稀少，正好給他們提供“天然掩體”。1989年初的一天，劉進榮帶著十幾號人闖進廣壩鄉派出所：“給我把77式手槍和子彈上繳”，值班的警員嚇得翻墻跑了。匪徒頭頭在門口大喊：“你們趕緊來抓我啊！”說完還把自己的姓名留在了辦公桌上，驕橫至極。

可這還只是熱身。1990年，他們盯上了當地一家金礦。夜幕降臨，劉進榮一聲令下，東方幫沖進去，先開了槍，嚇得工人們不敢動彈。兩名躲在角落的工人想要藏錢，被當場打死；其他人只得交出這一年辛苦掙的血汗錢，八萬余元被端走。接著，他們又去敲詐別家金礦，見人就打，見手就搶，洗劫十幾家金礦，收取保護費上百萬元。

“見一個打一個。”他們的囂張程度，甚至在街頭給協警當街開膛破肚：三名協警只為了調查一個小偷案，結果當街被暴打，身中三槍，還被丟在路邊。劉進榮站在路中央，朝天一字腿：“來追？來抓？我等著！”當地警方徹底慌了，明白這不是簡單的治安問題，而是黑惡勢力的猖獗。

海南省公安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鏟除“東方幫”。他們專門搞了一場大練兵，給警員配野戰裝備，訓練叢林追蹤。與此同時，警方在幫派內部安插了三名臥底。可惜有兩名很快被端掉，其中一位劉進明，曾和劉進榮同年入伍，關系還算親戚。一開始，劉進榮還把對講機密碼都告訴他，結果一更新通訊設備，他就露餡了。那一夜，冷風裹著潮濕的氣息，劉進榮親自下令：把劉進明裝進麻袋，丟進河里。他滿不在乎地說：“你這個叛徒，河底見。”

僅剩的一名臥底多次送回情報：匪徒藏身的山林路線、補給方式、常用槍械型號。1993年2月25日破曉前，70余名武警和刑警兵分兩路突襲。三名狙擊手占據半山腰，高度玻璃心臟般凝聚在瞄準鏡里。長槍對準了劉進榮，他正從村口走回來，手里還夾著根煙。狙擊手連發三槍，分別擊中他的腿部和腰部。他跌倒了，鮮血迅速染紅雨后泥土，絕望寫滿臉龐。他還有一口氣，想要開槍反擊，卻拿不穩武器，子彈最終耗盡。

地面部隊蜂擁而至，把他團團圍住。警方先是喊話：“劉進榮，放下武器，投降！”苦無回應之后，一個命令，“齊射！”灌木叢里回蕩滿是機槍聲。直到最后一枚子彈落地，劉進榮才徹底靜止。尸體被警犬從叢林中拖出，據說彈孔多達四十余處。

這場鏖戰結束后，“東方幫”迅速土崩瓦解。官方統計：他們橫行四年多，至少作案15起，殺5人、重傷17人，搶劫金礦價值上百萬，令數萬民眾噩夢不斷。警察打下這片毒瘤，可背后的反思更沉重。

他，一個當年叱咤沙場的“戰斗英雄”，竟成了全民公敵。究其原因，最初不過是要一份穩定工作，卻被一句“自己想辦法”打發。再往深了說，制度的欠缺，地方對復員軍人的安置不力，為他埋下了禍根。可另一方面，一旦走上歪路，他的選擇更多源于個人的貪婪與野心。到底是政策失靈，還是人性墮落？這場鬧劇里，沒有簡單的對錯。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劉進榮的悲劇提醒我們：只有讓每個公民，尤其是曾為國奉獻的戰士，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障，才不會在絕望中鋌而走險。政府的底線，是確保人民安全；個人的底線，則是不觸碰法律的紅線。兩條底線一旦交織破裂，就會釀成令人痛心的慘劇。

參考資料：海南省公安廳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