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開始大規模審查舊案,眾多老干部老同志得以恢復名譽。
在此背景下,粟裕大將非常著急,他這時身體已有些不好,希望將來能清清白白地走,遂不斷給組織寫信,希望能獲得平反。
1979年8月,粟裕突然接到一通電話,是葉帥邀請他去煙臺調養身體。自從反“教條主義”被批以后,葉帥對粟裕照顧有加,粟裕想趁著這個機會說一說自己的事,便連忙飛往煙臺。
讓粟裕感到驚喜的是,他還沒開口,葉帥就特意提醒了:現在國內形勢很好,你當年留下的問題是該解決了,我跟小平同志提過,他同意,你回去后就寫個材料報告交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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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話讓粟裕欣喜若狂,回到北京就立刻把申訴材料整理好遞上去,葉帥及鄧公、華同志、陳云等領導人也很快做出正面批示,看起來最終落實將會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然而,粟裕在家苦苦等了幾個月,沒看到半點進展。這種被吊著的感受最是磨人,粟裕想來想去決定主動去找軍隊領導商談。
當年軍中元帥還有四位健在:葉帥支持,劉帥病重,粟裕就想去拜訪一下徐帥、聶帥。由于58年批粟時,聶帥是一大主力,粟裕就在1980年元旦剛過不久,登門拜訪聶帥,希望能解開彼此心結。
那么,當年聶帥為何要批粟?此次談話的結果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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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末,粟裕調入總參擔任副總長,這時他的領導就是代總長聶帥。兩人攜手提升了總參的效率,但在合作之際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小摩擦。
粟裕戰爭年代跟張震配合得很好,進入總參后特意向組織申請將張震調過來擔任作戰部長。那時粟裕正好分管作戰部,兩人再次默契地推動工作前進。
據張震晚年回憶,他擔任作戰部部長不久,聶帥就找到他談話:
毛主席和幾位軍委副主席太忙了,他們要處理全黨、全國、全軍的事務,每天我都能看到他們辦公室燈火通明到天亮,這樣下去身體會扛不住。所以今后作戰部的文件不用事無巨細匯報上去,先送到我這里,需要上報給毛主席等領導同志處理的,由我批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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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剛剛成立時百廢待興,中央領導們確實每天忙得腳不沾地,張震覺得聶帥也是出于體恤,沒什么問題,便減少了向軍委匯報的內容和次數。
但是聶帥忽略了一點,文件是否重要,有時候也比較主觀,一些聶帥認為不太重要的文件,可能恰恰是主席需要了解的,等主席想找卻找不到時,就會覺得是總參出了問題。
并且匯報次數減少,毛主席也能感受得到。這質和量都往下降了,總參想要干嘛?
最終在1952年7月的軍委會議上,毛主席忍不住批評聶帥:你這個代總長想做什么?為什么總參的文件只上報一小部分?剩下的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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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的目光隨即轉移到聶帥身上,但聶帥沒辦法開口。他是軍中高級干部,當著這么多人面,說是關心領導的身體才違背了領導的意愿,那在別人看來,不成溜須拍馬之輩了?所以干脆低下頭保持沉默。
張震見局面越來越緊張,就主動站出來說明:主席你們的工作太忙了,考慮到有些文件內容缺乏有價值的內容,就只選了最重要的上報,沒有像以前那樣全部匯報。
毛主席沒有搭話,只是盯著聶帥,希望這位負責人給個解釋,可聶帥還是沒開口。如此態度,讓毛主席大怒:這是你的失職,要是你不講,我就要做組織調整了!
意思是要撤職,朱老總等人聽后有些驚訝,連忙出來打圓場,說聶善后會做一個詳細的檢討,事情才圓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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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帥回到總參后,在部門內傳達了中央的意思,隨即就著手開始寫檢討說明情況。事情到這里看起來跟粟裕沒有任何關系,但隨后他做的事卻讓聶帥記掛在心。
粟裕當時在總參是一個特例,毛主席出于對他的欣賞,要求他每半個月都要單獨匯報一次,后來他看總參都做了調整,自己也就沒再按照半月一次的頻率匯報了。
那場軍委會議上,粟裕聽完了全程,雖然主席沒點名批評他,但他認為那些錯誤自己也犯了。再加上作戰部部長張震都在會上出來擔責,自己這個分管作戰部的副總長很有必要也做個檢討。
所以在1952年7月25日,粟裕將一封非常深刻的檢討遞給中央,不但誠懇說明自己工作的不足,還講述了接下來總參準備改進的一些方面。
毛主席收到粟裕的檢討時有些意外,看完后特別滿意,還送給劉少奇、周總理等人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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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聶帥的檢討也送過來了,就只是簡單說明自己匯報次數和數量減少的原因,沒有太多認為自身犯錯的意思。
若是沒有粟裕的檢討在前,主席可能也會感覺老部下做的也是為自己好,事情就過去了。
但,有對比后就容易出現差距,毛主席看看聶帥的,又看看粟裕的,兩怒火又起,把聶帥叫到身邊狠狠批評了一頓,并拿著粟裕的檢討讓他學習。
這就讓聶帥產生了極大的誤會。上面明明沒提要求,你為什么寫?你寫了怎么不告訴我一聲,讓我有個準備?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你是一把手還我是一把手?
后來批粟時,聶帥仍沒忘記此事,說粟裕“很陰”、是“大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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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粟裕關系交好的張震晚年回憶檢討事件也覺得無奈:這里就體現出粟裕同志人際交往方面的不足,雖然他是檢討自己的違約,本意是好的。
自從1958年被批后,粟裕退居二線,與聶帥少有往來。直到1980年初時,才為了自己的名譽問題登門拜訪。事情過去了這么久,恩怨早已煙消云散,聶帥有些感慨地說:
這件事情應該解決,那個時候大家說話都有些上綱上線。但我還未收到總政送過來的報告,等報告過來后,我會為你說話的。只是這件事有些復雜,你要做好思想準備。
聽到這個回答,粟裕心里很激動,接著又去拜訪徐帥。徐帥當年就沒有參與過對粟裕的打擊,見面后表示自己會去幫忙說說。
這么多重要人物都出手相助了,按理來說粟裕很快就能得到平反。可現實卻是每次報告送上去都卡在總政,粟裕去找人,對方當面答應得好,轉身又是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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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粟裕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內心唯一渴望的就是得到平反。妻子楚青非常痛心,去找到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商討。
在交談中,楚青提到了他們夫妻倆去拜訪聶帥的事,說聶帥當初明確說了“這件事應該解決”,那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楊尚昆嘆了口氣回答:當年的問題看似不嚴重,但牽扯的人太多。不用再問總政那邊了,不會辦的。言外之意,就還是總政那邊的事。
1984年2月5日,粟裕病逝,楊尚昆次日就打電話給遺孀楚青說:粟裕心里有個疙瘩,我沒給他辦好,心里很慚愧。準備在悼詞中解決,從正面講,把一些話給推翻。
可惜的是,即便楊尚昆出了很大力氣、對粟裕在戰爭年代的評價很高,但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事還是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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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是等到1994年,粟裕的老戰友張震已是軍委副主席,他與另一位副主席劉華清兩人聯名在報紙上發表《追憶粟裕同志》,里面有這樣一句:
1958年對粟裕的批判是錯誤的,是歷史的一個失誤。算是為粟裕平了反,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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