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1日的晨霧裹著桂花香,漫過山坳鄉的石階路時,我正站在鄉黨委辦公樓的公示欄前,指尖撫過“提名副鄉長候選人”那行字,油墨味混著山間的濕氣鉆進鼻腔。手機里還存著陳局長——如今該叫陳副縣長了——發來的短信:“山坳鄉是全縣的縮影,把教育和民政抓牢,就是抓牢百姓的根。”帆布包里那支李股長送的英雄鋼筆硌著掌心,想起四年前綜合股的燈光,忽然覺得肩頭的擔子比來時的山路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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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崗第三天,我就背著帆布包下了村。山坳鄉有39個行政村,127個自然村,散落在層疊的山褶里,最遠的村落要翻三座山,手機信號時斷時續。第一站去的還是山坳小學,當年的營養餐試點早已鋪開,食堂飄出的番茄炒蛋香里,我看見那個扎羊角辮的李小梅正給低年級學生分飯,她胸前的紅領巾洗得發白,卻系得整整齊齊。校長拉著我往教室走,聲音壓得很低:“鄉長,你來得正好,有幾個孩子最近總遲到,我去家訪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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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梅的同班同學陳冬冬家在最陡的鷹嘴崖,我跟著校長爬了半小時山路,褲腳沾滿泥點,才在半坡的土坯房里見到他。一個拄著雙拐的男人坐在門檻上編竹籃,看見我們就往屋里躲,冬冬正蹲在灶臺前燒火,鍋里煮著半鍋紅薯,水蒸氣模糊了他凍得開裂的臉頰。校長嘆氣:“他爸去年采石場出事斷了腿,他媽走了三年多,父子倆就靠編竹籃換點糧食。按政策,他爸還在,不能算孤兒,補助申請了好幾次都沒批。”我摸出帆布包里的鋼筆,在筆記本上重重寫下“陳冬冬”三個字,紙頁被山間的潮氣浸得發皺。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把全鄉2所中學、18所小學走了個遍,筆記本上記滿了類似的名字:父母一方重病臥床、另一方失聯的劉倩倩;父親服刑、母親改嫁的王浩;母親精神失常、父親在外打零工杳無音信的趙小燕……一共23個孩子,他們都卡在“孤兒補貼”的政策縫隙里,像山坳里無人照料的野菊。回到鄉政府,我翻出2006年民政部印發的《關于加強孤兒救助工作的意見》,逐字逐句地啃,直到凌晨三點,終于在“其他困境兒童”的條款里找到了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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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帶著統計冊闖進縣民政局局長辦公室時,老局長正泡著茶看報紙。“張局,這23個孩子,雖然父母一方健在,但根本沒有撫養能力,算不算‘事實上無人撫養’?”我把冬冬家的照片推到他面前,“政策里說‘其他困境兒童可參照救助’,咱們能不能從民政社會救助資金里擠點出來,先把他們的學費、學雜費免了,再給點文具補貼?”張局長捏著照片看了半天,搖頭道:“年輕人,政策不能亂開口子,這要是開了頭,其他鄉鎮都來要,我沒法交代。”
我沒放棄,連續一周泡在民政局的檔案室,翻遍了近三年的救助案例,終于找到一份鄰縣“重病家庭子女教育幫扶”的文件。我照著這份文件改了七遍,把23個孩子的具體情況、幫扶標準、資金來源列得一清二楚,又帶著陳冬冬和他父親去了縣城。當拄著雙拐的男人在局長辦公室磕磕巴巴地說“我對不起娃”時,張局長的茶杯頓了一下,終于松口:“先搞個試點,資金從鄉民政專項里調劑,我給你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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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扶政策落實那天,我提著裝滿新書包和文具的布兜去鷹嘴崖。冬冬摸著書包上的卡通圖案,突然往我兜里塞了個烤紅薯,燙得我手心發麻。他爸拉著我的手,竹篾劃破的手指在我袖口蹭出幾道血痕:“鄉長,你是第一個踏進我家門的領導,還這么貼心。”后來我又協調學校,給這些孩子加了營養餐的葷菜,還組織鄉中學的老師周末義務補課。有次去山坳小學檢查,看見倩倩在作文里寫“鄉長阿姨的鋼筆,和老師的一樣亮”,字里行間滿是稚氣,我忽然明白,李股長說的“被需要”,原來可以這樣踏實溫暖。
剛把教育幫扶的事理順,村委會換屆選舉的舉報信就堆滿了我的辦公桌。最棘手的是亂石村,舉報信里附著重疊的選票照片,說村主任候選人王老三花錢買選票,還威脅不投他的村民。我帶著鄉民政辦的老吳去亂石村時,村口的大槐樹下圍了一群人,看見我們就紛紛散開,只有一個戴草帽的老人偷偷塞給我一張揉皺的選票,背面寫著“王老三給了我五十塊”。
調查比預想的更艱難。王老三在村里勢力大,開著采石場,不少村民都靠他吃飯,沒人敢說實話。我和老吳索性找了村小學的閑置教室辦公,天不亮就去田間地頭找村民聊天,尤其是拉著村里的大嬸大娘嘮家常,她們才肯偷偷透露些實情;晚上在煤油燈下核對選票,蚊蟲圍著燈芯打轉。有天傍晚,有人往教室窗戶扔石頭,玻璃哐當一聲響,老吳嚇得直哆嗦:“鄉長,要不算了,這王老三不好惹。”我摸出那支英雄鋼筆,在筆記本上寫“公生明,廉生威”,這是陳副縣長當年教我的。第二天,我們找到采石場的會計,他偷偷給我們看了王老三的“選票開支賬”,鐵證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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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亂石村的選舉大會上,我當眾宣布取消王老三的候選資格,現場一片死寂。王老三沖上來揪住我的衣領,唾沫星子噴在我臉上:“你個外來的丫頭片子,敢斷我的路!”我用力掰開他的手,聲音沒抖:“選舉要講規矩,你要是不服,去縣紀委告我。”散會時,那個戴草帽的老人拉著我,往我兜里塞了把曬干的金銀花:“女鄉長,你心善但要當心啊,王老三記仇得很。”
惡意舉報信來得又快又猛。半個月里,縣紀委收到了十幾封舉報信,說我“收受賄賂”、“濫用職權”,甚至卑劣地捏造我“和男教師有不正當關系”。我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翻看著那些顛倒黑白的文字,指尖掐進掌心,手里的鋼筆把紙戳出了洞。老吳勸我:“要不找王老三私了吧,他就是要個說法。”我搖搖頭,給陳副縣長打了個電話,沒說半句委屈,只堅定地說“我沒做錯”。
三天后,陳副縣長的車停在了鄉政府門口。她把我叫到車上,遞來一張紙巾擦了擦我泛紅的眼眶,再遞給我一份調令:“縣政府辦缺個副主任,我向孫縣長推薦了你。山坳這地方,水太深,你一個女同志硬扛太吃虧,先撤出來避避。”我看著車窗外朦朧的山霧,淚水終于忍不住打轉:“陳縣長,我不甘心。”她拍了拍我的手背,語氣溫和卻有力:“甘心不是爭一時之氣,是把本事練扎實,以后才能更有底氣地做事。”我想起當年她帶著我推公車改革時的果敢,想起她在北京為營養餐基金會奔走時的堅韌,默默接過了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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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山坳鄉那天,天剛亮。鄉政府門口擠滿了人,陳冬冬的爸拄著拐杖站在最前面,手里捧著一籃編好的竹籃;倩倩的奶奶拉著我的手,把一雙納得厚實的布鞋塞進我包里,反復叮囑“天冷了要穿暖”;山坳小學的女老師們圍過來,悄悄塞給我幾包潤喉糖,說“到了縣里說話多,要護著嗓子”。車開出去很遠,我回頭看,他們還站在霧里揮手,身影越來越小。而遠處的亂石村方向,隱約傳來鞭炮聲,那是王老三他們在慶祝。我把臉貼在車窗上,看著漸漸模糊的山坳,在心里鄭重默念:我一定會回來的。
坐在縣政府辦的新辦公室里,我打開筆記本,第一頁寫著23個孩子的名字。后來我聽說,山坳鄉的“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幫扶”被縣民政局當成典型推廣,再后來,省里、國家陸續出臺相關政策,那些曾經卡在縫隙里的孩子,終于有了明確的保障。2020年國家全面實施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制度時,我正在整理當年的幫扶檔案,看見新聞里“全國共有41.4萬名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納入保障”的數字,忽然想起鷹嘴崖的晨霧,想起那支始終攥在手里的英雄鋼筆。
陳副縣長來辦公室看我時,我正對著那份泛黃的幫扶檔案出神。她指著墻上的地圖:“你看,山坳鄉的位置我標紅了,以后有機會,就回去把它建好,讓那里的孩子和百姓都過得更穩當。”山坳鄉的輪廓,在紅筆的圈示下,宛如展翅翱翔的雄鷹,想不到我卻折戟與此。陽光透過窗戶,照在地圖上山坳鄉的紅圈上,也照在我攤開的筆記本上,那支英雄鋼筆靜靜躺在旁邊,筆身亮得晃眼。我知道,那片浸著桂花香的山坳,那些孩子純真的笑臉,還有亂石村的風雨磨礪,都不是結束,而是我機關生涯里最扎實的鋪墊——鋪墊著某一天,我帶著更成熟的心智和更堅實的力量,回去扛起那片山的希望,不辜負那些攥著我手說“信你”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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