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冬梅：我兒子初中輟學了，我經歷過最深的黑暗，但我們走出來了

來源：第十七屆新東方家庭教育論壇實錄

主題：《對于家庭教育的再思考》

演講嘉賓：趙冬梅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大家好！我今天標注了兩個身份：一個是輟學男孩泱泱的媽媽，另一個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首先，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我兒子的輟學經歷。他是在2015年，初中二年級放完十一假期之后，就開始頻繁請假的。在此之前，他上小學只請過一天假。我完全沒想到他是因為不想上學了而請假，他也始終沒有正面表達過“我不上學”，但是他曾經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不出來，之后去上兩天課，就又回家不愿去了。這樣反反復復很多次，從2015年10月一直到2016年的6月，這是我后來復盤才意識到的。

那個時候他輟學了，我十五歲的獨生子，一個北大教授的獨生子，輟學了。

2016年之后，我還嘗試過各種辦法把他送回到學校。這些努力，可能很多家庭也都做過。我曾有一個去美國教書的機會，就把他帶到美國去上高中；我還把他送到過一個大專的預科。但是所有這些努力，最終也宣告失敗。

到了2021年，我終于想明白了：他可以不上學，可以沒有文憑，可以不回到學校去，不再接受系統的學校教育。至今他有兩張文憑，一個是小學畢業證，另一個是初中畢業證。他可以沒有任何一張高中以上的文憑，但我對他有要求，包括他必須努力學習。

公開分享的背后：壓力與初心

到了2024年的時候，我和泱泱決定要把我們的故事分享出來，這就是我們公開分享的時間線：

2024年9月1日，網易新聞“網易文化”發布短視頻：《趙冬梅：我兒子初中輟學了，我支持他》

2024年12月26日，“新世相”發布公號文章：《我媽是北大教授，我初中都沒上完》

2025年7月24日，“一席少年”發布我的演講：《我的兒子跟學校八字不合》，發布的主題是《上一次我來一席的身份是北大教授，這次是一位輟學孩子的媽媽》

2025年9月5日，“三聯生活周刊”公號發布采訪：《北大教授vs初中輟學媽媽：我終于接受“他想以自己的方式成長”》

2025年10月18日，脫不花、泱泱和我的“長談”在“得到”上線：《那些不肯“齊步走”的人，后來怎么樣了?》

按照我國現行的教育體制，所有孩子都要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然后他應當上高中，或者說我們家長希望孩子盡可能上高中。那進了大學之后呢，又開始要求他必須考碩士。我的學生告訴我說，在北京市想要進中學教書，甚至想要進小學也需要有碩士文憑。如果要進大學教書或者外地的想要留京，可能還需要取得博士學位。這種路徑，其實就是“齊步走”：所有的人按照整齊劃一的步伐，在什么年齡就該干什么事。

而泱泱呢，是一個不愿意“齊步走”的孩子，他就從“齊步走”的隊伍里頭掙脫出來了。這些不肯“齊步走”的孩子，后來怎么樣了？他就成為我們關注的話題。因此，我跟脫不花商量，把題目起成：《那些不肯“齊步走”的孩子，后來怎么樣了？》。

泱泱走出來了，他是一個心理很健康的人，他找到了他此生愿意做的事情，成為了一名攝影師。他和他的朋友一起拍攝發表了第一部紀錄長片。

所有這些對公眾分享的經歷，其實都是我們母子共同商定的，但背后其實是有壓力的。

不久前，我去上海開會，遇到一個學生，他如今是復旦大學的教授。我們聊天到最后，他非常嚴肅地跟我說：“趙老師，你跟泱泱那個事情不要再講了，因為網上會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可能會傷害到你們。”他說的是對的，從頭到尾，這件事情講出來都是有壓力的。

在7月21日一席的演講正式上線之前，我寫了一個挺長的免責聲明，我給大家念一下：

這并非是一個母親主動的選擇，她攤上了“跟學校八字不合”的小孩，沒有暴怒放棄，而是選擇耐心接納，幫助孩子建立自我，以他自己的方式跟社會建立有效連接。

“成績不好的小孩”也可以有明天，對吧？

的確，母親的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對孩子起了正面作用。在中國最好的大學教書，讓她對學習成績“祛魅”，有能力區分“學術的”與“人生的”。周圍高認知人群的包容，也幫助這對母子度過了最深的黑暗，她們永遠充滿感激。

我們要談論的是，在現有條件下，面對出了問題的孩子，如何接納。至于其他，實在并非“這一個”個案可以承擔。混為一談等于一個不認。

相信大家都能理解我其中所包含的復雜情感，那為什么我們還要講出來？

因為我和泱泱，我們這一對母子，希望通過公開談論，消除那些目前在學校教育中“落后”或“輟學”帶給父母和孩子們的恥感。我們希望安慰、幫助并鼓勵到這些家庭。

因為這件事情實實在在的，它就是“房間里的大象”。它可能在任何一個班里都存在，甚至包括那些已經上了最好大學的學生，他們只是在表面上沒有掉隊而已。但是究竟他們遭遇了什么？所處的狀態又是什么樣的？我想在座的各位，包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和所有的父母，我們其實都知道，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不敢談論它。

我在一席演講的開端，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是來安慰你們大家的，我希望你們可以被安慰到，它會發生，這不是你的錯，也不是孩子的錯。”我確實經歷過最深的黑暗，也希望能鼓勵到大家。傷心、愧疚、悲哀、恐懼、絕望……所有這些詞匯總起來就是：“為什么是我，我哪里做錯了？”

首先是，泱泱為什么會這樣？如果他掉隊了，就不能取得大學文憑，他將來可怎么生活，他會不會餓死？這些問題我都想過。我充滿恐懼，不知道我和兒子會不會被社會歧視。我其實倒不太怕，因為我好歹也是北大教授，但是我兒子會不會因為我是北大教授這件事情，受到加倍的歧視？

我曾經感到恐懼和絕望。明明不用坐班，我卻每天都會去學校上班，在兒子把他自己關在屋子里的時候，我依然會每天去上班。有一天早晨，我沒聽到他的動靜就走了。第二天下午下班回到小區的時候，我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們小區的樓底下會不會圍著一堆人，他是不是跳下來了。

泱泱在脫不花的長談當中，說他曾經坐在窗臺上。我們家是九層，如果真的一使勁兒，我就沒有這個孩子了。我曾恐懼過，但是還好，我的兒子也有恐懼和牽掛，他從小是一個被深愛的孩子。我父親的原話是說，看孩子要不錯眼珠地盯著他。我母親和我父親，還包括我前夫，都是極愛這個孩子的。他知道我們愛他，他還有很多的愛好，因為愛這個世界，所以他最終沒有跳下去。那是我經歷過的最深的黑暗。

“泱娘三問”：對現行教育的反思

那么現在大家關心的是，這個可憐的母親，她是怎么走出來的？

當我開始憤怒的時候，我就接近于走出來了，我不再愧疚，覺得我和泱泱沒做錯什么。既然我們沒錯，那問題到底出在哪里？于是我開始思考。憤怒，它證明我擺脫了愧疚。

而開始思考和自省的時候，這個問題就接近于得到解決。在憤怒之中，我思考了三個問題，我把它稱為“泱娘三問”——其實是泱泱媽媽的三問。

第一問：為什么這個孩子所有的美德，你們都看不見？

我之前演講用了很多兒子小時候的照片，多好看的孩子啊！在他很小的時候，我總忍不住不停地說：“泱泱你多好看啊。”然后我的兒子常常會說：“所有的媽媽，看自己的小孩都是最好看的。”我說：“你說得對，但我的兒子還是最好看的。”這個孩子不僅僅好看，而且勤快，他有非常強的動手能力。在這個動手能力的背后，是他探索未知世界的渴望，以及解決問題的愿心。

他善于學習，也善于合作。我曾和同學們一起為孩子們組織冬令營。他在出發之前問我：“媽媽，我們這個冬令營的小朋友的年齡結構是什么樣的？”我說：“你為什么要問？”他說：“我想知道我在這其中究竟要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他知道關心別人。這個冬令營要搬一次家，從廈門搬到鼓浪嶼島上。我拉著自己的箱子，回頭看見一個女同學的兒子拖著兩只箱子，而他媽媽悠哉悠哉地走在前面。這孩子比我兒子還小，于是我抱怨：“你看弟弟都幫她媽媽拉箱子，你為什么不管我？”然后他回答說：“媽媽，我要照顧更小的同學。”他就是這樣一個孩子。而且他還有非常強的能力，類似今天這樣的活動，初中一年級就能夠獨立負責打光和調音工作。

但在學校的整個評價體系里邊，這些都不算。我們喊了這么多年的素質教育，孩子身上這么多的閃光點卻都看不見，那你們在乎的學習，他真的差嗎？他在上小學之前沒有學過任何東西，學校里拼音只教了一周就完了。這個孩子慢慢從開始的70多分，考到了89分了。我給老師打電話說：“嘿，我兒子真棒，已經考到了89分。”那個老師跟我說什么，他說：“我們班低于90分的，就兩個。”這個孩子所有的美德在學校里邊都不被看見。

我有記日記的習慣，但是我記日記的時候，往往就是我快瘋了。有些事我可以去跟另外一個人說，但是有的事情很難說，所以我寫日記。

《泱娘日記》2016年2月21日：

要開學了。泱泱返校，我隨至北大備課。

晚上泱坐在沙發上打電話指導同學買短卡（短卡是一種四驅的賽車）。他思路清晰，數據明白，權威極了，這是他愛的，便學得這樣好。如果中學有短卡課，泱必定是第一。

為什么有些知識就是優先的、獨占的，而另外一些則是邊緣甚至污名的呢？（這是一個可憐的媽媽，但同時也是一個非常用心的歷史學者的思考。）我在想，王安石的《三經新義》是一個例子。知識、思想、方法的獨占化，最終堵死的，是創新之路。泱，希望你也能到羅馬。

其實條條大路通羅馬，為什么大家喊著“一二一”，不允許其他的人去走別的路呢？以上是我的第一問，其實在剛才我所引的日記里頭，就已經開始了。

第二問：都說時間就是生命，為什么我們的生命要以這種方式消耗？

這個時候，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真心覺得這就是歷史學。我觀察到，很多有成就的人是善于思考的人，他們過了35歲，到40歲左右都開始喜歡歷史，不管他原來是學什么的。我理解為，是因為他自己有歷史了，他需要思考自己的來路以及即將到哪里去。所以歷史學其實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反思性的學問。我們通過對過去記憶的整理和反思，認清當下的處境，以及思考怎樣走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在這個時候，泱泱的媽媽，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教授趙冬梅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的時間要以這種方式度過？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首先要想的是，我們的孩子是從什么時候開始，以這種方式度過他們的青少年時期呢？

這個時間其實很短，中國現代學制的頒布，到今年應該是121年。那在此之前，從隋朝開始，通常認為是從隋朝開始有了科舉制度，但科舉所涉及的人群比我們的現代教育制度要少得多。所以我們目前的這種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碩士、博士培養下一代的方式，它不是從古就有的，而是非常短暫的。因此它也就談不上天經地義。

我仍然引用我2019年的日記，這個時候他是在美國寄宿家庭。我本來申請了在美國待一年，但因為我有四個學生畢業，所以半年就回來了。我以為他已經適應，因為半年之中，他本來不好的英文能及格，我覺得已經很了不起了。我以為我可以把他留那兒，但我走了之后，情況又惡化了，這時候我在北京。

《泱娘日記》2019年3月7日：

無比消耗的一天。泱又未上學，阿姨要帶他去看病，泱拒絕。這讓我意識到：

第一，我對泱的支持不是無條件的，我應該做到無條件，包括允許他膽怯、消沉。（我們不能僅僅是因為孩子漂亮、可愛、考一百分的時候，你才愛他。你不能跟他說，爸爸媽媽一直都是愛你的，但是卻很少能讓他感受到被愛。我在檢討我自己。）

第二，我還是顧慮別人太多了。 我是擔心阿姨的感受才做此決定。我可以犧牲我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必須允許泱不愿意（因為他是孩子）。

第三，泱是一個善良且具備了一定生存能力的好孩子，如果他不愿意在功課上努力，上好大學，那么，由著他做個自食其力的人吧。

在2019年我已經開始思考，教育制度不是天經地義的，既然并非古而有之，那么也不必是天經地義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已經在松動，我在思考，我可以允許他不接受系統的教育。

第三問：作為母親，我究竟在做什么？

“愛孩子，這是連母雞都會做的，但教育好孩子卻是一門藝術。”這句話常常被人傳頌。大概所有搞教育的人都聽過，所有的家長也都被告知過。

但是我以為，我們今天的父母之愛，可能在某種意義上來講，不如母雞之愛。因為母雞之愛子是出于本能，而一部分人類之愛子正在逐漸背離本能——你忽略他是個人，是一個生活中的扎扎實實的人。你告訴他，你可以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好好學習就行了。你口口聲聲宣稱你有多愛他，多么無條件地接納他，但只要老師打一個電話，你就會把滿腔怨氣轉嫁到他頭上。你會堵著他的門說，你怎么這樣，我為你都砸鍋賣鐵了。

“砸鍋賣鐵”是我父母那一代常說的，我們這一代大概率是不需要砸鍋賣鐵，但是會說，爸爸媽媽為了你，比如說為了上好學校拜托人種種，我們為你花費了這么多，你卻……你對不起我!

那我做過什么呢？其實從他上小學到他后來不好好上學，我做的所有努力都是把他推出去，把他推給外部世界。我希望他能夠尋求到體制性的外在承認。比如說我作為一個北大的教授、北大畢業生，那我們所有北大畢業的就一定比其他學校畢業的更幸福、更成功嗎？什么是成功？明明我知道這些，但我還是努力地推他，把他推回學校去，把他按在那個椅子上，希望他能夠按部就班地走大路。我和體制站在一起，壓迫這個“不肯齊步走”的小孩。而這個小孩，因為他是我生的、我養的，他從內心深處愛我，他愿意為我做出努力做出犧牲，他一直在委屈他自己。

而我因為他未達到外部目標，一直對他不滿意，我的不滿意又加深他的愧疚。于是這個可憐的小孩就在愧疚的惡性循環當中，不斷地徘徊，壓力越來越大。直到有一天，他關上了他的門；直到有一天，他坐在了窗臺上往下看。

這確實是我的錯。其實我覺得，親子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權力關系。我們大人往往是按照外界的要求，不敢抵抗外部世界。同時我們也覺得走大路是最安全的，因為大家都走啊，至于最后怎么樣，我們其實是不管的。如果離開了這條路到哪里去？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就會感到心慌感到恐懼。所以為了避免心慌和恐懼，我們就去壓迫孩子。在孩子面前，憑借這種權力關系，我們確實是可以做到為所欲為的。但“為所欲為”易，“心想事成”難。

與兒子的約定：為己之學，自洽自足

我覺得每個孩子都像自然界中的植物一樣。我年輕的時候，喜歡開大朵的重瓣花朵，三四十歲以后開始喜歡單瓣兒的花，進入五十歲以后我喜歡所有的花和樹。

在冬天的時候，我特別喜歡觀察北方的樹。你以為沒有葉子，它就蕭瑟了，其實真不是。建議大家現在可以去看看，看完了秋葉，你還要抬頭看樹，不僅可以治療頸椎病，你還可以看到樹的形態：褪去了葉子之后，樹的姿態更加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所有的樹，不管是高還是矮，只要人類沒有惡意修剪它，它一定都是舒展的。它的枝葉會主動尋找陽光，它的根系去尋找水源，這就是生命的本能。我們每個孩子也都有這個本能，如果沒有外界的惡意或者非惡意的干預，其實所有的孩子都是能夠長好的。

至于長成什么樣——是棟梁，是能夠開出重瓣的牡丹來，還是一朵梅花，還是一朵杏花，哪怕就是一個紫花地丁，或者就是鴨跖草那么小小的一點，甚至是更小的點地梅、苔花……而且苔花不是學牡丹才開的，苔花是自在而開。雖然我們大人想要心想事成，覺得可以為所欲為，但是孩子自帶命運的，你的干擾會使得他到不了他本來可以抵達的地方。

我在清華連續開了四年課，曾做過一個小的調查，因為樣本數量很小，所以未必完全科學。我在這個調查中發現，這些能考上清華的孩子，有很多人是初中，甚至高中才“覺悟”的。他們有的初中還在打游戲，然后被媽媽抓回來，最后也能考上清華。所以考上清華、北大的孩子的父母，不要以為那全是你努力的結果。

生活必須繼續。在經歷了這三問之后，我徹底想明白了。

2021年，我跟泱泱說，我對于你上不上大學這件事兒沒有執念。但是我有要求你要自食其力，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而且要做一個自洽的人。如今有了AI，我們能更快地獲取不同領域的知識，而且還可以深入探討。這可能比請教一個業內專家還要快，因為你總不好意思追著人家沒完沒了。但是向AI提問的能力，你是要靠自己學習。哪怕在AI到來之前，網絡上有很多知識向我們開放，但是很多人拿著手機只是在刷一些非常沒有營養的東西，包括我自己。

我跟泱泱約定：你可以不上學，但是你要努力學習。而且我們希望你做的是“為己之學”，就是一個自我建設的學問。現代教育中，我們每一個人受的都是 “為他之學”。我們的所有學習都是向外的，我們滿足外部的要求，努力征服外部世界，取得外部世界的認可。我們希望打敗同班同學，比如說考第一。

我曾是一個很不像話的人，現在想想，我高三的時候真是個笑話。當時我會計算自己能拉第二名多少分，如果拉的不是那么多，我就會覺得這次沒考好。這種學霸作為父母，他們的同理心往往特別差。因為在他的人生經驗當中，他不斷被體制肯定，他跟體制之間有著高度的配合。我的不幸和幸運就在于，我得到了一個跟學校體制“八字不合”的孩子。幸好作為學霸，我是有思考能力的，所以我走出來了。

保護獨一無二的生命

我們的教育整體上都是向外的，而中國傳統的君子之學是為己的，就是自我建設之學。我希望泱泱做自我建設之學，他要做到自食其力，同時他還必須要做到自洽。他要尊重他自己，并且在尊重他自己的基礎之上，尊重他遇到的每一個人。

我還跟泱泱說過一句話，我說媽媽是個特別挑剔的人，我對文字挑剔，我對人也很挑剔。我之所以對你有這些要求，是因為我生怕有一天，你變成了一個我不能喜歡的人。

還好我很幸運，泱泱也很幸運，到今天為止，泱泱即將24歲，他是一個我喜歡的人，他成為了一個紀錄片攝影師，還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在4月29日，他和賽車手老吳、老吳的太太Minda一塊兒參加了派克峰爬山賽。6月22日，老吳成為第一個登上派克峰的中國大陸車手，而泱泱用攝像機全程記錄了參賽過程，并且泱泱會修車，他擔任了機械師。

10月12日，他的第一支長篇攝影紀錄片在B站、微博“攝影狗亨利”上線，這是他作為攝影師給自己起的名號。

作為媽媽，我當然是轉了一遍又一遍，我很高興，我們走出來了。

那些仍然在迷茫中的父母親和孩子，我相信你們也可以走出困境。在制度發生重大變革之前，請讓我們一起，保護這個獨一無二的生命。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