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敗的人生

邵燕祥晚年的反思：

我的人生是失敗的人生

文：彭蘇 編：先知書店

華威西里塔樓的公寓里，墻壁重新粉刷過，書柜里的書都參差不齊，素雅的窗簾窸窸窣窣。

邵燕祥動作遲緩地戴上助聽器后，湊近暖氣片，聲音柔且弱。2007年，他的心臟做過一次大手術。過去勞改期間，沒人告訴他，長時間用左肩挑重擔，會對心臟有壓迫。

年輕時，大部分時間荒掉了，以為有些書可以老了再讀。可等老了，精力體力甚至眼睛都不給力了。他看著那堆書，豁然一笑：“總之，我的人生是失敗的人生。”

1990年11月21日，邵燕祥先生在家中

▌從根正苗紅到戴上“帽子”

邵燕祥，1933年6月10日生于北京，筆名雁祥、漢野平，原籍浙江紹興。1947年10月，14歲，邵燕祥完成了政治上的“成人禮”——懷著對革命的美好憧憬，他加入了北平院校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聯盟。

之前，他已在《新民報》副刊《北海》上發表四十多篇隨筆小品。盡管在他的“大朋友”們看來，“屬于風花雪月的東西”，但詩人的才情，已嶄露頭角。

1951年，邵燕祥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編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歌唱北京城》。

學者林賢治在《中國新詩五十年》中說，“他把歌唱當成自己的日常工作，寫下大量詩篇，其中包括在政治運動中的作品。題材比較多樣，主題卻是單一的：雖然他也算講究構思，遣詞造句方面盡可能避免公式化概念化，但是，才華在這里只能作為意識形態的點綴。”

“在1955年的歷次運動中，我都緊跟寫詩配合。”邵燕祥說。

2007年，邵燕祥在海參崴

瞻仰詩人曼德爾斯塔姆的紀念像

1956年，他已不滿足于描寫建設題材的“詩”， “我以為只有面對生活中的消極面，與之斗爭，縮小以至消除它，才能擴大光明面，這是‘為政治服務’的辯證法，是更深刻又更直接地為‘為政治服務’。我實際上從歌頌建設轉向對生活中一些消極現象的批評與諷刺。”

“告訴我，回答我，是怎樣的，/怎樣的手，扼殺了賈桂香？”——1956年年底，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的《賈桂香》，既是他在為遭遇官僚主義與主觀主義圍剿而含冤自殺的女工鳴不平，也是他的轉型之作。

1957年初，他幾乎沒寫東西，但報刊上發表了他去年冬天種下的兩株“毒草”：一是王蒙小說的讀后感《去病與苦口》，一是呼應公劉《西湖詩稿》的《憶西湖》。

前者是王蒙前一年發表并引起轟動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讀后感，至于《憶西湖》，他說，“《憶西湖》發表不久，就被歸入‘當前詩歌創作中的不良傾向’……批評我詩中的思想情感不健康，大意說有封建士大夫的味道。”

寫給兒女的《沉船》里，邵燕祥宣告他“死在1958”——“1958年2月，我被迫在定案材料上簽字，接受“戴帽”的結論：開除黨籍，撤職降級，下放勞動。”

1958年3月，戴帽定案后，下放勞改前，

邵燕祥到船板胡同看父母，在北屋門前留影

▌恥在動蕩時期

1968年9月，已是“牛鬼蛇神”的邵燕祥隨廣播局專政隊遷至北京房山路村勞動。在那里，他遭遇了單口相聲大王劉寶瑞的猝死。邵燕祥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

有一天，從田間回來，一進村就解散了。

正往我住的院子走，過來一支下工的隊伍，走到最后的是劉寶瑞，臉色灰白，指著前胸對我說：“心口疼，實在干不動，你給我說說。”

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著我，沒等我回話，就趕隊去了。他佝僂著背，艱難地蹣跚地走著。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辦……但在這里，我不是隊長了，又不在一個班里，我怎么替他說話？我是跟他一樣的專政對象啊，還時時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報告……

第二天，劉寶瑞去世了。

“最感壓抑時，是否依然保有自己的底線？”我問他。

“有。第一，絕不自殺。第二，交代材料要詳細具體，要當作遺囑去寫。”

不會自殺是早年的決心。1947年秋，地下組織遭到破壞。為此，民聯組織對成員進行氣節教育。恰好這時，他讀到魯迅在《南調北腔集》里寫的，“名列于該殺之林則可，懸梁服毒，是不來的”。他把這句話當作自己的座右銘。

運動中，大批知識分子遭難，老母親一直擔憂他會尋短見。動蕩中，他被控制，“我寫過一字條，托可靠的人捎給妻子。我告訴她不管在什么情況下，我都不會自殺。假如聽到我自殺的消息，她一定不能相信。”

盡管希望渺茫，他仍不放棄，“我總覺得我的事情會弄清楚的。所謂檢討，所謂交代罪行，我都認真對待。10年，20年，無論等到何時，哪怕我不在了，我也要讓我的檔案說話。”

左起邵燕祥、章詒和、錢理群

動蕩時期結束后，邵燕祥將這份檔案——他人對他的檢舉揭發，他對自我的討伐，收進《人生敗筆》。序言里，他這樣懺悔：“在我，無論違心的或真誠的認罪，條件反射的或處心積慮的翻案，無論揭發別人以劃清界限，還是以攻為守的振振有詞，今天看來，都是阿時附勢、靈魂扭曲的可恥記錄。在我，這是可恥的10年。”

回顧自己從1945年后30年的創作與生活時，他說道：“假如為我過去30年樹一座墓碑，應該嚴肅地銘刻這樣兩行字：政治上無名的殉難者，文學上無謂的犧牲者。”

▌救贖在當下

1979年，邵燕祥恢復發表作品的權利，平反后，他寫了大量詩歌和雜文，批評各種社會弊病。他擔任中國作協《詩刊》副主編，直到1984年離開。

一度，他的新詩寫作猶如井噴。他在擺脫布爾什維克話語方式的影響，逐漸回歸個人本位。

“明顯不同于50年代初期，詩人不再輕信和盲從，贊美中有詛咒，歡樂中有憂愁，”林賢治說。

“我曾把自己當戰士，想成為為人民歌唱的歌手。現在我不想強調我是戰士了，寫雜文從一個角度來表達自己的一點意見。”邵燕祥說。

在1958年運動50周年時，他寫道，“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來，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

邵燕祥在他2014年出版的《一個戴灰帽子的人》中說：“我們曾被欺騙，我們也曾互相欺騙，我們不能再欺騙后人了。”

邵燕祥先生晚年

“邵燕祥是通過一種‘自我救贖’，來展現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意志與自由精神的。我也是被放逐到底層又重新復歸到體制內位置的人。但為什么我只把自己看成是歷史犧牲品，而沒有意識到我也是歷史的合謀者？”章詒和自問。

通過對自己靈魂的救贖，邵燕祥在晚年獲得了心靈的平靜。

“每次同他分手，我都從他的笑容中得到一種滿足。”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郁說，“但他的笑是凝重的，像他的詩，也如同他的雜文。讀他的作品，會依稀感受到20世紀后半葉，中國歷史的最沉重的那一頁。他仿佛從寒冷中走來的人，從那冒著熱氣的口吻里，不斷地訴說著冬天的故事。”

王學泰也感嘆，一個人揭露他人的錯誤不難，難就難在剖析自己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