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教授撰文紀念“DNA之父”沃森：偉大與錯誤并存

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科學家之一、DNA雙螺旋結構共同發現者、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詹姆斯?沃森（James Dewey Watson）于美國時間2025年11月6日逝世，享年97歲。

北京大學饒毅教授近日撰文紀念沃森教授：回顧兩人學術與生活中有趣且深刻的交往細節，提供了一個看待科學與歷史的珍貴視角。這篇文章既是對沃森科學貢獻的致敬，亦是對科學史中公平與理性的深刻反思。

撰文｜饒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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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4月25日，英國《自然》雜志發表沃森（Jim Watson，1928-2025）和克里克（Francis Crick，1916-2004）的文章，題目是：“脫氧核酸的一個結構”。

他們的工作無疑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工作之一。

他們兩人也無疑是兩位偉大的科學家。

不過：

1）兩人中，不僅直接認識他們的人在客觀評價時，而且沃森自己也認為克里克聰明很多。與他們有密切交流、也有實際競爭的女科學家富蘭克林對克里克佩服至極。沃森在我家時說（因為聰明程度）克里克是另一類人。

2）沃森/克里克的工作依賴了富蘭克林的圖片，提出DNA雙螺旋模型。富蘭克林獨立提出了雙螺旋模型。

但是，沃森/克里克提出了堿基配對，富蘭克林沒有。

沃森/克里克曾經提出一個錯誤的三螺旋DNA模型，但立即被富蘭克林指出是錯誤的。他們的競爭者，著名美國化學家鮑林（Linus Pauling），同樣提出三螺旋模型，沒有人指出其錯誤，發表了這一模型。因為有人指出錯誤，當時難聽、尷尬，但沃森和克里克不僅因此沒有公開出洋相，而且以后轉而進一步研究，最終提出對的模型，成為生物學劃時代的工作。

3）沃森對于種族的說法是不負責任的，缺乏嚴格的證據，而是用部分觀察到的、不顧其他事實的不嚴謹的論調。按他對黑人的邏輯，他實際也說過（我自己與他在我家晚飯時面對面辯論過）北方人怎么怎么樣南方人怎么怎么樣。所以，所謂同意沃森的華人，如果你家來自中國的南方，他其實也認為你就是他眼里的黑人。顯然他這種邏輯是不嚴謹的。

4）很多人認為沃森/克里克在1953年提出DNA結構的模型，是二十世紀生物學最偉大的工作，開創了分子生物學。

這種觀點不是沒有道理，但不夠全面。

我認為1944年艾弗里等（Avery、McCleod、McCarty）發現DNA是遺傳物質才是“二十世紀生物學最偉大的工作，開創了分子生物學”。

沃森/克里克對遺傳信息提出根本的理解，但其基礎是1944年發現DNA是遺傳物質。

5）沃森對人類的貢獻肯定屬于巨大。但沃森在智力上沒有到楊振寧先生的聰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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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的著作《雙螺旋》是科學界的里程碑式著作，曾多次入選“10大最有影響力科普圖書”、“改變美國的圖書”和“世紀最佳非虛構類圖書”等榜單。

湛廬文化出版的“插圖注釋本”，是迄今為止內容最全面、形式最生動的一個版本。不僅呈現了冷泉港實驗室搜集整理的300余幅珍貴歷史照片，還刊載了許多書信、傳真件、手稿和其他檔案材料（其中許多都是第一次公開出版）。

01

沃森/克里克最重要的貢獻

沃森/克里克（1953）文章長度為一頁，雖然印刷在兩頁上面。第一頁的前面是前一篇文章占了幾行，而Waston/Crick文章在第二頁占的幾行也只是致謝部分的一部分、兩位作者的姓名和地址、引用的六篇文章。

Watson/Crick在Rosalin Franlin(富蘭克林，1920-1958)和Maurice Wilkins（威爾金斯，1916-2004）進行的X線衍射實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正確的DNA結構模型。

此前，英國物理學家William Astbury（1898-1961）在1938年、美國化學家Linus Pauling在1953年2月提出過DNA的結構模型，都是錯誤的。

富蘭克林不僅拿到了DNA的衍射圖片，而且獨立于沃森、克里克提出了雙螺旋模型。但她的數據多，曾經猶豫過。但她的學生在她的筆記本發現她是獨立于沃森/克里克而提出雙螺旋模型。

Watson和Crick的模型有兩大特點：雙螺旋是漂亮、堿基配對是核心概念。

兩大特征都重要。

而富蘭克林沒有提出堿基配對。

但是，對于外界來說，普遍欣賞雙螺旋的美。而對于生物學來說，堿基配對才是最重要。

RNA的結構經常可以沒有雙螺旋，但是RNA參與遺傳信息傳遞過程的時候，也遵循堿基配對的原則。

克里克的妻子為Watson/Crick論文畫的插圖：

02

富蘭克林的貢獻

猶太裔英國科學家蘿莎琳德·富蘭克林孤軍奮戰，而與她競爭的沃森和克里克卻緊密合作。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英國《自然》雜志上發表論文《脫氧核糖核酸的結構》，提出了DNA雙螺旋結構。這篇簡短的文章從開頭、結尾和致謝總共不到一頁。但這篇劃時代的文章中，有一句話意思是說，我們在做這項研究的時候，對富蘭克林的研究成果只是模糊地知道一點。這句話是一個謊言，因為沃森和克里克對富蘭克林的成果不是模糊的知道，而是知道的很清楚。

富蘭克林1921年生于倫敦，早年畢業于劍橋大學，專業是物理化學。1945年，當獲得博士學位之后，她前往法國學習X射線衍射技術。此時，人們已經知道脫氧核糖核酸(DNA)可能是遺傳物質，但是對于DNA的結構，以及它的機制還不甚了解。就在這時，富蘭克林加入了研究DNA結構的行列，1951年，富蘭克林受劍橋大學國王學院John Randall之聘任，與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共同進行DNA的X-光分析。富蘭克林以前研究煤和其它無機物的機構，回英國后做DNA是分派的工作，并不完全清楚DNA的重要性。

富蘭克林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成功地拍攝了DNA晶體的X射線衍射照片。她也知道堿基在里面，磷酸在外面。1954年因為發現蛋白質α螺旋結構而獲諾貝爾獎的Linus Pauling，曾在1953年提出一個DNA核酸的模型，在這個模型中，Pauling錯誤地認為DNA是三螺旋結構，而且堿基是在外面。沃森和克里克也曾犯同樣的錯誤，但他們和富蘭克林討論時，富蘭克林糾正了堿基在外的錯誤。如果她不指出堿基在內，沃森和克里克就缺乏提出堿基配對的一個非常重要基礎。富蘭克林后來在倫敦伯貝克學院的合作伙伴克盧格（1982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看了她的筆記和論文打字稿，證明她獨立提出DNA雙螺旋結構。但是她沒有提出堿基配對。

1962年，克里克、沃森和威爾金斯因為發現DNA雙螺旋結構而分享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而富蘭克林已經在4年前因為卵巢癌而與世長辭。“如果她還活著或者諾貝爾獎早些授予雙螺旋的話，獲獎名單將不是克里克、沃森和威爾金斯，而是克里克、富蘭克林和沃森”。[8]這是很多人的共識。美國作家Anne Sayre 于1975年出版的《羅莎琳德·富蘭克林和DNA》一書中，全面記述了富蘭克林的科學成就。

富蘭克林是被人叫去做DNA結構，她沒有意識到DNA的重要性，她對解DNA結構的興趣是有的，是因為工作要好好做。而沃森知道DNA的重要性，當時老想著做了可以拿諾貝爾獎。富蘭克林工作環境對她很不友好，她也沒有平等的合作者，而沃森和克里克有非常緊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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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老師和學生誰更重要？

歷史上，有時老師目光短淺，有時學生忘乎所以；現實中，老師應該與時俱進，學生可以擴展視野。

在今天的實驗科學研究團隊中，大家都知道，老師和學生各有重要性。

而且，每一個團隊，每一個階段，每一個課題，老師和學生的相對重要性不一樣。

最佳的組合是各有不可替代的貢獻。

但是，經常會有誤判、誤解、甚至糾紛。

有些時候，完全是學生的貢獻，有些老師不務正業，對學術沒有興趣，腦筋不在科學上，只會到外面搞關系、搞資源，與課題組的關系變成商業關系，以經費換科研結果，依賴學生讀文獻、思考科學方向、設計科學研究、動手研究、理解結果。

也有老師的工作不如學生的重要。例如沃森和克里克當年分別是博士后和研究生。他們的導師研究血紅蛋白的結構，并發明了結構生物學解析技術。但沃森和克里克不愿做老師指定的課題，而有更大意義的工作，DNA的結構。結果四個人同年諾獎（兩人化學獎、兩人生理/醫學獎），但學生的工作意義不能用諾獎來衡量，而是偉大。

04

沃森不如楊振寧聰明

沃森的幾本書很多人讀過。我也一樣。我還用他主編的《基因的分子生物學》教過學生。

2016年，沃森訪問過清華大學，楊先生和他同臺。

2018年，他們兩人也都訪問過西湖大學。沃森夫婦到我家做過客。沃森和楊先生在一起的時候，很難不被比較。出生更晚的沃森在邏輯思維、語言表達和反應速度等方面，不如楊先生頭腦更清楚。比較他們兩人年輕時的著述、講話，也覺得楊先生更勝一籌。

05

沃森的種族主義觀點

沃森觀點偏右。他說人有種族、而且基因決定不同種族的智力。他最后被冷泉港實驗室取消名譽主任的頭銜就是因為在90歲生日聚會上再次發表類似論調。

我自己的理解沃森不是惡意，而是成名太早對有些事不仔細思考想當然。

沃森曾說全世界都是南方人笨、北方人聰明。

我與他交流指出中國的說法正好相反，曾有一些人認為南方人聰明、北方人笨。顯然這種地方主義的說法并無真正嚴格意義的研究，也不能斷定南方和北方對人的智力的影響。我給他舉例：你在芝加哥的時候（如1940年代），你看到的旅美華人主要在餐館和洗衣房工作，你不能因此說中國人就只能做這些工作，顯然與當時華人的機會有關。那么任何地區和膚色的人，迄今沒有得到充分的同等的機遇（包括教育條件），所以無法斷定膚色與智力的關系。

沃森當時也表示同意，但他回美國之后，又退回原來的說法，也許是年紀太大記不住新的信息（我和他餐桌辯論那年他89歲），當然也可能當時只是敷衍我。

06

公開場合直接批評沃森

（2017年3月30日，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教授饒毅：

我有一個笑話，一個評論，一個問題。

1）我們知道，很多中國學生只看學校的名稱，而無論內容和質量，例如很多學生到清華學理科，而明明是隔壁的北京大學有更好的自然科學研究；

2）你建議大家與比自己聰明或有趣的人交朋友，我就是聽你的話而與施一公交往的。

3）1955年，你去哈佛大學生物系任教時，那里盡是傳統生物學家，當時其資深教授Ernst Mayr（著名進化生物學家）的女兒剛不久前拒絕你，而年輕教授的E. O. Wilson將成為你多年的爭吵對手。哈佛不能說是充滿聰明的人，你去那里不是違反你自己的建議嗎？

沃森：我以前對生物學很感興趣。我沒有選擇加州理工學院，因為那里太小，直接就能看到山，而且加州理工學院沒有什么女生，所以我去哈佛了，哈佛有更多好看的女生。

饒毅：你這么說的話，可能沒人告訴你有些女生對你和Francis Crick的意見。有個Radcliffe女生告訴我，你要她陪你和Francis吃飯，后來Francis追她，她很不高興，認為Francis是“臟老人”（dirty old man），可能他當時不過40多歲。

沃森：我不評論具體情況，我去哈佛還因為它的化學系很好。化學對生物很重要。哈佛生物后來很好。

07

家庭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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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沃森午飯（清華大學）

09

沃森上學

DNA雙螺旋的提出者之一Jim Watson，雖然是16歲上大學，22歲獲博士學位，并非因為超級聰明。

一個原因是當時芝加哥大學的校長認為美國高中教育不行，誤人子弟，而讓高中讀一半（美國高中四年）的芝加哥人可以申請芝加哥大學。

另外一個原因是那時的生物學容易。

Watson小時候愛鳥，耽誤自己：大學還喜歡鳥。鳥是生物不錯，但那時沒什么重要的科學研究。

Watson申請研究生，特別希望去加州理工學院，摩爾根創建的，人才濟濟。不過，于Watson，那是一廂情愿，人家不要他。

他不動腦筋地申請哈佛，只因為哈佛有名，而不管它當時的生物研究行不行。他后來說，謝天謝地，哈佛也沒取我，要不然如果我去了哈佛，就學不到什么好東西，而是落后的。讀者可以競猜，如果他去哈佛念了研究生，會不會最后成為某個博物館的動物部主任？或者給老百姓講解鳥類習性的科普作家？

芝加哥大學有位老師，給Watson指路：你去印第安納大學Bloomington分校。

如果把芝加哥比作武漢，那么可以把印第安納州比作湖北附近的農業省，都是不遠的農業區。Watson去Bloomington就好比去農大。

這老師太看不起Watson了，送他去農大？

其實，那位老師是“因材施教”，讓Watson以他自己能夠拿到的成績、不超高的智商，去一個適合他的、專業非常好的學校。

當時，著名果蠅遺傳學家Hermann Joseph Muller已經在“農大”，并且已經獲諾獎。

美國的“農大”怎么會有諾獎得主？

因為Muller雖然科學很好，但一輩子和人搞不好關系。他是Morgan最重要的三位學生之一，和Morgan就搞不好關系，與實驗室也糾結哪個想法是自己的。Morgan于1933年獲諾獎，獎金與兩位學生分享，就沒有Muller，只有Alfred Sturtvant和Calvin Bridges。在德州大學任教期間，與同事關系也不美妙。

Muller是比較左的左派，與美國也處不好關系，去蘇聯。蘇聯流行起李森科主義，偽科學。蘇聯科學院遺傳學研究所的所長、Muller的好朋友Nikolai Vavilov在1940年代被迫害致死。Muller在蘇聯科學院工作4年后，1937年被迫離開蘇聯。他去過西班牙，也在英國大學短期工作。

Muller回美國，而且從此反共。但是，美國認為Muller親共，Muller掉進五大湖也洗不清。1940年代，美國大部分學校都不給他教職，有教職也時間不長。

那時，國家的研究經費很少。私人的洛克菲勒基金會給Muller研究經費，而且愿意出工資。不過還是沒幾個大學愿意給Muller教職。

這樣的情況下，Muller才于1945年到美國農大任教。

1946年，Muller因其1920年代的工作獲諾獎。

美國“農大”得了便宜。

農大當時不僅有Muller，還有希特勒送來的意大利科學家Salvador Luria。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僅讓Luria到了農大，而且Luria的意大利同學Renato Dulbecco也在農大。他比Luria只小一歲，但研究起步晚，在農大是Luria的研究助理，相當于現在的博士后。

Muller是1946年諾獎得主；

Luria是1969年諾獎得主（因為其1940年代的研究），因為是猶太人而不得不離開意大利；

Dulbecco是1975年諾獎得主（因為對動物病毒的研究），因為不認同法西斯而離開意大利。

Delbruck是德國人，但是堅決反對希特勒而離開德國，是1969年諾獎得主。

Watson到農大學習是他一生第一個福份。Watson認為Muller和他的果蠅不行了，Luria的噬菌體才是現代生物學。而且Luria與Delbruck熟悉，Watson早已開始崇拜Delbruck。所以，Watson到農大后選的導師不是Muller而是Luria，不是研究果蠅而是研究噬菌體。

Watson上的是美國“農大”，但那時農大正好人才濟濟，有Muller和Luria這么好的老師、Dulbecco這么好的師兄，在生物學提供的環境遠遠超過當時哈佛大學校本部的生物學。

Watson的芝加哥大學的老師，有insight，指點了Watson。要不然，誰說Watson不會成為某個動物園鳥籠的管理者，而成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生物學家之一？也說明，研究生階段挑導師，比挑學校重要；挑適合自己的水平和方向，比挑導師的名氣重要。

在大學老師指點擇校讀研究生后，Watson自己選了導師。一開始是跟風選諾獎得主，入學后自己有認知，選了一般學生不懂、而有見識的學生才會跟隨的未來諾獎得主。他在“農大”學了全世界生物學最前沿的噬菌體研究，而不要他的哈佛大學生物系能提供的是生物學的過去。

Watson很擔心自己數學不行而跟不上他崇拜的大生物學家，但他在研究生階段獲得了生物學的基礎和見識。以后，他在歐洲做第一個博士后期間，Luria說你需要加強物理和化學。這是Watson轉去英國劍橋做第二個博士后的原因之一。

在位于劍橋的卡文迪許實驗室，Watson學習了物理為基礎的結構生物學，遇到了一堆以前和今后的諾獎得主，碰到了物理出身的結構生物學家Francis Crick。Watson一輩子對Crick的智力無比崇拜。

其他，就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了。

所以，人不僅不可貌相，而且也不能通過單向度檢測的所謂“智商”來判斷。

怎么選學校、怎么選導師？

不要問我如何做到，五十年后您講...

（注：不要看不起農大。中國各地農大的遺傳學教學普遍優于醫學院的遺傳學教學?？峙陆鬓r大、四川農大、廣西農大的遺傳學可能優于中國最佳醫學院的遺傳學教學。農學院遺傳學學好的學生，應該到醫學院做人類遺傳學研究，研究人類疾病和形狀相關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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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核酸研究的先驅女科學家

在解析DNA結構的研究歷程中，女性科學家起到了先驅的作用。

世界上第一位拍攝DNA的X線衍射照片的是英國物理研究生Florence Bell (1913-2000)。世界上獲得清晰并對于解析DNA結構最關鍵的X線衍射照片來自英國猶太科學家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

Bell大學畢業于劍橋大學，在劍橋期間參加過JD Bernal課題組的X線衍射研究。之后她去X線結構分析之父、曼徹斯特大學的小布拉格(Lawrence Bragg)實驗室。老布拉格以前的學生、Leeds大學的William Astbury寫信請小布拉格推薦做X線的專家，小布拉格推薦了Bell。因此，Bell的導師是英國 Leeds 大學紡織物理實驗室的 William Astbury (1898-1961)。

Bell在Astbury實驗室做的博士論文就是用X線衍射分析DNA的結構。這是她拍的DNA的X線衍射圖片：

因為分辨率不夠高，Astbury和Bell (1938)提出的DNA結構模型也就不對。Bell于1941年加入英國空軍婦女輔助隊。后與美國軍人結婚，移民美國后工作過一段時間。Florence Bell去美國之后，Astbury曾經為她爭取研究經費，保留Leeds大學的工作，但Bell最后還是選擇嫁人、養家重要。

二戰后，Astbury繼續DNA的研究。1947年Astbury發表的X線衍射圖片的分辨率還是不夠。美國的鮑林提出的DNA結構參考了Astbury實驗室發表的照片。

1951年5月和6月， Astbury實驗室的助理Elwyn Beighton獲得了很好的X線衍射照片：

不幸的是，Astbury對這張照片顯然是視而不見。他從來沒有發表這張照片。事實上，Astbury可能完全沒有認識到這張照片的重要性。他安排取得這張照片的Beighton在研究生期間的論文課題是細菌的鞭毛，放棄了DNA的X線衍射研究。

如果鮑林看到Astbury實驗室1951年拍攝的照片，那么鮑林就有可能不是唯一獨自兩次獲得諾獎的科學家，而唯一三次獲得諾獎。當然，前提是“如果”。

戰后，Astbury競爭研究經費失敗。戰勝他的是John Randall。Randall組的Maurice Wilkins沿著Astbury和Bell的路繼續通過X線衍射研究DNA結構。Randall再請富蘭克林加入DNA的X線衍射研究。

1952年5月Franklin及其研究生Raymond Gosling拍攝到著名的“51號照片”。

1953年1月，富蘭克林的同事(和競爭者)Maurice Wilkins曾經給沃森看過51號照片。但生物學出身的沃森記得不夠清楚。沃森和克里克看過克里克導師Max Perutz擁有的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生物物理實驗室1952年12月的報告，其中含Wilkins和Franklin的部分。這份報告里面可能沒有照片，但確實有相關文字描述，包括數據。

富蘭克林獨立提出了DNA的雙螺旋結構，但她沒有提出堿基配對。

沃森和克里克依據富蘭克林的數據提出DNA的雙螺旋結構。他們還獨立提出堿基配對。

Hall K (2022). Florence Bell----The “housewife” with the X-ray vision.Notes and Records 76:619-631.

來自2023年秋季版《生物學概念與途徑》

11

克里克可能從未偷看過51號照片

分子生物學初期，沃森/克里克解析DNA結構的過程中，一般傳說的版本是他們兩人偷看過51號照片。

這張照片是Rosalind Franklin及其研究生Raymond Gosling于1952年5月拍攝。

Maurice Wilkins于1953年1月給沃森看過這張照片。

其后，沃森和克里克看過克里克導師Max Perutz擁有的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生物物理實驗室1952年12月的報告，其中含Wilkins和Franklin的部分。

因此，一般人的印象是沃森和克里克通過報告看了51號照片。

徐亦迅昨天下載了1952年的國王學院生物物理學實驗室的報告，里面沒有51號照片。

這樣的話，嚴格地說，克里克在發表1953年文章之前從未見過51號照片。沃森看過，但不能算他偷看，是Wilkins給看的。

不過，雖然國王學院生物物理學的報告不含51號照片，其文字描述，特別是富蘭克林那部分的文字描述，提供了關鍵數據。

所以，嚴格地說，沃森/克里克在解析DNA結構的過程中，并未偷看51號照片，但是確實參考過富蘭克林和Gosling通過實驗獲得的數據。

12

看到照片可以提出堿基配對嗎？

1969年沃森出版暢銷書《雙螺旋》，里面披露他們獲得51號照片的過程。引起軒然大波，一批人認為沃森/克里克是偷富蘭克林的結果，不勞而獲。

我們來想想。

首先，如果不看到這種照片，沃森/克里克確實不可能憑空想象DNA結構。他們的競爭者，同樣在解析DNA結構的、年資更高的著名美國化學家Linus Pauling就認為自己因為沒有好的DNA衍射結果而有困難。Pauling于1953年發表的DNA結構是錯誤的。所以，對于沃森/克里克，富蘭克林和學生Gosling的衍射工作功不可沒。

不過，堿基配對不是X線衍射結果能夠直接顯示，而需要想象。但如果沒有衍射結果，不會驗證堿基配對連起來的距離正好等于螺旋的直徑。

以前一直認為Perutz是背著富蘭克林把資料給競爭對手看。2023年，英國科學家Michael Cobb等認為查閱到的信件提示富蘭克林并不認為Perutz應該保密其手上的報告，而假設沃森/克里克看了Perutz擁有的富蘭克林提供的報告材料。

但是，一定需要富蘭克林和Gosling的“51號照片”嗎？看到了照片就能推出雙螺旋嗎？

對于以上兩個問題，答案都是否定的。

1951年5月和6月，英國Leeds大學William Astbury實驗室的助理Elwyn Beighton已經獲得了很好的X線衍射照片。

以上左圖是富蘭克林和Gosling的51號照片，右邊是Beighton的照片。

顯然，Beighton和Astbury都沒有能夠通過這張照片而解析DNA的結構。

而Astbury長期使用X線衍射研究分子的結構。他和研究生Florence Bell更是在1930年代拍攝第一張X線衍射DNA的照片，而且于1938年提出第一個DNA結構模型。在二戰后，也繼續研究DNA，而且提出DNA的堿基對距離與蛋白質中氨基酸距離類似。

但是，Astbury對于這張照片顯然是視而不見。他從來沒有發表這張照片。1992年，歷史學家Robert Olby發現這張照片。事實上，Astbury可能完全沒有認識到這張照片的重要性。他安排取得這張照片的Beighton在研究生期間的論文課題是細菌的鞭毛，放棄了DNA的X線衍射研究。

對于Astbury來說，他的DNA研究可以說是壞事連篇。

Florence Bell去美國之后，Astbury曾經為她爭取研究經費，保留Leeds大學的工作，但是Bell最后還是選擇嫁人、養家重要。

戰后，Astbury競爭研究經費失敗。戰勝他的就是John Randall。Randall下面的Maurice Wilkins沿著Astbury和Bell的路繼續通過X線衍射研究DNA結構。Randall再請富蘭克林加入DNA的X線衍射研究。這后面就是歷史了。

如果沃森/克里克看到Astbury的照片，估計...

那時肯定沒有人說是偷，因為Astbury自己解不出來。

這個故事居然還有一個有關美國化學家鮑林的twist：

1952年2月，美國國務院因為鮑林反對核武器而吊銷其護照，導致鮑林不能到英國參加學術會議。愛因斯坦和美國議員等等都抗議美國政府限制鮑林的旅行。第四次申請之后，鮑林獲得“有限護照”，7月和8月訪問法國和英國。

Astbury與鮑林競爭解析蛋白質的結構，1948年Astbury領先，已經接近、但他沒有提出蛋白質的alpha螺旋。1950年Pauling提出alpha螺旋，1954年獲得諾獎。美國政府不得不給鮑林護照去瑞典領獎。

鮑林解析DNA結構，參考了Astbury實驗室1938年和1947年的照片。以下為Astbury單獨于1947年發表的照片：

顯然這些照片質量不夠好。

鮑林沒有看到Astbury實驗室1951年拍到的照片。有傳說甚至稱鮑林1952年訪問過Astbury家，但只談了蛋白質而沒有談DNA，至少應該沒有看過Beighton那張照片。這個傳說的可靠性還有待驗證，但是鮑林獲得“有限護照”訪問英國期間確實集中精力與研究蛋白質的人交流是事實。當時，DNA在他那里的優先級還不夠。

如果鮑林看到了51號照片、或者Astbury實驗室1951年拍攝的照片，那么，鮑林就有可能不是唯一獨自兩次獲得諾獎的科學家，而是唯一三次獲得諾獎的人。當然，這些的前提是如果..如果...

13

教授的矛盾和爭議

哈佛大學，曾全面領先全世界的生物醫學。

對社會來說，哈佛生物四巨頭是：James Watson（沃森，1928-）、Richard Lewontin（勒汪廷，1929-2021）、Edward O Wilson（威爾森，1929-）、Stephen J Gould（古德，1941-2002）。 他們從多方面影響了生物學、科學和世界。

哈佛領先世界生物醫學

哈佛還有下一層次的、生物醫學各學科的世界領袖，他們一般為諾貝爾獎獲得者或諾獎程度的科學家。1975年，以下學術領袖都在哈佛：

分子生物學的哈佛五領袖是：沃森、Matthew Meselson (1930-)、Walter Gilbert（1932-）、Mark Ptashne（1940-）、Tom Maniatis（1943-）。Meselson提出DNA復制的機制、Gilbert發明DNA測序的方法之一、Ptashne發現第一個轉錄調控因子、Maniatis發明、推進和普及DNA克隆技術；

神經生物學的Stephen Kuffler（1913-1980）推進理解視網膜加工機理、創立世界上第一個神經生物學系，George Wald （1906-1997）揭示維生素A在視覺感光細胞中的作用機理，David Hubel（1926-2013）和Torsten Wiesel（1924-）揭示視覺中樞信息整合機理；

免疫學的Baruj Benaceraff（1920-2011）發現“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HC），Don Wiley（1944-2001）和Jack Strominger（1925-）通過結構生物學分析多肽與MHC的結合，揭示抗原識別機理；

生物化學的Konrad Bloch（1912-2000）揭示膽固醇和脂肪代謝機理；

外科醫生Joseph Murray第一個進行腎移植（1919-2012）。

哈佛突出在基礎研究，同時有應用研究。

哈佛生物四巨頭

影響超出生物醫學界的哈佛生物四巨頭在哈佛任教的時間為：1951-迄今（威爾森）、1956-1976（沃森）、1973-2021（勒汪廷）、1967-2002（古德）。

2021年7月4日，勒汪廷去世，最年輕的古德早已癌癥去世，沃森流落在外，四巨頭只剩威爾森。

最近，Wilson Edwards出現在中文媒體，有人把它反過來討論Edward Wilson。

威爾森有很大爭議。不過不是其名字怎么寫，而是有人激烈反對其觀點。

四人中，威爾森最右，沃森次之，古德為左派（自稱中左、其他人認為更左），勒汪廷為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

四巨頭的矛盾和爭議

沃森的科學貢獻最大，其社會觀點與其科學研究的關系很小。

另外三位的觀點與其科學很難分開，威爾森和勒汪廷更是以自己的科學支撐自己的社會觀點。

1956年，沃森與威爾森同時開始在哈佛生物系任助理教授。

那時的沃森，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

1953年，沃森與英國物理學家Francis Crick（克里克、1916-2004）提出DNA的雙螺旋模型，被廣泛認為開創了分子生物學。

（我個人認為Oswald Avery等于1944年發現DNA是遺傳物質，開啟了分子生物學，不屬于廣泛之列，廣大的學者一般并沒有細究歷史進程而以人云亦云為主。）

在英國期間，沃森追過進化生物學家ErnstMayr（1904-2005）的女兒但未果。1956年沃森到Mayr任教授的系里任助理教授。Mayr高于威爾森、勒汪廷、古德。

有著劃時代突破的沃森從英國劍橋到哈佛任教，而威爾森從美國南方（中文發音“鄉下”）的Alabama到哈佛。

威爾森研究過分類，后長期研究動物（特別是昆蟲，螞蟻）的行為。沃森已經開創了分子生物學，哈佛還要威爾森這種代表過時的研究的年輕人，沃森當然一萬個看不起。

科學界，有些人看不起其他人的研究，有時會說其他人只會集郵（搜羅現象，而沒有理解、研究意義不大）。

生物學長期被物理學和化學認為是集郵愛好者的樂園。

而很多分子生物學家和遺傳學家認為動物分類和動物行為的羅列是集郵。

碰巧，沃森和威爾森同一年申請哈佛生物學的教職。哈佛居然先給了威爾森，沃森不可能掩飾他的不滿，強烈不滿。

同事期間，兩人對哈佛生物的發展方向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沃森認為研究生態確實需要人，但不需要聰明人。分子生物學才是方向，需要聰明人的方向。

沃森和威爾森主要是為了意氣，（雖然也有理性的觀點差別），鬧矛盾，且曾長期不說話。 1973年，威爾森擔任了他一生最大的官職：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博物館”昆蟲部的主任。

1975年，威爾森出版“社會生物學：新合成”。他把螞蟻行為擴展到人類，認為人類社會有等級類似螞蟻，由遺傳和生物學所決定，是合理的。他的觀點類似社會達爾文主義，被現代生物學的大多數人所嚴厲批評、甚至可以說唾棄。他曾經在開會時被澆一盆涼水，文明一些的批評就更多。但英國牛津的生物學家Richard Dawkins（1941-）、美國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1954-）等支持威爾森。

沃森說，因為太仇恨威爾森的敵人了，所以自己后來又接近威爾森。這種說法，除了幽默，可能也有一定道理。

古德有一段時間是美國做科普最著名生物學家，很多有關進化的科普。他專業研究進化，提出“間斷平衡”學說。他與勒汪廷合作于1979年提出有些結構是另外結構進化的附件、而不是進化的目的。

古德曾任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博物館無脊椎動物部主任。他出生于猶太家庭，父親是馬克思主義者。

1975年威爾森發表其“社會生物學”一書后，古德和勒汪廷等公開發表強烈的批判。

古德是四巨頭中最年輕的，可惜因為癌癥而英年早逝。

勒汪廷也研究進化，主要用果蠅。他于1966年提出用蛋白質電泳的簡單手段，研究進化過程的分子變化，開創了分子進化生物學。他實際上也看到了中性進化。以后，他也是通過分析DNA來研究進化的先驅。1972年，勒汪廷通過分析人的變異，提出不可能用基因區分所謂傳統“種族”間差異。他長期堅決反對威爾森、Dawkins等人的基因決定論（所謂動物和人類行為和社會結構都是基因決定的，是進化的必然結果）。

勒汪廷的親無產階級行為做的比較細。他自己不用實驗室最好的辦公室，而給做果蠅食物的工人，改善他們每天的工作環境。他自己和大家坐一張大桌子上討論科學。

勒溫廷支持世界上受不公平待遇的人，例如孟德爾。在科學界，英美占優勢，雖然德國科學家對于現代生物學的貢獻很大。在遺傳學界，德國科學家的開創性貢獻當然大于英國科學家，尤其是1866年孟德爾發表的劃時代論文開創了遺傳學。但英國的Ronald Fisher（1890-1962）于1936年提出孟德爾論文可能數據造假后，幾十年來不時有人批評孟德爾。勒汪廷多次撰文反駁。這一點，我完全支持勒汪廷，可能我提出的理由還有他沒有看見的事實基礎。

這四位美國生物學家，當然不代表全體美國生物學家。碰巧，沃森和威爾森兩位右派是WASP（白人、盎格魯-薩克斯、新教徒，WASP，所謂美國最受寵的主流），而古德和勒汪廷兩位左派皆不信教的旅美猶太人。古德自稱不可知論者，而勒汪廷清楚表明是無神論者。

教授有矛盾和爭議，是正常的。是否依據事實，是否理性表達，大學是否給予足夠空間，是否有合理邊線，是大學健康的表現。

14

生物學里面居然有兩個天才？

純數學、理論物理有天才，眾所周知。

生物學里面有沒有天才，恐怕很有爭議。我認為孟德爾是，也不一定生物學的人都同意，特別是那些不比較他的研究與其他人研究的人。

物理背景的英國生物學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與南非出生的醫學逃兵布雷訥（Sydney Brenner），曾經較長時間在英國劍橋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共用辦公室。

兩位都是天才（克里克的另外一位曾經同屋，美國遺傳學家沃森，Jim Watson，做出的貢獻大于布雷訥，但有爭議沃森是否天才，可能取決于定義）。

兩位天才還都有奇葩之處。例如，布雷訥喜歡讀，什么都讀，克里克讀的選擇性比較高。兩人都喜歡口若懸河，布雷訥更是滔滔不絕，克里克曾經被上級批評只會高談闊論不會做實驗。他們兩人的交流確實是高談闊論，對分子生物學影響很大，而且影響其他人和其他學科。

有些文化或地區，這樣的人非常少。原因是水平不夠的人害怕其他人，把真正意義的“高談闊論”給壓住后，剩下的“低議狹論”的庸和俗就比較容易暢行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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