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經大柏地，朱老總下令快過，羅榮桓卻提出建議：應在此地打一仗

1928年10月，彭老總、滕代遠率領的紅五軍一部分上了井岡山，與毛主席、朱老總率領的紅四軍會師（紅五軍上山后改編為紅四軍第五縱隊），消息傳來，引得蔣介石勃然大怒。

蔣介石一怒之下，撤了朱培德，改任湖南省主席何鍵為“湘贛兩省剿匪代總指揮”。有鑒于前幾次“進剿”、“會剿”井岡山失利的教訓，何健集中了湘贛兩省六個旅的兵力。

為了打破敵人的“會剿”，紅四軍前委在寧岡柏路召開會議，會上紅四軍提出了“圍魏救趙”的辦法，即紅四軍一部主力出擊贛南，先打破敵之封鎖，解決經濟困難，爾后在外線作戰，配合內線部隊打破“會剿”。

會上還決定，由彭老總、滕代遠率領由紅五軍改編來的紅30團以及王佐、袁文才率領的紅32團留守井岡山。

不過很遺憾的是，此番紅四軍分兵，并未能如計劃的那樣粉碎敵人的圍剿，反而造成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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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指出的是，紅四軍前委在寧岡柏路召開會議上所決定的方略，并無問題。

當時的紅四軍雖然已經克服了國民黨軍四次“進剿”以及兩次“會剿”（聯合湖南、江西軍閥），但并沒有改變井岡山上條件艱難的境地。

陳毅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就曾指出：

“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紅軍經過空前的艱難，在隆冬之際，邊界崇山中積雪不消，紅軍衣履飲食非常困難。又因敵人封鎖，紅軍未能到遠地游擊，以致經濟沒有出路。”

從井岡山會師再到彭老總率領紅五軍上了井岡山，紅四軍的規模確實擴大了許多（差不多近萬人規模），但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貧瘠的土地，是很難養活如此多的兵力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紅四軍面臨經濟上的困難要遠大于國民黨軍在軍事上的威脅。

正是因為考慮到這一因素，紅四軍前委才決定分兵，一方面是為了減輕敵人會剿的壓力，另外一方面也是為了解決經濟上的困境。

圖|紅四軍向贛南、閩西進軍

1929年1月14日，毛主席、朱老總親率紅四軍主力紅28團、31團、軍部獨立營、特務營共計3600余人從井岡山茨坪出發，向贛南閩西進軍。

毛主席、朱老總率領紅四軍主力轉戰贛南后，確實減輕了井岡山的壓力，當時國民黨軍“會剿”總指揮部在得知這一消息后，立馬就從“會剿”的兵力中抽調了部分兵力圍追堵截，這其中就包括劉士毅、金漢鼎兩個師。

當時我軍估計，井岡山地勢險要，之前我軍遭遇“八月失敗”時，仍然以少量兵力就能夠守住，此次也一定沒有問題。

可惜事實完全相反。

圖|紅軍時期的毛澤東（右二）

1929年1月26日，湘贛敵軍18個團8800余人猛攻井岡山，僅三天的時間，井岡山各處隘口均被攻陷。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彭老總根據特委給出的建議，率領部隊撤離井岡山，前往贛南與紅四軍會合，而何長工、王佐則率領剩余部分隊伍轉戰深山老林，開展游擊戰爭。

此次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陷落，造成損失非常慘重，也造成了另外一個歷史遺憾，紅四軍后來沒能再回井岡山。

井岡山根據地的丟失，除了客觀上因敵人強大外，守山部隊也犯了單純防御的錯誤，沒有采取運動戰的方式殲滅敵人，而是將精銳部隊分開把守各個關隘、哨口，與敵人硬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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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讓人萬萬沒想到的是，出擊贛南的紅四軍主力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盡管紅四軍出擊贛南，客觀上調動了湘贛兩敵的注意，但對整個戰局并沒有起到幫助。

原因在于，紅四軍出擊贛南太晚。

按照當時情形分析，如果紅四軍能夠在湘贛兩敵匯合之前，就出擊贛南的話，那么勢必會吸引贛敵注意，然而到1929年1月初，紅四軍出擊贛南時，湘贛兩敵已經匯合，所以從敵人角度上來看，紅四軍出擊贛南就成了“突圍”。

紅四軍出擊贛南以后，由于人生地不熟，加上敵軍圍追堵截，先后在贛南遭遇幾次失利。

1929年1月 24日，紅四軍在大余縣歇宿時，遭到尾隨而來的贛敵李文彬部21旅偷襲，部隊損失慘重，第28團黨代表何挺穎、獨立營營長張威等百余名指戰員犧牲。

1月25日，紅四軍31團退至廣東平頂坳遭到尾隨的劉士毅部追擊，第31團1營營長周舫犧牲。

2月2日，紅四軍在尋烏圳下再次遭到劉士毅偷襲，此次戰斗中，朱老總險遭不測，他的警衛員犧牲，妻子伍若蘭在突圍中腿部中槍不幸被敵人俘虜，在獄中受盡酷刑始終堅貞不屈，僅半個月后就被敵人殘忍殺害，頭顱被掛在贛州城頭。

圖|紅四軍轉戰贛南油畫

如果算上井岡山根據地丟失的話，那么紅四軍此時此刻的處境就好比“無根之萍”。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的紅四軍自轉戰贛南以來，迭遭失利，部隊疲累到了極點，灰心失望的情緒已經到了極點、

盡管當時紅軍在沿途各地做了許多群眾工作、政治工作，但如果不在軍事上取得一場徹底的勝利，就很難在贛南打開局面。

1929年2月9日農歷除夕，紅四軍抵達瑞金，并在當地歇宿。

瑞金，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此時此刻還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縣城。

當然，紅四軍說是進入了瑞金，但其實離縣城還有30多公里，江西本就多山，而此刻紅軍所處的大柏地更是地勢險峻。

大柏地位于瑞金縣城北部，而從隘前麻子凹至大柏地是條長達五公里的峽谷地域。

有意思的是，當時毛主席聽說瑞金縣城守軍不多，還想派一個偵察班到城里去探聽一下消息，順便弄一些報紙回來。

賀子珍自告奮勇，帶著幾個戰士沖到了縣城郵局，搶了一大捆報紙回來。

不料想在回來的時候，碰上了贛敵劉士毅部。

可見當時敵軍追擊紅四軍追得很緊。

次日清晨，朱老總在察覺到大柏地地勢險峻后，認為此地不宜久留，所以給全軍下令，要求各部隊快速通過。

當時，時任紅31團3營黨代表的羅榮桓在看到這一地形以后，認為此地很適合打伏擊，于是立即趕到了大柏地的王屋祠堂找到毛主席和朱德匯報了這件事。

毛主席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天賜良機。

紅四軍前委在王家祠召開了前委會議，會上就確定了要在大柏地打伏擊戰的建議，贏得了不少紅四軍指戰員的認同，那時的紅四軍在贛南多次遭遇贛敵偷襲，對這股尾隨的敵人有著無邊的仇恨，一定說要打，頓時兩眼冒光。

根據前委會議的布置，紅四軍第28團2營為前哨營，在杏坑附近占據有利地形，掩護其他各部在大柏地的安全展開，然后撤至大柏地附近作預備隊；第28團1營從右翼向敵側后迂回，斷敵退路；第28團3營在牛寮坑東側高地占領陣地，擔任正面阻擊任務；第31團和軍部特務營擔任向敵左翼側擊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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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10日凌晨，紅四軍各部隊按照計劃進入伏擊陣地，靜靜地等待敵人入網。

當天下午3時許，贛敵劉士毅部兩個團摸到了杏坑南側的口袋邊上，負責接敵的28團2營在營長蕭克和黨代表胡世儉的指揮下開火阻擊。

雙方激烈交火，直至黃昏時分，贛敵未能突破2營的陣地。

由于自紅四軍入贛南以來，劉士毅部討了不少便宜，此番被紅軍擋住，頓時怒不可遏，準備集中兵力大舉進攻，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就在黃昏之后，28團2營已經悄悄從前沿撤到了大柏地，誘騙他們逐步進入我軍的包圍圈。

2月11日凌晨，贛敵再次發起進攻，被我誘敵部隊一步一步誘至麻子坳、前村。

就在這時，遇險埋伏好的紅軍突然發起進攻，第28團1營、第31團配合撤到大柏地的28團2營從左中右三個方向殺奔敵軍。

軍特務營、獨立營迅速迂回到前村南側，對敵軍形成包圍，并乘勢發起總攻。

圖|紅五軍從井岡山突圍以及紅四軍轉戰贛南

當時紅軍雖然求戰心切，但整體上相較于敵人，實力還是要差一些，特別是武器彈藥十分短缺。

贛敵在大柏地被我軍包圍以后，仍然企圖負隅頑抗，給我軍帶來很大的威脅。

激戰至上午10時，由于贛敵負隅頑抗，紅軍各部隊開始出現彈藥不足的情況，火力上漸漸弱了下來，而贛敵雖然勢弱，但此刻卻有了抬頭的趨勢。

毛主席、朱老總意識到，如果不把敵人壓下去，那么大柏地之戰就會成為紅軍最后一站。

考慮再三，朱老總下達總攻命令。

命令下達后，包括預備隊在內的全體紅軍指戰員如猛虎下山般從四周陣地沖向敵人，子彈打光了，就用樹枝、石頭、空槍、長矛與敵人展開搏斗。

值得一提的是，此戰中毛主席也持槍親率警衛排參加戰斗。

激戰至中午，贛敵逐漸勢弱，最終被我軍全殲。

大柏地之戰也成為紅四軍離開井岡山以后，首次作戰取勝，陳老總1929年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還提到這一戰：

“是役我軍以屢敗之余作最后一擲擊破強敵，官兵在彈盡援絕之時，用樹枝石塊空槍與敵在血泊中掙扎始獲最后勝利，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爭。”

贛敵劉士毅部2000余人被我軍全殲，800余人被俘，繳獲也頗豐，特別是槍支彈藥，據說當時從軍長到伙夫，人均背著兩支槍，就連當時患了風寒感冒的毛主席，也主動申請背了兩支槍。

有意思的是，大柏地之戰以后，紅四軍一路勢如長虹，在贛南打開了新的局面，所遭遇的敵人均是望風而逃。

圖|東固會師

1929年3月，紅軍進入閩西。

紅四軍前委根據形勢，決定在贛南、閩西二十多個縣開展紅軍游擊戰爭，隨著漸漸發展，與湘贛邊界開辟的根據地連接起來。

1930年2月，根據中共紅4軍前委，紅5、紅6軍軍委，中共贛西特委在吉安縣陂頭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毛主席為共同前委書記，負責領導當地的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贛西、贛南和湘贛邊三個特委合并為中共贛西南特委，劉士奇為書記。

贛西南、閩西蘇區后來統稱為中央蘇區。

至此，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

1933年夏，毛主席因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排斥，被免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轉而地方主持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作。

在領導中央蘇區查田工作時，毛主席再次來到大柏地，想起來幾年前在此地打的一仗，不由得心潮澎湃，寫下一首詞《菩薩蠻·大柏地》：

赤橙黃綠青藍紫，
誰持彩練當空舞？
雨后復斜陽，
關山陣陣蒼。
當年鏖戰急，
彈洞前村壁。
裝點此關山，
今朝更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