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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ings:
「叛逆」在中文里是一個非常好用的詞。仿佛只要中國家長想,就能用這兩個字簡單囊括中國小孩青春期表現出的一切問題。
不好好學習,叛逆了。成績下滑,叛逆了。跟老師和家長頂嘴,叛逆了。沉默寡言是叛逆,爆發爭吵也是叛逆。戀愛?休學?抑郁?大逆不道,太叛逆了。
近幾年的新聞令人揪心。住校生如廁困難,初中生睡眠不足,高中生自殺時用答題紙寫下遺書,青少年整體抑郁率增長,這一代孩子們的痛苦已經到了無法被忽略的程度。
我們與作家梁鴻展開了一次對話,她在過去兩年走訪了很多因情緒問題休學、失學、退學在家的孩子,寫作了新書《要有光》。她發現,很多孩子已經在情緒上“生病”了,但家長仍然一無所知。更為諷刺的是,當孩子陷入無助,很多家長的反應,比孩子更像孩子。
梁鴻也是一位母親,她跟無數家長有著相似的經歷和困惑——為何自己所有的經驗、理念、想法,在孩子面前都變得有去無回?像被隔絕在兩個互不打通的房間,孩子在經歷著某種痛苦,但家長始終無法抵達那里。
梁鴻曾去醫院的精神科調研,見到很多孩子驚恐或沉默的表情,嚴重的孩子有更多軀體化反應,頭疼,流淚,突然間暈倒。她逐漸意識到,用“叛逆”來概括孩子的青春期和“異常”的行為,是大人在偷懶。
她也逐漸發覺,這種痛苦跟社會、家庭甚至整個文明都息息相關。
孩子的創傷來自某些久遠但堅固的觀念:“在我們的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孩子始終沒有被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來看待。”
孩子的壓抑也來自家庭內部:“這是我們對自己權力的濫用,是家庭結構內部強者對弱者的一種任性,一種隨意,一種驅使。”
她同時也看到,幾乎所有孩子都在積極地自救,想從緊閉的門中走出來,孩子們身上有光亮。
那大人呢?起碼我們每個人都能做到最簡單的第一步——別吹滅那光。
以下是梁鴻的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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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人:梁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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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中國在梁莊》的時候,書里有一個 5 歲的小孩,父母在外打工,他的爺爺奶奶每年都說,暑假帶你去找爸爸媽媽。
當然了,新疆很遠,去一趟非常艱難。這個孩子實際上完全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說,奶奶,如果你再說我就跳坑,坑就是我們那邊的池塘。當時我寫這個場景的時候就已經有一個察覺,即使是一個 5 歲的小孩,他內心的創傷也是存在的。
不單單是 5 歲,10 歲、15 歲、18 歲的孩子,可能都在經歷著某種創傷。
我是一名作家,也是一位母親。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每個家長可能都會經歷一個巨大的挫折,你的所有經驗、說法,好像在孩子面前都變得有去無回。
這個時候我們通常會想,孩子到青春期了,他叛逆了。
我們用這個詞太過輕易地涵蓋了孩子的異常,也太過輕易地涵蓋我們跟孩子交流之間的問題了。這個詞實際上是我們大人為了省事,你看他叛逆嘛,我們不用管他就行了,但其實他已經在情緒上生病了。
這兩年,我采訪了很多因為焦慮、抑郁和各種原因休學在家的孩子。
我到精神科去做調研,醫院的候診大廳,60-70% 幾乎都是孩子,大部分都特別沉默,跟在母親后面,好像什么都無知無覺。他們穿著校服,那就意味著他看完病,還是要去學校上課。
我采訪過一個心理咨詢師,他說家長還是非常實用主義的想法,趕緊好,趁暑假趕緊好起來,開學趕緊去上學。這些孩子發生了什么?我們自以為都是愛孩子的,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這不是一個自然的青春期的問題,孩子情緒的問題,一定跟生活相關,跟情感相關。可能我們的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是面對病癥,他們要具體解決問題,但我覺得也需要一個寫作者,把他們怎么樣一步步走到這個地方的過程寫出來。
文學的意義恰恰在這里體現。它是一個過程,并非一個確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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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代年輕人身上,人際關系是一個極大的困難。
我們經常會埋怨孩子,說他們太愛打游戲了,他們完全把自己關在家里不愿意出門,但我們根本沒有想過,從整個家庭氛圍到社會氛圍,我們都沒有給孩子一個人際關系建立的可能。
家庭里面,大人周六周日都是帶著孩子上補習班。學校也沒有給他們一個伙伴關系,都是競爭關系,甚至課間也是靜默課間,不讓去樓道玩,不讓去操場玩,吃完飯趴在那里睡覺也不許說話,孩子真的沒有時間去交流,何談朋友呢?
我在書里寫到一個女孩雅雅。她在網上交了一個朋友,朋友給她寄明信片,明信片小小一個,正面是一個小山谷,湖邊有房子,然后白雪落下來:“我們學校的花開了,很多觀賞團來看,你們那里花開了沒有?你們家的貓好不好?”
雅雅把這張明信片給我們所有人看。我想,她的開心實際上是因為她很孤獨。她生病的時候爸媽比她情緒反應還大,爸爸先是冷漠和沉默不語,后來給她下跪說,你趕緊好,不然我們家怎么辦。
孩子本來就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她不知道怎么處理情緒和生活的時候,家長比她更像孩子。
我采訪的過程中,很多孩子都有一種被背棄的感覺。當孩子說“我有創傷”的時候,他是想對話,他是想傾訴,想讓你知道在這個地方我受過傷,但是父母親總是會往另一個地方去理解,會惱羞成怒,說我對你那么好,你就記得這一件事情,會拿著網上的視頻說你看這個父母打孩子更狠。
我們新一代將來做父母不要這樣。你要學習,你要學會傾聽你孩子的呼喚,你要學會去應答這個呼喚。真正的愛是對方呼喚了你,你聽到了,這才是真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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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的文化結構里,男性是向外的,女性是主內的,哪怕女性也有工作,但在撫養孩子的問題上,大部分也還是女性在參與更多。
所以當孩子生病,也是母親在痛哭、痛苦,在求救,再帶著孩子看病,而父親幾乎都是缺席的。這是一個女性的悲傷,因為父親的缺席,母親不得不跟孩子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母子或者母女關系就會經常變得很緊張,因為黏合得太緊了。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媽媽跟孩子之間發生了劇烈的沖突,然后有人就會說媽媽有問題,我們沒有想到背后實際上有一個事不關己的父親。
因為父親的不參與,夫妻的關系也非常不好。當孩子出現一些情緒問題,“都是你慣的”,“都是你沒養好”,這是父親在嘴邊的話,我聽過很多人這樣說,要么就是他心存埋怨,嘴上不說,但你都能看出來。
從一個女性成長的角度來說,這會使女性陷入某種困境。女性被完全捆綁在這個戰車之上,捆綁成一個不健康的家庭環境,也捆綁出一個疲于奔命的、嘮嘮叨叨的母親,一個病態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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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心理咨詢師的直播間,你會看到母親在不斷地嘮叨,不斷在敘說自己的苦難,那我想,如果這個時候父親也在場,最起碼這個母親會沒有那么焦慮。
參與家庭教育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為什么不做呢?我們陪著孩子去玩,陪著孩子去郊外散步,陪著孩子讀書、寫作業。
陪伴本身應該是個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對于我們的文化結構、家庭結構來說,好像變成一個母親應該做的事,而父親退得太遠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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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會說,我們作為家長太難了。但當你把目光投向孩子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一代孩子太難了。而這種難本身也包含有我們給他的難,我們也是社會壓力的一部分。
在一些超級中學里,很多孩子的一天過得特別緊張,他的時間每一塊都被分割得非常嚴密。一個孩子說,整個一層教學樓五個班,400 個學生,只有六個蹲坑,那稍微算算這個比例,你就會發現那是非常艱難的。所以有的時候就干脆憋著,一直憋出問題來。
這恰恰體現了什么?當我們在建構這樣的學校時,當我們在建構這樣的生活時,我們沒有真正考慮到孩子的需求,他作為一個“人”的正當的、必需的需求。
還有海淀區家長。這些家長們對自己的資源信心滿滿,對自己的孩子信心滿滿,所以就更多地忽略孩子的精神健康。這可能就是我們“工具化”、功利化的一個最極端的體現。
所有人都會脫口而出,我們家長是愛孩子的,這句話一定要謹慎使用。當孩子沒有按照我們的祈求、期許長大的時候,你還能夠做到無條件愛他嗎?
我采訪過一個補習班的老師。他的補習班里大部分孩子都是“差生”,學習不太好,可能性格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他見到很多家長說假話,他見到很多家長偽飾自己。
我們自私,今天在單位里面領導罵我了,回到家里面我就罵孩子,本來孩子沒寫作業,平常我不會打他的,今天我就打他一頓。
以前有句話是,在家人面前我們是最放松的,我們把所有缺點都呈現出來,我們任性。我覺得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家長跟孩子的關系需要經營,它并不是天然的,你需要有一種智慧,你需要對“怎么做父母”有一種認知。只有在意識到這個前提之下,我們才可能重新思考,我們對孩子的愛到底是哪種意義上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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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采訪的一個孩子吳用說過一段話:
“媽媽,你得繼續學習,你得知道人類創傷的復雜性和必然性。我的創傷是整個社會和整個文明的創傷,不是簡單的海淀區青少年的創傷,并不是可療愈的東西。”
所有人讀到這句話都是非常震動的。大家會突然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孩子的問題,不是一個區域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可能是整個人類文明的問題。孩子始終沒有被當作一個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首先就是一個巨大的創傷。
曾經有一個美國的學者寫過一本書叫《童年的消逝》,里邊提到,英國小孩七八歲就開始工作,是作為童工長大的。他們沒有獨立的個體意識的,只是僥幸長大了。
在今天,獨生子女時代,很多家庭都是七八個家長,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圍著一個孩子。我們會覺得,你看,這個孩子太享福了,你什么都不要管,只管把學習學好就行了。至于你是不是完整的人,你會不會做家務,會不會談戀愛,會不會交到朋友,這些都不重要。
我們沒有意識到,這是隱秘的權力意識在起作用,是家庭結構內一個強者對弱者的一種任性,一種隨意,一種驅使。
吳用作為一個孩子,用自己的痛苦經驗凝聚成這樣一句話,真的是能夠震動每一個人。他們對自身的認知,對情感以及家長的認知,包括對整個人類文明的認知,都是走得很遠很遠了,但家長還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根本不愿意去真的思考。孩子們已經在引領我們往前走了,我們還是在后退,那我們何為家長?
我們把孩子當作一個空洞的人,我們說孩子是空心的,其實家長才是空心家長。
寫這本書之前,我就這個話題發布了一個征集的消息,問有哪一個孩子愿意講講自己的故事,雅雅是第一個回應的。
她帶著我去了補習班,帶著我認識其他孩子,她在給我講述自己的故事的時候,說如果我的故事能夠對他人有幫助,那就非常有意義。
雅雅休學期間,她已經有一種驚恐,沒有辦法走到教室、學校里邊,但她說我也不能閑著,所以她在家看書,文學類的、社科類的、歷史類的,涉獵非常廣泛,看完后會寫一些讀書筆記,你可以從她的日記里看到她的思想歷程,她嬗變的一個過程,和她內心的痛苦。
她是一個非常有理想的女孩子,當時她考大學的時候,我從她的申請文書里摘了一段,她寫,因為自己曾經有過心理上的困擾,所以將來她想從事相關方面的職業,她知道中國的青少年有很多孩子都在這個困境之中,她希望自己將來能夠學有所用,對他人有幫助。
孩子是非常有力量的,為什么我們的家長沒有欣賞到這一點,我們的社會也沒有欣賞到這一點?
孩子們如此靈動,如此豐富,如此的有光彩,我們都沒有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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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訪了那么多孩子,可以說,幾乎所有孩子都沒有躺平,都希望自己能走出去,能夠學習,能夠交朋友,能夠看看綠色,看看天空。
書中寫到一個孩子,敏敏,她 13 歲從一個超級中學逃跑之后就休學了,我認識她的時候她 16 歲,剛剛開始自學,想考高中。她不斷地整理自己的思維,整理這三年來她的心路歷程。
她講自己怎么逃學,父母怎么家暴她,然后她又怎么樣通過朋友、散步、烘焙小餅干去療愈自己。她會反思自己,會去原諒別人,同時也會不斷給自己鼓勁,說我會成功,我一定要走出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典型的自救的行為。那在這個自救的過程中,父母在做什么?周圍的人在做什么?
我們難道不應該做點什么嗎?
哪怕你在生活中是個再普通的人,你也要勇敢地擔當一些東西。你是家長,你可以反思自己有沒有“工具化”的傾向,今天晚上我的孩子回來之后,我可不可以笑臉相迎?即使他作業沒寫完,即使他只吃了 89 分,我可不可以稍微笑容展開那么多一點點?這就是一種改變。
學校的老師、校長也是家長,比如我這個學校每天 10 點鐘必須關燈,我這個學校的操場孩子們是可以自由玩耍的,我覺得這就夠了。
一個大的社會機制,我們每個人都參與它的運轉,如果我們都做那么一丁點事情,才有可能讓一些好的條規真正落到實處,形成一種氛圍,有一個大的松動,可能它就改變了方向。
每個人都有創傷,每一代人都有創傷,很多家長可能也帶著過往家庭的創傷,也有自己性格的弱點,所以更要對自己的思維有分析——我對待孩子的哪一個行為好像是有問題的?一定要具體到行為上,語言上,而不是概念上。
吳用跟媽媽的對話里還有一句話,他說,媽媽,你不要有一個整全的、完美的家庭的幻象,你要知道,家庭內部都是有創傷的,你只有打破這個完整的家庭的幻象,你才能夠懷著創傷往前走。
我們可能終生都走不過這個創傷。當我們想到父母在哪個地方傷害我們的時候,我們仍然會哭,會影響我們性格的終身發展,你可能終生都不能跟父母彌合關系。我們不要躺在創傷之上去翻滾,認清這個事情之后怎么往前走,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所謂的“斷裂”不單是代際之間的斷裂,還有情感的斷裂,有認知的斷裂,我們的目的就是讓它盡可能小那么一點,讓那個橫溝沒那么寬。
生命本身是向往光亮的,是向上的。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要停在那個地方。
策劃、 文字編輯 :盧璐
編導:徐清健
場地支持:中國建投集團建投書局
晚禱時刻
“我突然意識到,
我無法回應和碰觸我孩子的痛苦,
不是因為我不了解他,
而是因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來源之一,
在以愛為名的種種行為和話語中,
我們這些自以為愛孩子的人逐漸走向了愛的反面。”
——梁鴻
至少,
別吹滅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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