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的美蘇之間僅有對抗和沖突？其實它們也有“蜜月期”

在記憶中，或者教科書里面我們所認識的二戰結束以來到九十年代末的這段歷史，似乎在我們大腦中里面留下了一個固定的時代主題：美蘇之間無休止的對抗和沖突。大家都還記得、抑或是了解過那些驚心動魄的瞬間——柏林危機、古巴導彈危機、美蘇軍備競賽、朝鮮戰爭、阿富汗戰爭等等。由此一個模式化的記憶形成了，即兩極格局下美蘇的對抗或者爭霸給世界帶來不安與動蕩。

深刻反映美蘇對抗的漫畫“古巴導彈危機”

誠然，這半個世紀左右的歷史主題就是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在兩極格局下的對抗和沖突。這是這段時期的歷史發展主線與脈絡。但實際上，在這個特殊的“兩極”時代，美蘇之間在沖突與對抗的階段也有過那么幾個相對來說關系不是那么緊張，甚至表現得很“和平”的“蜜月期”。也正是在這幾段緩和時期的作用下，這近半個世紀的世界才總體上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沖突。

在本文中，小編就來給大家闡述和分析一下美蘇之間在沖突與對抗之余的“親密接觸”與“和平相處”的歷史。在開始闡述這個問題前需要說明的是，美蘇的緩和時期并不意味著沒有對抗和沖突存在。實際上美蘇所謂的“冷戰”是由緩和以及對抗兩部分組成的，只是我們從兩大強國之間的緩和這一角度來看兩大國之間在這段歷史時期的另一面關系。

一、美蘇的第一個蜜月期：1955-1960年期間的美蘇緩和

自杜魯門主義出臺后，美國與蘇聯之間的明爭暗斗開始了。美國相繼出臺眾多戰略性舉措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霸權地位，壓制蘇聯。蘇聯則在美國的后面做出反應性措施，如美國從杜魯門主義到北約的建立，蘇聯則從工人黨情報局到華約的應對。在第一次緩和前美蘇之間主要產生了兩次重大危機，即1948年的柏林危機和50年代初期的朝鮮戰爭危機，尤其是后面這一次危機，是美蘇對抗的第一波高潮。

杜魯門主義的倡導者

然而就在這次危機之后，轉機就來了，隨著美蘇兩國內部的變化和世界局勢的變動，美蘇的對抗向接觸性轉變。

（一）奧地利問題的解決與四大國首腦會晤，開啟美蘇的蜜月期

奧地利作為德國二戰時期的盟友，在戰敗后也一樣被占領了。美蘇為首的四大國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產生了很多的分歧。蘇聯在此之前堅持奧地利問題要和德國問題綁在一起，同時解決，還主張奧地利不能加入任何集團等。起初西方大國是不支持蘇聯這種思路的，然而在得不到西方國家的支持下，蘇聯單獨和奧地利舉行會談，雙方達成了很有效的共識。奧地利初步滿足了蘇聯的一些要求，如賠償問題和奧地利中立等關鍵問題，而蘇聯也不再堅持要和德國一起解決這個問題。就這樣，奧地利問題的解決迎來了曙光。

1955年5月，美蘇英法四大國在維也納簽訂了《關于重建獨立和民主的奧地利國家條約》解決了奧地利問題。該條約恢復了奧地利的主權和獨立，但也讓其中立了，而且不得有核武器，以及禁止德奧合并或締結同盟，四大國從奧地利撤軍等。它基本滿足了蘇聯的要求，以此換取奧地利的獨立。

奧地利問題的最大的意義就在于它極大地緩和了當時緊張的歐洲局勢和美蘇關系，開啟了美蘇兩大國之間的“蜜月期”。有了這個良好的開端，接下來就是重要的四大國首腦日內瓦會晤了。

瑞士美麗的日內瓦

回顧二戰歷史，一個很顯著的特點是當時的世界大國首腦們舉行過很多次重要的會晤，共同協商二戰重大事務。這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勝利因素，而大國首腦的直接會晤本身就是國際格局穩定的一種戰略性舉措，它可以消除中間環節導致的戰略誤判因素。然而，自二戰結束后，四大國，尤其是美蘇兩大國的首腦再也沒有直接對話過，這也是造成之前局勢緊張的一種因素。

1955年1月，蘇聯首先提出召開四大國最高級別的會議共同協商重大問題，改善緊張的國際氣氛。英法出于歐洲安全的考慮表示支持，美國不太愿意，但是迫于壓力也表示接受。然而大國的會晤不是那么容易，之后由于關于會議主題和討論問題方面美蘇存在著嚴重分歧一直沒能很好的解決。蘇聯重點想討論歐洲集體安全、裁軍等問題。而美國想討論德國、東歐地位等問題。最終在討價還價后會議的主題定位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這么一個很空的范圍。

7月，四大國首腦在日內瓦舉行了二戰結束以來的首次會晤。然而就會議結果來說并不理想，大國之間沒有達成共識，實際問題分歧太大沒有解決。但是這次會晤的意義就在于大家坐下來討論問題，成功的緩和的緊張的局勢，還發表了一個“友好聲明”。

日內瓦會議

以當時的角度來看，這已經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了，它表明美蘇緩和的大門打開了，還直接促進了1956年日蘇外交關系的恢復。

（二）美蘇緩和的高潮：戴維營會談，世界充滿和平的“曙光”

趁著這股美蘇之間的“暖流”還在，蘇聯積極采取措施與美國接觸。1959年1月，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訪問美國，為接下來的美蘇元首會晤奠定基礎。7月艾森豪威爾正式寫信邀請赫魯曉夫于9月訪問美國。

9月15日，一架超大型蘇聯專機降落在美國機場，這架專機實在是太大了，美國準備舷梯都夠不著，赫魯曉夫來了。他先是到美國各大城市逛了一圈，然后在華盛頓與艾森豪威爾舉行會談，即“戴維營會談”。這次會談歷經三天，涉及了雙方關注的裁軍問題，禁止核試驗問題以及歐洲問題。艾森豪威爾還承認了蘇聯是和“美國一樣的大國 ”，可以說氣氛非常的融洽，似乎世界瞬間和平了一般，創造了所謂的“戴維營精神”。雙方還就舉行四大國首腦的再次會晤以及美國總統訪蘇達成共識，赫魯曉夫高高興興地離開了美國。這也標志著美蘇之間的第一次蜜月期達到了高潮。

1959赫魯曉夫在美國

然而，意外來的太快了。1960年5月，一架在蘇聯腹地收集情報的高空偵察機——U-2飛機被蘇聯擊落了，飛行員也被活捉了。蘇聯還公開了所有的證據。但美國堅決不承認，由此蘇聯國內產生了要求對美國更加強硬的聲音，盡管赫魯曉夫百般壓制，他不想因為這件事影響到自己的政治成就，但最終還是不能挽回局面。就這樣美國總統訪蘇和四大國首腦會晤的計劃破產了，也標志著美蘇之間的第一次緩和結束了，對抗再次開啟。

關于這一次的緩和需要有幾個問題說明一下。

一是關于緩和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和美蘇兩國的內部政策有重要的關聯，尤其是蘇聯的主動接近。赫魯曉夫上臺后高舉“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外交路線，積極向西方接近，緩和關系，由此創造了條件。當然根本的原因或許還是當時蘇聯不足以對抗美國，而采取的“緩兵之計”吧。而美國這邊，艾森豪威爾上臺以后以“解放政策”取代“遏制政策”來處理東歐問題也促進了這種轉變。

二是美蘇這次緩和實際上也伴隨著重大危機事件的，1958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但雙方還是最終克制住了，沒有爆發更大的危機。因而這次緩和可以說是緊張與緩和共存的一次接近。

二、美蘇的第二個蜜月期：七十年代的美蘇軍事緩和

第一個蜜月期過了后，美蘇之間的對抗高潮很快就來臨了，即古巴導彈危機。這場危機是美蘇之間最危險的一次，也是又一個對抗的高潮。此后雙方可謂是劍拔弩張，更要命的是核軍備競賽大大加速，美國也在越南積極行動起來，整個六十年代可以說是非常危險的。

但到了七十年代，情況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種變化最宏觀的表現就是蘇聯的實力增強了，尤其是在戰略武器方面蘇聯接近甚至超過了美國，真正的核均勢形成了。另一方面是美國的相對實力下降了，因而美蘇之間的對抗轉變為“蘇攻美守”的態勢，蘇聯掌握了較多的主動權，雙方的政策調整了。

1972年美蘇戰略裝備對比

蘇聯此時是勃列日涅夫掌權，他提出了所謂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大肆向美歐以外的第三世界擴大蘇聯的勢力范圍，還要求東歐各國綁在蘇聯的戰車上。但是他最高明的策略在于對于美歐卻大搞什么“和平戰略”。他制定了蘇聯的總體戰略是：

經濟戰略作支撐，軍事戰略為核心，緩和戰略為輔助。以歐洲為重點，在中東，非洲展開側翼迂回，爭奪戰略要地、資源和海洋通道。以打破美國的戰略布局為目標，奪取美國的戰略優勢。

因此勃列日涅夫高舉“和平綱領”與美國搞緩和，在這個旗幟之下向第三世界擴張，麻痹美國，效果還是比較明顯的。

把“緩和”擺在“鞏固和加強蘇聯和平共處外交政策的首位”，同美國進行友好的對話和談判。

而美國這邊由于自身出了問題（具體的參考小編上篇文章），也不得不實行戰略收縮，對蘇聯也積極采取接近姿態。

1972年5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蘇聯，經過多次談判達成了幾個共識。首先是在軍備問題上，雙方簽訂第一階段限制進攻性武器的條約；政治上達成《相互關系條約》，美國承認蘇聯是“兩個超級大國之一”，承認兩個之間是“平等關系”。此外兩國還就加強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合作達成一系列共識。這可以說是兩大國自從對抗以來最有現實意義的一次交談了，不像第一次那樣只是一種口號。

1972尼克松在蘇聯

1972年的莫斯科蘇美元首會談拉開了美蘇在七十年代的“蜜月期”，打開了第二次緩和的大門。此后兩國元首又進行了多次面對面的會晤。1973年華盛頓美蘇元首會晤、1974年6月的莫斯科會晤、1974年8月的海參崴會談和1979年的維也納會談。這幾次會晤內容大致相同，首先都是涉及到美蘇之間的軍備問題，簽訂了多個關于限制核武器發展、彈道導彈 條約以及防止核武器的條約。除此之外還簽訂了其他關于農業、科技、工業等方面合作或者交流的條約。當然，七十年代的美蘇緩和談判主要是以限制軍事方面為主的。

在整個七十年代，美蘇兩國就限制進攻性武器展開多次對話與談判，還包括美蘇元首之間直接的談判。因此小編把七十年代的美蘇緩和總結為“軍事緩和”。為方便大家更直接的理解，小編列舉就通過自己制作的圖來給大家直觀的感受這一時期美蘇在軍備問題上的緩和成果。

插圖：美蘇在七十年代軍事緩和的部分重點成果

美蘇在七十年代軍事緩和的部分重點成果

由此可知，這一時期美蘇之間的緩和在軍事領域還是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的，也主要是以軍事緩和為主。

值得一提的是，在七十年代美蘇緩和的帶動下，東西方之間的對抗形勢有了一個較大的改變。如1972年11月，33個歐洲國家以及美國和加拿大舉行了大使級別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籌備會。從1973-1975上述國家召開了三階段會議，尤其是1975年在赫爾辛基舉行的首腦會議，這是自上世紀柏林會議以來歐洲國家首腦的首次大聚會，意義非凡。除此之外西德與東歐各國的關系在“新東方政策”的推動下也實現了緩和。

對于七十年代美蘇的“蜜月期”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時期是比較特殊的一種緩和，它是基于蘇聯實力上升和美國相對衰弱的一種美蘇戰略性調整。尤其是集中體現在軍事上緩和，雙方試圖以談判的方式達到一種“核均勢”。因此在整個七十年代東西方關系是比較和諧的，尤其是美蘇之間表現得相當的和諧與合作。

但是，這一時期并不代表美蘇之間就沒有對抗與沖突，他們直接的沖突不多，因此表現出緩和的“蜜月期”，但是蘇聯卻大肆向邊緣地帶擴張。特別是1979年入侵阿富汗以后，美國再也坐不住了，公開表示堅決抵制和反對蘇聯的擴張，于是這一事件也終結了美蘇之間的第二次“蜜月之旅”，緩和再次結束，對抗接著到來。

蘇聯入侵阿富汗

三、美蘇的最后一個蜜月期：80年代中后期的美蘇和解

到了最后這一個階段，蘇聯再也沒有了七十年代的那種“輝煌”，而美國這邊在里根的經濟改革下，美國經濟恢復了 發展。他提出一系列對抗蘇聯的戰略，歷史上稱之為“里根戰略”其中就包括大家熟知的“星球大戰計劃”。美國從科技、軍事、文化沖擊等多個領域向蘇聯發起最后一擊，蘇聯可以說完全不能招架住。于是蘇聯的政策隨著戈爾巴喬夫的上臺而發 生重大調整，也直接帶來了美蘇的和解。

（一）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與外交新原則打開了美蘇和解的大門

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經濟領域進行改革，但是沒有見效，于是他轉而在政治上做文章。1986年1月他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也是斷送了蘇聯的“改革與新思維”主張，他試圖挽救蘇聯，但結果恰恰相反。由此小編不得不想起當年的“洋務運動”。

戈爾巴喬夫主張停止軍備競賽，建立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實際反映出蘇聯向美國主動伸出了“和平的橄欖枝”。

他這一政策的主要主張有這么幾點：一是，認為當前的世界是一個多樣性的統一，也就是意味著蘇聯不再謀求那種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了。二是，核戰爭嚴重威脅人類的生存與安全，暗示要裁減軍備。三是，主張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還是想表達一種合作的姿態。四是，承認資本主義依然具有生命力和前途，這一點直接就把蘇聯陣營的思想給打亂了，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

戈爾巴喬夫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確立了蘇聯新的外交原則：

和平共處的普遍原則；自由選擇的原則、普遍安全的原則、維持兩極體系的原則。

這一系列的操作讓蘇聯內部翻天了。之前還在咄咄逼人的擴張，突然就來這么一出全面的退讓，連東歐國家的體制居然都可以“自由選擇”，這一點都不“蘇聯”。但這種主張卻打開了美蘇再次緩和也是最后一次的大門。

（二）美蘇元首的會晤以及歐洲局勢的大變動

在蘇聯積極表達和解愿望的時候，里根政府認為這也是一個機會。里根從“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靠對抗也不能最終戰勝蘇聯，于是也采用“以接近求轉變”的和平演變方式來化解蘇聯。于是乎雙方一拍即合。

1985年和1988年，兩國元首在日內瓦和華盛頓等地舉行了五次會談，全面開啟美蘇緩和的新時代。雙方就軍備和裁軍問題做出了重大讓步性的妥協。其中就以1985年12月簽訂的《美蘇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也就是著名的《中導條約》為典型。主要內容有：

消除所有雙方達成協議的中程導彈和發射裝置，以及一切有關的輔助設施和設備；最遲在本條約生效3年以后，任何一方都不再有中程導彈、發射裝置輔助設施和輔助設備;在條約生效18個月后，任何方都不再有中短程導彈發射裝置及輔助設施等。

除此之外，在美蘇接近的過程中，蘇聯對東歐的變動也采取了冷漠的態度，尤其是在德國統一的問題上，蘇聯幾乎按照美國的要求促進了西德對東德的統一。因此在歐洲大陸發生重大變化的過程中，蘇聯沒有堅持自己的主張，反而和美國站在一起，不得不說美蘇的這次和解給世界的和平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對此蘇聯也算是做了貢獻。

對于這次“最后的和解”需要說明的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政策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正如著名學者時殷弘老師說道：“新思維的理論核心，可以說是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那個國際社會當作全球統一的國際社會，將蘇聯當作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可以說，這次美蘇的和解是蘇聯的“主動認輸”。而且這次緩和一直延續到俄羅斯時代，蘇聯解體后，美國和俄羅斯繼續進入一個新的“蜜月期”，直到后來，故事又在續寫…

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

四、一點簡單概述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知，美蘇對抗的過程中雙方并不是一直處于咄咄逼人的對抗態勢的，其中還是有一定階段的“蜜月期”。自對抗開始后到蘇聯解體的這近半個世紀的對立中，雙方至少有以上三次大緩和，更不要說其他的一些小合作了。也正是這樣才保證了這數十年總體的和平與穩定。當然，對抗才是這一時期國際關系的主題，緩和只是一種戰略。但是恰恰有了這些緩和戰略才有了在劇烈對抗中的總體安全與穩定，這是不能忽視的一種因素。

參考文獻：

《國際關系史（戰后卷）》 、《戰后國際關系》 、《現當代國際關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