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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需要好好學生,需要更多的「超級個體」。
作者|徐珊
編輯|靖宇
今年秋招,殘酷的現實給了不少頂尖大學應屆生一記重擊:他們苦學四年,目標直指的「分析師」崗位,在一些頭部企業內部已悄然被 AI 接管。
「不是輔助,是取代。」超腦 AI 創始人王佳梁告訴我們,「這還只是開始。最多不超過 10 年,我們熟悉的傳統教育體系,會像一艘泰坦尼克號,在大洋中撞上 AI 這座冰山,然后沉沒。」
王佳梁曾是這艘船上最成功的乘客之一:第一代程序員之子,少年宮編程啟蒙,保送交大,創立的公司成功在紐交所上市,市值高達 10 億美元。
然而,這位「傳統教育贏家」卻在三年前做了一件令身邊人不解的事,轉身成為教育體系的「逆行者」,成立超腦 AI。他開始聚集了一群從中學生到大學生的「不安分」靈魂,學生們不刷題,不內卷,而是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在 AI 重塑一切之前,提前教會下一代應該如何思考、創造,以及如何與 AI 共生。
「家長們還在焦慮怎么讓孩子擠進頭等艙,」王佳梁說,「但問題是,這整艘船,可能正在下沉。」
當船開始下沉,爭奪頭等艙座位還有意義嗎?在AI時代,我們的孩子究竟該被訓練成更高效的工具,還是成為一個無法被算法定義的人?極客公園與王佳梁進行了一場對話,試圖打破這場困局,尋找另一種答案。
01
AI「原住民」
當一項新技術席卷各行各業時,人們常以為它會從邊緣到核心逐步滲透。但 AI 的沖擊軌跡恰恰相反——它首先挑戰的,正是那些經驗最豐富、路徑依賴最深的「老司機」。
「別說孩子們了,就連我這樣一個寫了幾十年代碼的人,剛接觸 AI 編程時,都會下意識抗拒。」王佳梁描述道。那種感覺,就像緊握方向盤的老司機,明知自動駕駛更精準高效,卻仍因「失控的不安」而本能抗拒。「對技術黑盒的不信任,幾乎是刻在骨子里的。」
過去被工程師奉為圭臬的「匠人精神」要求對每一行代碼、每一個變量的完全掌控,但在 AI 面前,這反而成了一種需要放下的執念。「我們習慣把邏輯拆解得明明白白,可 AI 不解釋,只輸出。交出信任,比交出代碼更難。」王佳梁說。
但他認為,工程師們必須親身使用、擁抱 AI 帶來的不確定性,才能真正走向未來。克服慣性依賴后,王佳梁為自己組建了一支 AI 團隊:GPT 是隨叫隨到的「聊天搭子」,Gemini 負責激發靈感的「思考伙伴」,Claude 則成為高效的「工作助理」。
有趣的是,就在「老程序員」們仍在與習慣博弈時,另一群人卻已毫無障礙地躍入了 AI 協作的河流——他們正是還在中小學階段的孩子們。
「他們不知道過去代碼應該怎么寫,也不在乎。」王佳梁說,「他們天然接觸的就是 AI 原生的創作環境。」在超腦 AI 孵化器項目中,他親眼見證一群零編程基礎的初中女生,通過與 Claude 對話和截圖反饋,在七天內從零構建出一個名為《爺爺的蛋》的多智能體 RPG 游戲。「她們沒有『這應該怎么寫』的包袱,只有『我想做什么』的沖動。AI 對她們而言,不是替代,而是延伸。」
然而,并非所有學生都意識到了這種力量。許多人仍停留在用 AI 查資料的階段,一些學校的課程也僅停留在工具使用的淺層教學。
但中學生正處于一個獨特階段——既有豐富的想象力,又初步具備思考如何落地的能力。「他們去嘗試不同想法時,試錯成本遠低于成年人,對技術的理解能力又遠高于小學生。」這或許也正是時代賦予這一代人的獨特機遇,他們不需要經歷數字時代的技術遷徙之苦,而是生來就站在AI大陸的「原住民」。
而夾在「老手」與「新人」之間的年輕一代——大學生與職場新人,則站在一個時代的十字路口。
他們既可以在傳統教育體系中繼續「續命」幾年,也有機會選擇從零開始選擇擁抱 AI。王佳梁覺得,他們有機會成為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AI 原生超級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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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正在討論項目細節|圖片來源:超腦 AI
到底什么樣的人才能成為新時代的超級個體?王佳梁認為,這不取決于年齡,而取決于你是否具備三種核心能力:強烈的好奇心,與 AI 的協作能力,跨領域的深度認知。
「未來,人的工具化價值會越來越低。」他強調。當 AI 能執行大部分任務,解決大部分難題,甚至做的比人更出色時,人類的角色將更專注于提出問題(好奇心)、提出需求(動機),審美和品味(選擇)——這些無法被 AI 取代的人類獨特價值。
未來的組織形態形態也將會被重塑。王佳梁預言,我們將告別金字塔式的層級管理,轉向「超級個體 + AgentAI」構成的去中心化協作網絡。極端來看,未來工作可能大致只有兩類:一極是高度自主、勇于創造與定義的「超級個體」,他們借助 AI 實現一人就是一個團隊;而另一則是提供情緒價值、人際陪伴與精神支持的「關懷型角色」,如教練、冥想師、藝術療愈師等。「這兩種角色都很難被 AI 替代,因為它們的存在是基于人的主體性、情感與意義感。」
當我們還在探討AI未來圖景時,一場就業市場的結構性變革已經在大洋彼岸成為現實。
哈佛商學院最新報告指出,率先應用 AI 的企業中,初級崗位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最令人警醒的是,受影響最深的并非低技能崗位,而是那些來自中間檔次院校的畢業生——他們曾憑借專業技能獲得體面收入,如今其工作內容恰好落在 AI 高效替代的區間。像是 TikTok、Meta 等公司的數據標注團隊們,如今正在成為第一批被 AI 替代的對象。據裁員追蹤網站 Layoffs.fyi 的統計,僅 2025 年上半年,全球科技公司就已削減了近 10 萬個職位。Salesforce 首席執行官馬克·貝尼奧夫更是直白地說:「AI 技術讓我們對客服團隊的需求直接減少了 4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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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學院報告顯示一些低級崗位正在「消失」|圖片來源:SSRN 官網
或許,巨輪早已開始緩緩傾斜,冰冷的海水,已然漫入船艙,大部分人正在拼命涌向尚未沉沒的甲板,爭搶著那些即將失去價值的位置,但傳統教育體系這艘巨輪即將沉淪的命運已成定局。
「我們必須盡快找到救生艇——那艘救生艇,就是 AI 時代教育轉型的錨點。」王佳梁談起創辦超腦 AI 孵化器的初衷,正是希望打造一艘這樣的「救生艇」:不教孩子如何被 AI 替代,而是教他們如何與 AI 共生,支持他們打造屬于自己的人生方舟。
那將不再會是一艘巨大的諾亞方舟,而將會是一個個體艦隊。每個人,都將是自己小船的舵手,在 AI 涌動的海流中航行。
02
「教育的本質就是黑客松」
當科技巨頭與開發者社區紛紛將黑客松視為技術普及的賽場時,王佳梁與他發起的「超腦 AI 黑客松」,卻選擇了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不教授技術,而是重塑人與技術的關系。
「許多機構的黑客松重在技術應用,社區的則偏向技術分享。」王佳梁如此定義自己的不同,「而我們,是幫助 10 后重新思考:在未來,人應如何與技術相處。」
這一理念,從遴選環節便開始貫徹。一場 40 分鐘的深度面試,問題不再是「你會什么」,而是「你做過最瘋狂的事是什么?」——許多孩子與家長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似乎從未真正思考過這個問題。
「教育應當有教無類,但在早期,我們需要找到『同頻』的人,才能讓改變繼續發生。」王佳梁坦言。這種「同頻」,無關技術能力或學業成績,而在于內在的驅動力與自主思考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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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腦 AI 黑客松比賽,最右側為超腦 AI 創始人、上海交大人工智能校友會秘書長王佳梁|圖片來源:超腦 AI
在這里,教育成為一場關于「主體性」的喚醒實驗。王佳梁援引心理學的「自我決定論」指出,人的內驅力源于三大支柱:自主感(我能做主)、勝任感(我能做到)與歸屬感(我被連接)——這也正是超腦 AI 試圖系統化賦予學生的底層能力。
「過去,創意落地需要漫長積累,學生難獲即時反饋。但 AI 讓『創造』觸手可及,」王佳梁說,「它賦予學生強烈的勝任感,從而激活了內在的好奇與驅動力。」
這種轉變在孩子們身上清晰可見。「我以前總是想得多做得少,但在這里,我學會了有想法就立刻行動。」初中生的 Mike 在活動啟發下,自學了 HTML,為學校開發了一套班級作業系統,并持續迭代至安卓與 iOS 版本。「現在遇到問題,我會先思考痛點、機會與解決方案,」Mike 說,「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徹底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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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為學校打造的作業管理系統以及限制交易平臺|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更有一位初中女生在參加完超腦黑客松后備受鼓舞,主動組織起大學生與高中生團隊,共同開發音游項目。
當然,并非所有孩子都會走上這條道路。王佳梁坦誠,在早期階段,因為資源有限,他們會進行分層篩選:在近百位申請中,33 位參與了超腦暑期的線下黑客松,而只有不到 10 位進入下一輪的「線上黑客松」。超腦 AI 最近正通過周末的線上共學,增加學生們對 AI 的持續學習、思考以及自由創造。
「我們不是要找『小天才』,而是在尋找那些擁有生命力的靈魂。」王佳梁覺得超腦 AI 的價值在于啟發和點燃,「有些人會在這個過程中成為未來的『超級個體』——也許這個比例在普通人群中是萬分之一,但在我們這里,可能達到十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在他的觀察中發現,目前重視AI教育家長們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自身有創業或科技背景的家長,能夠感知到 AI 的巨變;另一類則是在接觸黑客松后,逐漸認同「AI 將重構教育」理念的普通家長,他們更尊重孩子們的興趣選擇。
一場黑客松,影響的往往不止一個孩子,而是以他為起點,輻射至整個家庭——這個社會最基本的單元。許多家長在孩子的感染下,也開始使用 AI 工具,重新理解技術的邊界與可能。
回望教育的本質,王佳梁認為,AI 時代的教育不應止于消除「信息差」,更要滋養孩子的「生命狀態」。「我們交付的不是技能,而是一種在創造中學習、在挫折中迭代的勇氣。當教育的重心從『灌輸答案』轉向『激發好奇』,每個孩子都有機會成為駕馭未來的舵手。」
或許,這正是 AI 賦予教育最深刻的啟示:它迫使我們回歸教育的本源——不是培養更高效的工具,而是喚醒更完整的人。而黑客松,不過是點燃那簇向內生長之火的第一粒火種。
03
人性的不完美,反而是「最后防線」
當大多數人還在學習如何向 AI 發號施令時,先行者已進入下一個階段。他們不再視 AI 為工具,而是將其作為「思考合奏者」。像 Vibe Coding 這類 AI 原生應用的興起,意味著人機協作正從執行命令走向共同思考,甚至我們和其互動的方式也被精簡掉一切,僅剩下一個對話框。
「但現在大多數人,其實還沒真正學會怎么和 AI 說話。」王佳梁在和我們聊天時,提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視角。
他舉了個例子:很多人抱怨 AI 理解不了自己的需求,卻很少意識到,問題可能出在我們自己身上。「和 AI 對話,就像和一個剛認識的工作伙伴磨合——你得先給它足夠的背景,它才能真正懂你。」這或許就是為什么像 Plaud Note Pro 這樣的工具開始受到關注,它們試圖解決的,正是如何把真實世界的完整上下文傳遞給 AI。
但更關鍵的,或許是向AI提問的方式。王佳梁打了個比方:「如果你一上來就要求 AI 給你一個完美答案,就像在創意會上老板直接要求『十分鐘給我個驚艷的方案』——結果往往很平庸。」
他分享了自己的做法:先讓 AI 扮演不同的角色來反問自己。「讓蘇格拉底來質疑你的問題,讓投資人來挑戰你的商業模式,讓哲學家來追問你的價值假設……這個過程看似繞遠路,卻往往能打開你從沒想過的思路。」
這一切的背后,真正的驅動力是什么?王佳梁認為是人的好奇心,以及由此生發的提問的智慧。這些才是 AI 無法替代的、屬于人類的特質。
那么,當AI越來越強大,人類不可替代的價值到底在哪里?
王佳梁的答案令人意外地溫暖:「未來十年、二十年,AI 可能依然學不會喬布斯對產品那種近乎偏執的審美,也理解不了為什么我們會為一首詩的意境落淚。」他相信,人性的不完美、個人獨特品味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接,將成為人類最后的防線。
新的時代價值認知也會重塑我們對成功的理解。「工業時代要求我們磨平棱角,但 AI 時代恰恰需要保留那些『不合時宜』的特質。」王佳梁說,未來最稀缺的,可能是那些能同時在理性與感性世界穿梭的人。「社會正在從單一的價值觀轉向多元共存,這意味著每個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獨特的存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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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腦 AI 活動現場|圖片來源:超腦 AI
說到這里,他笑了笑:「如果有人問,該讓孩子學什么才不會被 AI 淘汰?我會說——學哲學。正因為 AI 能給出幾乎所有問題的『答案』,不斷追問和構建意義感,才成了人類最寶貴的財富。」
但面對這樣的未來,如今的教育體系卻顯得格外滯后。作為三個孩子的父親,他的語氣變得誠懇:「我不敢說自己知道什么是完美的教育,但我很清楚什么是不對的。如果明知這條路通往的是『拼命擠進名校,畢業后卻發現自己學的東西已被 AI 取代』,那我們為什么還要繼續?」
未來我們該如何教育孩子們?他的建議樸素得讓人觸動:「與其在沉船上爭奪更好的位置,不如早點學會游泳。帶孩子去感受真實的世界,陪他們做看似『無用』的事——捏泥巴、發呆、漫無目的地散步。對世界的真實感知將會是比任何技能都珍貴的東西。」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教育的危機是全球性的,不僅限于中國,不僅限于亞洲,但王佳梁在與其他國家的教育者交流中發現,東方的教育體系確實可能面臨著更嚴峻的挑戰。「不過,」他的語氣堅定起來,「好在越來越多人開始覺醒,正在從培養『更高效的工具』,轉向喚醒『更完整的人』。」
*頭圖來源:超腦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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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客一問
你認為 AI 會對未來的教育,
產生什么影響?
為什么說 AI 時代,用戶隱私是非常重要的事,這永遠是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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